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给了我们什么？或者说我们从生活中看到了什么？没有人能给出来确切的答案，但是每一个参与生活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事物的整体观感总是会因为观看者的不同而有差异，生活也是如此，当不同的人看到同一种生活的时候，自然会流露出来不一样的感触，当这些感触都被呈现给观众的时候，一部优秀的电影就此诞生了，然而当这些感触逐渐的单一化，刻板化，印象化之后，艺术也就死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生生长流》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多元化的视角之下，我们看到的远比单一的印象更加丰满。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地震过后，曾经执导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导演非常挂念影片中的小演员，于是，他开车带着自己的儿子去往影片的拍摄地，此时此刻的震中。一路之上，他看到的是地震过后的人们生活的惨状，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地震过后的人们的坚强。虽然最终没有找到小演员，但是这个导演看到了伊朗人民面对灾难的坚韧顽强。
《生生长流》是一部洋溢着生活气息的电影，同时也是一部将教化育人渗入进艺术载体中的一种表达。面对灾难，创作者的视角并没有被局限在灾难本身，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延伸，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呈现出灾难之后的国民的坚韧。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我们思考的并不是创作者在本片中所采用的视角，而是创作者为何能看到不同。
不论是我们所推崇的西方叙事，还是我们所诟病的内地叙事，两种叙事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宣传，既然是宣传，就要必须遵从某一种给定的逻辑框架，最终，宣传的作用有大有小，但是宣传的框架却无法逾越。在给定的框架中，我们不论是做任何推陈出新的方法都不免画地为牢，因为思想没有延伸，即使是创新了，也是在给定的框架中戴着镣铐跳舞。这里不仅仅是在说我们所诟病的“主旋律”电影，而是说所有的被给定框架限制住的影片，这其中也包括我们所推崇以及向往的西方电影。
因为被推崇，被向往，那些所谓的优秀影片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叙事的结构化。比如在叙述灾难的时候，总是要将个人放大，然后其中凸显一些英雄主义，比如在叙述战争的时候，总是要将个人放大，其中在凸显一些英雄主义，比如在叙述正义的时候，总是要将个人放大，其中再凸显一些英雄主义，内地的叙事稍有进步，因为凸显的放大的并不是个人，而是集体。
然而不论是西方叙事，还是内地叙事，本质上都是有所偏倚的，因为整体性给出了一个框架，所以，不论什么形式的影片，总是免不了在这个框架内发挥，而《生生长流》给出的可能以及让观众们看到的不同点在于他没有偏重，对于大地震，创作者看到的并不单纯是灾难，而是灾难过后人们面对自己的家园塌陷的乐观积极的一面。
这个时候会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在很多的影片当中看到这种理念的渲染，但是不同于别的影片的是，本片并没有对于一开始的目的过分的进行渲染。比如说创作者给出的主线是导演寻找曾经的演员，如果这是别人拍摄的影片，一定会对于这个演员多一些定义，或者是演员本身具有某种光环，或者说演员所在的村庄具有某种光环，这些都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目的地自然是这个演员或者他所在的群体，但是本片的创作者并没有这个显著的目的性，虽然是寻找演员，但是最终却没有用结果来衡量。
这是一种比较不一样的概念，我们很多的创作者并不惜惯于给一部影片营造一种随遇而安的氛围，甚至于观众们也不愿意接受一个漫无目的的结果，但生活并不总是有结果，所以我们才会从电影中找到安慰，然而当电影业无法带给你结果的时候，你又将何处去？
创作者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所有人，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这无疑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太在意结果的时候，我们丢掉的不仅仅是结果。我们对于一件事情下了判断之后，我们在意的也不仅仅是结果，因为有了结果之后，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个故事是圆满的，而是意味着这个形式是可以复制的，在没有创新的时候，稳妥总是不会出错。
这或许是很多当代的电影所不具备的一种理念吧，复制粘贴性质的拍摄让拍摄的本身失去了意义，我们看不到生活的很多面并不是因为生活没有很多面，而是因为生活的很多面并不被人看见，当我们执拗于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或许我们已经失去了创造的可能。然而失去了创造的艺术还能叫艺术吗？因此，电影有时候也仅仅是电影。这并不值得很多电影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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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