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守势。而中国虽说在珍宝岛让苏军铩羽而归，但苏方部署在边境的百万大军依然让我国倍感压力。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1969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委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以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达想要和解的意愿。
为了改善中国的外交环境，毛主席在一年后给予了回应，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闭幕后，中国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乒乓外交”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始，这也意味着在美华人返回故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乒乓外交”的消息传到美国后，杨振宁喜出望外，立即预定了一张回国的机票，虽说身在美国，但他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发展。
同窗好友的不同选择
杨振宁回国后，最想见的便是自己的同窗好友——邓稼先，两人都曾赴美留学，但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邓稼先与杨振宁早在中学时期就认识，两人算是同乡，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杨振宁跟随家人来到了北京生活，两人因此短暂分别。
虽说不久之后邓稼先也来到了北京，但两人家庭住址相隔比较远，杨振宁住在清华大学职工宿舍，而邓稼先住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个胡同，两人并没有太多交集。
1936年，邓稼先考入了杨振宁所在的崇德中学，两人的友谊在此得到了延续。其实邓家和杨家父辈就算是好朋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都曾在海外留学，之前就没少打交道。
所以杨振宁对这个小两年级的学弟非常照顾，两人都对数学和物理比较感兴趣，邓稼先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杨振宁。
除了学习之外，两人还是比较好的玩伴，据杨振宁晚年回忆，自己与邓稼先小时候经常一起弹玻璃球、爬树。
但是，两人相处了一年多便再次面临分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迅速沦陷，崇德中学被迫停课，杨振宁不得不跟随父母南下躲避战乱，但日军侵略的脚步远比他们逃难的脚步要快，杨振宁一家先是在安徽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继续南下，定居在了昆明。
邓稼先一家则是继续留在北平生活，但是满怀爱国热情的他并没有当日本人的顺民。日军进入北平后，为了耀武扬威，逼迫城中百姓手持日本国旗夹道欢迎，并且家家户户门外也要悬挂日本国旗。
邓稼先看见“膏药旗”气就不打一处来，有一次，他忍无可忍，撕毁了一面日本国旗，然而这一幕正好被一名保安队长看见，保安队长为了向日本人表忠心，向宪兵队告发了这件事。
幸亏邓父的一个同僚提前将这件事告诉了他，邓稼先一家才有充足的时间离开北平。
邓稼先与父母乘船途经上海、香港、越南等地，最终来到了昆明。受战争影响，清华、北大、南开等高校转移到了内地，并合并为西南联大，有幸邓稼先和杨振宁都考入了这所名师云集的高校。
大学毕业后，杨振宁获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三年之后，邓稼先也登上了赴美的轮船。
由于邓稼先刚到美国时，人生地不熟，经济方面也比较拮据，所以在生活上没少向自己的好大哥杨振宁寻求帮助。
在美国学习期间，两人均学业有成，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但是到了1950年，两人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虽说中国暂时没有出兵朝鲜，但美国时刻注意着中国的举动，归国的大门随时都可能关闭。
中国出兵朝鲜前两个月，邓稼先登上了归国的轮船，当时距离他拿到博士学位刚过九天，假如钱学森当时也能与邓稼先同行，可能也就不会有后来艰难的回国历程。
与两位爱国学者一样，杨振宁也十分希望能够回到祖国，但考虑到研究的课题暂未结束，所以只能暂缓这一计划，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一决定险些让他与同窗好友分道扬镳。
爱情事业两丰收
在美国学习期间，杨振宁师承物理学家泰勒，泰勒称赞他是：“我所遇到过最聪明的学生。”
在泰勒的帮助下，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又前往了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博士后。
在普林斯顿大学，杨振宁又结识了诸多物理学泰斗比如费米、爱因斯坦、奥本海默、李政道等，他的研究方向为粒子物理学。
量子力学是粒子物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名鼎鼎的薛定谔方程就是出于量子力学。但是薛定谔方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一方程只能在非相对论的情况下才具有适用性。
经过杨振宁和米尔斯的合作，杨米方程问世。杨米方程弥补了薛定谔方程的局限性，这一方程能够描述相对论情况下的粒子行为，它的出现让人类对微观世界的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了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假说，简称“杨李假说”，一年之后，该假说被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通过实验证实，杨、李二人凭借该假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也成为了首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除了科研工作上有所成就外，杨振宁在感情上也顺风顺水。有一次在中餐馆吃饭时，他遇到了一名华人女子，这名女子看上去很面熟，两人目光对视后，女子吃惊的大喊一声：“杨助教！”
原来当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杨振宁曾留校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助教，这名女子当时还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故人相见，分外热情，两人坐在一起聊了好久，这名女子叫杜致礼，大学毕业后她也赴美深造，因此两人才得以相遇。
值得一提的是，杜致礼的父亲正是抗日名将杜聿明，大概因为是名将之后，杜致礼性格豪爽，这让她与沉默寡言的杨振宁形成了性格互补，两人的交往也日益密切。
在学习和生活上，杨振宁也经常给予杜致礼一定的帮助，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1949年，杨振宁与杜致礼在美国结婚，证婚人是前清华校长梅贻琦。
结婚之后，杜致礼成为了杨振宁的贤内助，杨振宁能够在学术领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离不开杜致礼背后的支持。
虽说杨振宁在美国事业、爱情两丰收，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在中国。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杨振宁与合作伙伴李政道因为署名问题产生了纠葛，两人关系一度决裂，杨振宁少了一个能说心里话的人。
每当自己思念故乡，他都会拿出报纸看看中国发生的大事，并把一些最新消息分享给妻子杜致礼。杨振宁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他瞬间被这一消息震惊。
当年自己的同门师兄奥本海默为了搞出原子弹用了七年的时间，中国一没技术，二没设备，凭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搞出了原子弹？
杨振宁一度以为这是中国为了迷惑美国，释放的“烟雾弹”，直到1971年回国，他才感触到新中国科研人员的伟大。
心系祖国
“乒乓外交”之后，杨振宁迫不及待的回到了阔别已经的中国，作为老朋友，邓稼先接待了他。
由于在美国时杨振宁就已经听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师是邓稼先，所以他怀着疑惑的心情询问邓稼先：“原子弹真的是中国人民自己搞出来的？”
由于当时杨振宁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而且当时中美关系刚刚正常化，所以回答杨振宁的问题时必须慎之又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这可难为了邓稼先了，他是个出色的物理学家，但不是一个外交家，面对杨振宁这个问题，邓稼先只能说：“这个问题我暂时不能回答你，你先走吧。”
与杨振宁辞别后，邓稼先立即给周恩来汇报了接待情况，并将杨振宁的问题复述了一遍，请教如何作答，周恩来只说了五个字：“如实告诉他！”
得到周恩来的答复后，杨振宁连夜给杨振宁也了一封信，杨振宁阅读这封信时，他已经坐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
研究原子弹时，中国正逢自然灾害，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又撤走了所有专家和设备，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为了原子弹工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们扎根于西北戈壁，靠手中的算盘打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
得知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艰辛之后，杨振宁泪流满面，他究竟为什么会哭？是为当年没有支援祖国建设而感到悔恨，还是为祖国取得如此成就感到激动？这一点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
其实国人对杨振宁的非议一直比较多，尤其是82岁时娶了28岁的翁帆之后。
但是，相比于晚年的婚姻，最让国人难以接受的是，杨振宁早年加入美国国籍，年迈之后又回到中国养老。其实这些人只是对杨老有一定的误会。
杨振宁当年没有选择回中国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杨振宁的岳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
虽说杜聿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解放战争中也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淮海战役被我军击败后，杜聿明在功德林接受改造，如果杨振宁回国，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
第二，杨振宁所研究的方向更偏向于理论物理，而钱学森、邓稼先等人则是偏向于应用物理。
应用物理方面的研究转化为成果的难度相对较低，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应用物理的需求程度要远比理论物理要强。
第三，当时的中国设施落后，暂时没有能力为杨振宁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如果杨振宁回国，也就意味着他之前对物理学的研究宣告中断。
至于后来加入美国国籍，也完全是为了科研。当时杨振宁已经是物理学领域金字塔顶端的人，美国许多研究院的实验室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外籍人士进入，为了能够持续自己的研究，杨振宁只能忍辱负重，加入美国国籍。
从此之后，杨振宁“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杨武之的教诲：“血汗应该洒在自己国家的国土上。”
老丈人杜聿明在他获得诺贝尔奖后也写信提醒他：“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这是民族的荣耀，你要注意政治。”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杨振宁第一时间回到了中国，虽说拿着美国护照，但他的心始终面向中国。
他带回中国的不仅仅是前沿性的知识，还有自己在美国工作多年攒下的资金，据统计，他共为清华大学捐赠了六百万美元，全国范围内协助建立60多座一流物理实验室。
至于婚姻，我们就更没有评论的资格，法治社会人人享有婚姻自由。翁帆曾公开表示：“我非常崇拜杨先生，所以爱上他也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杨振宁也说：“翁帆把我照顾的很好，我们的婚姻是成功的。”
如今的杨老已经年过百岁，并且已经恢复了中国国籍，只希望他能够健康长寿，目睹祖国的日益强大。
结语
什么是爱国？爱国应该体现在行动上，而不是体现在嘴上，义和团式的爱国主义非但不会让祖国更加强大，反而会把祖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是不是一名合格的中国人，从来不体现在护照上，只有心系祖国，随时随地愿意为祖国奉献，才堪称一个合格的中国人，杨老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国家对他的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