他在中南海住处的藏书有9万册；
收集有20个版本的《红楼梦》，叮嘱同志要想评价《红楼梦》，须读5遍以上；
23岁时给友人列出要读的77种经、史、子、集；
24岁时读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写了12000字的批注；
读了17遍《资治通鉴》；
……
这些，都是与毛泽东有关的读书记录。
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一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
毛泽东曾说：
“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属于一种兴趣和达到自己追求的途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是一种职业习惯；对毛泽东来说，读书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甚至是一种历史责任。
今天（2024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们重发《毛泽东是怎样读书的？》，以“读书”为线索，联系毛泽东实际而不为书所拘的读书方法，探寻他“读与用”的智慧，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读书的视野，要超越“大路货”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36年7月，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毛泽东在保安县会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两人对谈中，聊到了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驳斥，他的说法是：
“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火星？铁路？威尔斯？
恐怕只有科幻迷能迅速反应过来，毛泽东这是引用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作品中的描述，进行了反讽。
要知道，当时的年代，中国阅读威尔斯作品的人本来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毛泽东不仅读了，还要用上，极为难得。
除了读外国科幻作品，毛泽东对于中文书籍的涉猎更是广泛。
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20世纪20年代经鲁迅推荐，渐为人知。
这是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
晚年他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说明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一直以来，毛泽东是出了名的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广，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很少去关注的书。
既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也看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可以说，其阅读视野常常是越出各知识领域的“大路货”的。
为什么？
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
想在本领上“进货”，读书也许不是充分条件，但一定是必要条件。
尤其是对于毛泽东这种实干家，他的阅读动力，可以用他自己那句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来概括：“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
这就给人启发，如果把毛泽东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大事业、大追求中理解，答案或许会更为准确一些。比如：
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做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地针对3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在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东西；
……
但这些就足够了吗？
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阶段性目标或课题的简单相加，革命和创业的方法论之外，这个世界还有人性、幽默、情怀……所以毛泽东在《茶花女》、各种笑话集子甚至小人书中也磨练认知。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这种超越常人，甚至不乏“偏僻”的阅读面，给了毛泽东极复杂的视角看待问题，一层之上，还有一层。
很多时候，我们在过滤“闲书”“杂书”，划定“正统”的时候，实际上也主动放弃了思考的复杂性，切断了可能的风景。
殊不知，真正的高手，能怀着“致用之心”，在广泛不拘的字里行间筑起高楼。
读书的脑子，
不是别人的跑马场
“列宁和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64年在北戴河的谈话中，毛泽东曾经提到自己早年的读书经历：“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
再后来，《盛世危言》和一本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唤起了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
他对斯诺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那之后，毛泽东读书的目的性和责任感都变得极为明确。
这其实反映了很多人阅读的共性：
第一阶段，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漫无目的去读书，读完也留不下多少内容。
第二阶段才开始有目的地去阅读，开始了解自己的兴趣、倾向和需求，开始积累阅读量。
许多人现在都处于第二个阶段，但这个阶段，也是最容易盲信、盲从的阶段。很容易把某几本书里的话当成金科玉律，用它去理解世界、解释世界，甚至去规范世界，觉得世界应该按这个模式运转。
可惜，“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读书，不是让我们把大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而是要广泛地、大量地去阅读，把更多的书纳入同一个主题里面，让它们在里面彼此碰撞、对抗、融合，最终留下来自不同渠道的精华信息，来“为我所用”。
怎么做到？思考、思考、还是思考。
如何在阅读的过程中保持思考，毛泽东有3点诀窍：
1. 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
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
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
“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毛泽东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的批注
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
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
毛泽东同样对《资治通鉴》研究颇深，他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晚年，毛泽东与孟锦云谈论《资治通鉴》时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啊！我读了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2. 同题材内容的书，不同观点对照着读
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
毛泽东当时要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
关于《楚辞》，毛泽东在1957年12月一次性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
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
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
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5000册。毛泽东批示：“5000册太少，应出10000册。”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3. 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
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
“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
不妨看下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之规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录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5卷，收录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
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1917年下功夫读过的一本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后被同学借走，借书的同学在1950年“完璧归赵”时，毛泽东才发现，10万字左右的书，自己竟然写了12000字左右的批语，尽情抒发做什么人、怎样做人的阅读体会。
1944年，在《学习与时局》（收录于《毛选第三卷》）中，毛泽东提到“列宁和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
而读书与思考，正是天下最相得益彰的组合。
读书的终极，走向人格
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是大作为。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不少是人亡政息。
贯通古今、识见深远、影响广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好思考，进而在思想理论上有建树和创造的人。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把古往今来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分成两类，一是“办事之人”，一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办事直指实践，读书学习的理论绝不能不跟实践相结合，这在一切事业中都适用。
《毛选》第一卷中就说得很明白：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
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我们可以将阅读和实践都看作读书，一本“有字之书”，一本则是“无字之书”，不论毛泽东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实干家，都用著述和行动极尽强调过二者融会贯通的重要性。
但就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毛泽东在“办事之人”的上缘，将“办事而兼传教之人”立为了理想的人格楷模，理由是后者道德学问和事功俱全。
对这种理想人格的看重，好像是一条伏线，影响到毛泽东后来的一些想法。
比如：
他的诗词代表作《沁园春·雪》直陈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
再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打算退出一线，理由就是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考虑理论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晚年讨厌强加给他的“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却独独认为可以保留“导师”这个说法，理由是在英文中，导师和教师是一个意思。这个保留，很耐人寻味。
因此，毛泽东从酷爱读书，到提倡读书，最后开始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这一系列走向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其实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循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
或者我们下一个更直白的定义：领导力，就是要激活人格。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一点极为重要，毕竟在他看来：“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因此，从读书走向编书、荐书、讲书，就是走向人格，走向毛泽东“办事而兼传教”的理想终极。
老话说“你能做成多大的事，取决于你发了多大的愿。”
对于创业者来说，不读书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可以。
那更进一步，不读书能不能成就一番伟业？我想不能。
因为读书的终极，是走向人格，人格的共鸣，才铸就伟业。
结语
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
1959年，他再次讲：“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
这种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刻也停不下来。
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
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
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7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
毛泽东是怎么样读书的？
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活到老，读到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