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彭总来了
1950年10月8日，东北军区又派来了专列来接我和军政委周彪同志。高岗司令员派来的秘书、参谋各一人，请我和周政委立即上车，到车上吃晚饭，争取时间赶赴沈阳。
我估计这次大概要过江了，便忙将我们准备好的汇报材料带上，带着作战处长候显堂和警卫员等上了专列。晚餐后，我们三个人，围坐在桌边谈起了对当前情况的认识和估计。我说:“这次会议可能是下令过江执行任务了。”当时我们知道，第一次过江的部队有38军、39军、40军、42军，炮纵的1师、2师、8师。我说:“我们军是1945年底组建的7个团，1946年春末夏初建师，1948年建纵队，1949年初改称国防军42军，与其他军相比是年轻的。虽然我们军的历史较短，但它也是经过了严酷的战争考验的，是能战能胜的。我对它是有信心的。”周政委、候处长都同意我的看法。
在谈论中，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比较充分的。从时间上来说，我们比其他三个军早集中了一个多月;我们的兵员比他们充实，我军当时有五六万人，其他军不过四万多人。从装备上来看，我军装备与其他军比是差不多的，其中124师的装备优于其他师，全部美械化，125师、126师稍差一些。
再从集训干部的情况来看、部队思想是稳定的，战斗情绪是高涨的，求战意识是高昂的，我们做了有针对性的集训干部和训练了部队。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战争的认识上，是上下同欲，官兵一致的。在准备工作上，打了个好的基础。这次作战对象美帝国主义究竟还是个新的对手，过去未交过锋，对美.、英、法军队的实战情况摸不清，我们必须掌握此点作利弊权衡，在实战较量中把它吃透。对以上这些看法，我们3个人是一致的。我们的思绪随着列车飞速奔驰而前进，间题越想越深，我们代表着全军战士的心情，奔向沈阳。求战、胜敌、过江、出征，是压倒一切的主题。
到达沈阳时天刚破晓。我们在秘书、参谋带领下下火车到沈阳市的“协和”宾馆下榻。早餐时，兄弟部队的领导亦到达了，大家互相打招呼，热烈地问候，边吃边谈。谈得正欢时，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同志来看大家，一见到贺副司令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间:“我们是不是来接受渡江任务的?"
贺副司令员满面笑容，与每一个人亲切握手，笑着说:“我们大家都上楼去吧，上楼以后就明白了!"我们随贺副司令上楼后，一眼就看见彭老总，与高岗坐在那里等我们。见到两位首长，大家一下子变得肃静了，这些军、师级军官精神饱满地致举手礼。见到彭总我的心里觉得暖烘烘。对彭总，既感到对他的尊重，又感到亲切。彭总的表情，既严肃又和蔼，看到他就会给人以战胜敌人的力量。他神采奕奕端端正正地坐在会议桌的一端，招呼大家来坐。贺副司令员将我们四个军和炮纵的军长、政委、司令员等，一一地介绍给彭总。
彭老总，是我军创始人之一，又是我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
我早就知道他是平江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是红军反国民党“围剿”的领导人之一，亦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主要军事指挥员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已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副总司令了。在解放战争期间，率领西北野战军转战西北战场，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胜利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在党内外、军内外，是深受群众崇敬的、颇有权威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毛主席曾称赞彭总诗曰:
“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虽然彭总早已是在党内外声威卓著的我党我军的领导成员之一，但我却是第一次与彭总直接见面，我感到特别高兴。我深深的感到，能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彭总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这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是十分光荣的，是十分荣幸的，而且亦是必定胜利的。大家坐后，以响亮的掌声，热烈欢迎彭老总。
会议由高岗司令员主持，他先让彭总讲话。彭总说:“我是来听听你们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的，大家先讲吧。”他又说:“谁先讲，”稍一顿，“按次序来吧。”高岗司令员说:“好，按38军、39军、40军、42军、炮纵的次序来吧!”这样，38军先汇报，轮到42军时，已经是下午了。我首先将我军的组建情况和战斗历程，向首长们作了介绍。接着又汇报了我军近三个多月以来的准备工作情况。彭总对我的汇报，听得很入神。我讲的中间，高岗司令员曾经几次打断，彭总却表示说:“让他讲吧，他讲得很好嘛!"我讲了各方面的情况后表示:“部队求战情绪高涨乍出国准备就绪。还有个别问题未得到解决，影响不大。”
彭总插话问:“是什么问题?’’
我回答说:“是背包带，还未解决落实。”
彭总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如背包带解决不了，就会影响每个战士的行动，也就会影响全军的行动。
彭总问:“你计算过吗，需要多少布匹?”
我回答说:“每人一条背带，全军需要50匹一60匹布”。
彭总问:“东北军区库存有多少?”
贺晋年副司令说:“库存有100多匹。”
彭总认为四个军，一个炮纵，都需要解决背包带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战士行动方便。他马上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国务院解决，调拨布匹用火车专送到各军驻地，解决了背包带这个虽小却很重要的问题。
我趁机提出:“我军反坦克的武器少些。”
彭总说:“你军火箭筒不是很多吗?’’
我回答说:“与其他军相比，可能多一些。”
彭总:“什么口径?’’
我回答说:“有30的，有40的。”
彭总听了我的汇报很高兴。接着由周彪政委汇报我军政治思想准备工作的情况。
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1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13兵团政治部主任杜平、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桓等。
汇报完以后，彭总讲话:“这次出国作战，我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侵略我国的战争，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各军都作了准备，在全军树立起了战争必胜的信念和敢战善战的信心。”他再次强调，要多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把问题想得多一些，把问题解决在遇到困难之前，一定要谦虚谨慎，把问题想得周到入微。彭总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尊重朝鲜领导，团结朝鲜人民军，爱护朝鲜人民的利益，教育部队战士，要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要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是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既要教育部队树立战必胜的信心，又要估计到可能遇到的困难或挫折。‘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军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加强团结，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会议结束。我和周彪政委怀着急迫的心情，匆匆赶回部队，立即召开军党委会议，报告“彭老总来了”这个特大的喜讯，传达了会议精神和彭总讲话。与会同志听了以后群情振奋。许多人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也心情激动地站起来，向心情激动的军党委成员们说:
“同志们，这次会议讨论得很好，我再提个建议，供党委同志们讨论。
“彭总是我军副总司令，他对全党、全国、全军情况是了解的.但对我们这支新军的素质，就不可能了解得很充分，我们要用实战表现赚得彭总的嘉许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胁从军。他们是现代化的军队，是有原子弹的军队。过江以后遇到新情况和敌人的动态，要及时上报，以作防范和准备。再者我军出国作战，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要发扬我军善于战胜困难的顽强作风，积极克服，不能给兵团，更不能给彭总提困难!”我的这一番话鼓动了党委成员们，126师政委车学藻、125师师长王道全、124师师长苏克芝争先举手，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建议很好，可作为军党委决议下发.我师、团党委依照军党委的决议再做出执行决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我的建议并形成决议。这个决议作为军党委的意志和决心，化成了官兵一致的行动。以后，我军在朝鲜战场不管遇着多大困难都没有提过任何意见。彭总、志愿军党委和机关对此反映很好。
（小编注：彭德怀就任志愿军司令员，洪学智回忆录上也有一段：）
我正在思忖着朝鲜战场的形势，邓华从外面急步走进，欣喜地大叫:“老哥，老哥，中央来电报了，任命彭总当我们的司令兼政委啦！”
我问:“真的?”
他说:“这还会是假的?你看电报嘛。”
我从他手中抓过电报一着，是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于10月8日发出的。电令是这样写的: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护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看完电报，我连声说:“真是太好了!”
邓华也深有同感地说:“是啊，是啊！”
彭总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我们解放军的副总司令，他在全军有着崇高的威信，有丰富的战争指挥经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西北战场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以劣势胜优势，打败了胡宗南。现在有彭总指挥我们抗美援朝，打美国侵略者，我们的信心就更足了。
我兴奋地对邓华说:“彭总来当司令员，这太好了!’’
邓华开玩笑地说:“老哥，小心伺候!”
我问:“怎么?”
邓华说:“我对彭总是了解的。他这个人事业心很强，打仗要求很严格，有高度的责任感。作战中稍出点纸漏他会大发脾气的!你得小心脑袋呀??
我说:“彭总脾气大也没关系，咱们认真按原则办事。反正脑袋只有一个，拿掉就拉倒了。”
邓华敛起了笑容说;“玩笑归玩笑，彭总一来，可就是要入朝的架势啦。我们得准备好，到时候可不能出纰漏呀!”
我说:“按你说的办，‘小心伺候’就是！”
下午，我们又接到了电报，得知彭总和高岗已经从北京到了沈阳，9日要在沈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当即，我们通知各军正副职领导干部务必于9日凌晨前赶到沈阳。
当夜，我们从安东乘火车赶到了沈阳。
第二天早上，我和邓华先去彭总下榻的大和旅馆见了彭总。一见面邓华就说;“欢迎老总，有你出任司令员，我们的仗就更好打了，我们大家的信心就更足了。”
彭总微笑着说:“那好，那我们一起抗美援朝吧!’’
然后，他又开玩笑地说:“不过，我可不算‘志愿军’啊。”
我问:“那你是怎么来的?’’
彭总说;“我是毛主席点将点来的，本来是派林彪来的，可是他说他有病，毛主席命令我来了!’’
我见彭总这样风趣，这样和蔼地同我们开玩笑，也开起玩笑来了，我说;“彭总，那我也不算‘志愿军’!”
彭总听了一怔，笑着问:“哦，你怎么也不算‘志愿军’?”
我说;“我是邓华把我鼓捣来的，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来得及带。”
彭总听了大笑，说:“听你这么说，他还挺有办法嘛l”
邓华说:“你们两个呀，说的都不是心里话。其实，你们都是最志愿的志愿军了，让你们来，你们谁含糊了?谁讲价钱了?不都是高高兴兴地来了吗?”
彭总听了，又是大笑。我们也都笑了起来。
彭总笑了一会儿，对我说:“你说你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来得及带，就给弄来了，那我呢?4日下午，我正同西北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开发大西北的规划，北京突然派飞机来，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我连家也没回，连洗漱用具也没有带。我猜想很可能是讨论西北的建设问题，急匆匆地从办公室拿了一攘子开发西北的资料，没想到是讨论朝鲜战争问题。”
我们又笑了一阵。他接着说:“下午4点多到北京中南海，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援助朝鲜出兵问题。当毛主席让大家摆了出兵的不利情况后，主席讲:‘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但内心是觉得应该出兵援助朝鲜。散会后，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睡沙发床不习惯，此福老夫享受不了，就搬在地毯上，但还是睡不着。我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老虎的肠胃，向老虎让步是不行的。它既然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们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着想，也应该出兵。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正义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
讲到这儿，彭总问我们:“你们是怎么看的?”
邓华说:“我同意彭总的看法。”
我说:“我们应该下决心出兵了。”
彭总接着说;“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其他同志发言后，毛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当天，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出兵朝鲜，并决定我去朝鲜。主席讲:‘原来是想让林彪去的，他对4野部队熟悉，可是他说病了，去苏联治病去，所以想让你去。’毛主席问我同意不同意，我没有推诱，临危受命，怎么好推委呢?从爱国主义讲，从国际主义讲，我彭德怀都不能说一个‘不’字。”
彭总的一番话，激昂慷慨，大义凛然，我听了深受感动。
这时彭总秘书杨凤安进来说;“该开会了。”
会议由高岗主持。首先由邓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关于志愿军的组成以及对彭总任命的命令。
接着高岗讲话，他介绍了中央对出兵朝鲜问题讨论的情况，讲了中央委托他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等问题，还给我们13兵团的同志提了要求，要我们服从彭总的领导。
说到这儿，高岗把脸转向彭总，请彭总讲话。
彭总说:“我是4日到的北京，5日受的命，8日就到沈阳来了。昨天晚上，会见了金日成同志的代表朴一禹，今天又来和同志们见面，马不停蹄仓促上阵里”接着他又说:“你们这支部队，是4野的主力部队，解放战争时期我没有直接指挥过你们，不一定能指挥得好呀。”
大家见彭总这样谦虚、这样宽厚，都笑了，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有的说:彭总来指挥我们这个部队，肯定能指挥好的!肯定能打胜仗里还有的说: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服从指挥，指到哪儿打到哪儿，有彭总指挥，我们打仗心里就更有底了。
彭总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会上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出兵参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谈到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时，他说:“当前我们的任务是积极援助朝鲜人民反击侵略者，保持一块革命根据地，作为相机消灭敌人的基地。在敌人技术装备优势和朝鲜地幅狭小的条件下，我军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已不适合于朝鲜战场，而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方针。敌人来攻，我们要坚决顶住，不使之前进;发现敌人有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存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主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某一阵地。我们不是单纯的防御，最好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守住阵地。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完成好。”
会后，我们向彭总提出:原来中央决定先派两个军过江，现在看起来，一是两个军过去力量太小，兵力不够;二是美军的飞机已多次飞到鸭绿江，一旦他们把江桥炸掉，部队再过江就困难了。是不是考虑4个军一起过江?彭总认为这个意见很好，答应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
当天晚上，我和邓华以及13兵团的其他领导便返回了安东。
（小编注：吴信泉中将也有彭德怀与各军长见面的回忆：）
1950年10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了一封电报: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护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于北京
就在这一天，我接到了第十三兵团司令部的电话通知:
首批入朝作战的各军军长、政委务必于9日凌晨前赶到沈阳，彭总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从接到这个通知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就平静不下来了。
1938年10月，彭总在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回来路过山西省高平县。当时我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任政治委员，彭总在我们团住了一宿。我向他汇报了部队思想、装备、作战等情况，他听了很满意。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彭总，算起来到现在已有12年时间了。一想到明天又能见到彭总，而且将在他领导和指挥下入朝作战，我心里很是高兴。
第二天-----10月9日凌晨，我和政治委员徐斌洲乘吉普车按时赶到沈阳参加会议，走进了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厅。
忽然，会议厅的门开了。只见，由东北军区高岗陪同，彭德怀出现在那里。随后进来的还有东北军区领导人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和十三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
我们都站了起来，鼓掌欢迎。
彭总脸上带着微笑，说:“同志们好!”然后招招手让我们坐下。
接着，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向彭总一一介绍着我们首批出国作战的将军们:
“这是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
“这是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
“这是四十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
“这是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
“这是炮兵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匡裕民。”
我望着彭总那熟悉的紫红色大脸庞，魁梧的身材，身体仍然是那样健壮，衣着仍然是那样朴素，精力依然是那样旺盛，但毕竟过了十几年，显得老了些，胖了些。他稳步走到了我们面前，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又听到了他那洪亮、亲切而熟悉的平江口音:
“噢!平江佬，多年不见现在又见面了。”
彭总这“平江佬”三个字使我感到十分亲热。
会议由高岗主持。首先，由邓华宣读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决定，以及对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
而后，高岗讲了话。他说： “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我吧，就有些不同考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都谈过了，就不多说了。现在既然中央做了决定，那我们就要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东北局负责志愿军的物资供应，我这个东北主席表个态：当好志愿军的总后勤??”讲到这里，他指着彭总继续说：
“老彭敢挑这副担子可不容易，他的本事你们大家都知道彭大将军嘛！实话告诉你们，他是月日被中央调到北京，几天后到了沈阳，也是仓促上阵。原来，毛主席让林彪去朝鲜，他对四野熟嘛，可是林彪有病，去苏联治病去了。现在，德怀同志来也一样，你们大家要坚决服从他的指挥。既然中央信任你，点将点到了你头上，你就干嘛。四野的同志欢迎你来，你们说对不对？现在欢迎彭总作报告。”
我们听到这里，大家都点着头笑了。
彭总站了起来，摆摆手说：“不敢说做报告，今天和大家见见面。你们都是四野的主力，四野是能打仗，能打大胜仗的。林彪同志曾经指挥你们打了很多胜仗嘛。攻锦州，克天津，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功劳不小。这些年我在一野，在西北打仗，对四野的情况不熟，入朝作战要靠大家 以后不光是四野，现在就有华北的六十六军，宋时轮的九兵团正在开进途中， 还有十九兵团、二十兵团和陈赓的三兵团。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党中央、毛主席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一定要把仗打好。不要把美国军队看得太了不起，500 万国民党军队都是美国武装的嘛！不也是我们手下的败军吗？当然，我们也不能轻敌。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们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 等我们摆好了阵势才来打我们。他们是机械化，前进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 必须抢时间。中央叫我到这里来，也是3天之前才作出的决定??昨天晚上，我会见了金日成首相派来的代表朴一禹，他说，金日成同志紧急要求我们迅速出动??”
这次会议的第二天—10月10日深夜，彭总接到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打来的长途电话，请他火速返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朝鲜的重大问题。会议讨论的结果:我们还是出兵朝鲜有利。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升温，对我国和朝鲜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最后决定:“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彭总从北京返回沈阳后，又于10月14日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做了出国作战的动员报告。
彭总在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我印象最深、记得最牢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
“大将不在，廖化当先。我彭德怀本事不大，确实是廖化当先锋罗……”
现在，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彭总由毛主席点将挂帅出征，人民是非常信任的，军队是特别拥护的。在动员大会上，我们出国参战的军、师指挥员都纷纷表示:彭总当我们志愿军的统帅，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侵略军较量，我们心里更有底了，一定能打胜仗。请彭总放心，您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最后，彭总提高嗓门，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宣布:
“我命令—所有出国参战部队，从现在起，10天之内做好入朝作战的一切准备!”
1950年10月15日，这是我军军史上值得记载的日子一我们军正式列入志愿军序列，隶属于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等领导的志愿军第十三兵团，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
同一天，我和徐斌洲政治委员签署了我军开赴朝鲜的命令:
“经过本军全体指战员的请求，已获上级批准，自今日起，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担任支援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保卫祖国国防的伟大光荣任务，奉命即日进军朝鲜!
“为此，特号召我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一本过去光荣传统，英勇善战，艰苦奋斗，遵守政策纪律，团结朝鲜人民，为彻底消灭美国侵略者而奋斗!”
从1950年盛夏到初冬，我们首批入朝作战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和3个炮师，几十万大军隐蔽集结在通化、辑安、辽阳、鞍山、海城、安东等地，长达两个半月之久，然而，敌人包括美国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自始至终未能发现。一方面，说明部队指战员觉悟高，纪律严明，保密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说明当地群众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军，协助部队做好保密防奸工作;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反动派被赶到台湾后，还来不及恢复在大陆的特务情报活动……
出国前，彭总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安东.这时候，我们三十九军已按一一七师前卫、军直、一一五师、一一六师的开进序列，乘火车从辽阳一带出发了。
我在部队开进途中接到通知后，乘吉普车赶往安东。那天下午，我们参加会议的4个军长、3个炮兵师长都到齐了。彭总一走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彭总手指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张巨大的朝鲜地图说;
“同志们!目前，朝鲜的战局十分严重。美国军队9月30日已越过三八线，又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正在仓促撤退。为了保障人民军收容、集结、休整，稳定战局，我们决定在朝鲜的蜂腰部以北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而后再实施进攻。具体部署:
三十九军在泰川、云山以北，四十军在云山以东妙香山一线，三十八军在姚德以北、东西地区，四十二军在阳德、新上东西地区。”
说到这里，彭总绷着严肃的面孔，用深沉的目光朝大家看了一下，似乎在问我们:“怎么样?明确了吗?”然后继续说:
“各军到达位置后，一方面组织部队迅速构筑好工事，一方面派出侦察分队侦察敌情……”
我们4个军长是抱着前来受领战斗任务的心情参加会议的，急切地想知道入朝后，彭总给我们什么任务?在什么地区?采取什么办法作战?当彭总问我们“大家明确了没有?”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明确了。”
我们注视着朝鲜地图上彭总标出的各个军防御的地区，感到:彭总根据敌人疯狂北上，朝鲜人民军后撤的形势，采取先防御后进攻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我们4个军部署在朝鲜蜂腰部以北，由西向东，组织防御，掩护人民军撤到中朝边境地区集结休整，把敌人放到蜂腰部以北，即清川江以北，云山、妙香山、宁远、姚德、新上以南之线，这是利于首战采取稳妥的战役部署。
会议的气氛是严肃而又紧张的。彭总还向我们宣布部队过江的时间:从10月19日晚至22日晚，四十二军和三十八军从辑安过江，四十军和三十九军从安东鸭绿江桥和长甸河口过江。
选择10月19日入朝，是毛主席决定的。这是最好的时机，既不早，也不晚，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早了不好，晚了也不好。早了，如8月底9月初入朝，美国9月15日在仁川登陆，那时我志愿军势必进至三八线，既暴露了志愿军作战意图，又因此处是朝鲜半岛最宽的地方，4个军防守，防不胜防，鞭长莫及。这样敌人可能不在仁川登陆，而在咸兴、南浦登陆，将把我们卷进去，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如果再晚到io月25日过江，敌人就要打过鸭绿江，这将失去我军出兵的突然性，达不到意外歼敌的目的。打过鸭绿江是没有问题的，但困难增多。因此，选择入朝时机是个很重要的战略问题。毛主席选择的入朝时机是最好的时机，是英明的决策。
会议只开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时间紧迫，彭总来不及同我们话别，就和我们分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