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
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北京青年报》副刊工作。
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作《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故国人民有所思》。
本文原载《随笔》2020年第二期。
“文革”之初，运动如火如荼，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对毛著的需求变得格外迫切。
据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业务组统计，1967年全年之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32开本平装本每卷付印数高达330万，《毛主席语录》64开本精装付印数250万，《毛主席语录》64开本平装付印数30万，《毛主席语录》100开本精装付印数109万，《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32开平装付印数50万，《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32开平装付印数30万，《毛主席诗词》100开精装付印数30万，《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毛主席的五篇著作》128开本精装付印数各30万，《毛主席诗词歌曲集》64开本平装付印数50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64开本平装付印数100万，《毛主席论教育革命》32开本平装付印数270万，而《老三篇》64开本平装付印数高达1000万，各种开张的毛主席语录张贴画付印数则达1105万。
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红宝书
1968年11月27日，市二轻局革命领导小组自豪地宣布，北京东风制革厂革命职工怀着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的红心，用很短的时间敬制出性能良好的红宝书封面革，耐磨度可达三千次，在零下三十度不变质，不脱色。这一年已赶制出22万册，1969年继续发扬冲天干劲，安排敬制红宝书封面革一百万册。
各地出版局在“文革”初期被撤销，后以“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名义重新组建，成立初始主要负责毛泽东著作的出版事宜。
1969年1月28日，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向市革委会政治组、计划组请示称，现有机器设备大多陈旧，需要交替地进行修理，危险房屋多系年久失修，并经房管局鉴定，确实急需进行大修。
报告中说，印刷机不能配套或缺乏大型机器，影响敬印毛主席著作1至4卷合订本、全开纸毛主席画像，仍然不能满足目前大印特印毛主席著作的政治任务，影响革命人民的需要。
因此，申请专用设备28项，抢修危险厂房五千多平方米，共需上级拨款212万元。报告最后还提到，需用20万元购进全张二周转印刷机5台，敬印毛主席红宝书四卷合订本，再拨72万元，购置全张自动双色胶印机、对开自动双色胶印机各2台，敬印毛主席正面像。
这种不断报来的申请拨款报告，市里百分之百要批准通过的，而且丝毫不敢怠慢。
4月23日，要求市革委会计划组批给基建面积9890平方米，其中力保的胶印厂制版车间的面积3500平方米，投资124.5万元，为的是“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主席著作出版”。
出于印制毛主席著作的战备需要，市里拟在远郊县另觅新地，外迁部分印刷能力。
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只有运输纸张材料的卡车两辆和修复不好的美式吉普车一辆，10月28日特地向市革委会政治组、宣传组、计划组申请北京牌吉普汽车一辆，便于与远郊县联系，“解决路途遥远之不便”。
据1970年1月19日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领导小组上报的《1969年工业企业统计年报》，1969年全市《毛泽东选集》普及本出版246万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40万册，《毛主席语录》685万。这样就始终保持“文革”以来发行的高峰态势，光是北京印刷一厂就合计印行庞大的408万册。
就在1969年7月，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连续发出两件通知，要求“为了确保毛主席著作的质量”，将封存在书店、印刷厂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普及本54万册、精装本7万册，《毛主席著作选读》甲、乙本及未经删改注解的单篇本496万册，全部收回，以保密件送造纸厂化浆销毁。
同时，《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需换页处理，涉及到册数高达141万。有人大致估算，北京市销毁这批图书的费用及换页加工费共计117万元，需市里迅速拨款。
江青挥动红宝书
上级通知中没有明确说明这几百万册图书化浆销毁的理由，但1970年7月14日外文书店上报停售书画的报告中，其中提到1966年出版的64开大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现存61.1万册，计37.3万元，因第二十四节第七段“引用大叛徒刘少奇的一段话”急需处理。因存放时间过久，这批图书的塑料皮已发硬变质。报告中不敢说销毁化浆，委婉用了“收回加工改制”的说法。
1970年继续向市里讨要费用，名目变为“传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热烈地迎接《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敬印的政治任务”。
1972年8月3日，市出版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致函外贸部，坦承北京市属印刷单位的胶印机器设备大多是陈旧的，精密度很差，严重影响着产品质量，不能完成敬印伟人像和出口宣传画册、商标等印刷任务，请外贸部将库存现有的对开双色胶印机调给北京三台。
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中国人民银行崇文区办事处开有户头，帐户为80209号。1970年9月7日，致信人民银行崇文区工业信贷部，要求根据中央财政部的文件精神免计全部贷款利息，因为“我处贷款完全是为了出版毛主席著作所需储备的纸张、塑料、油墨等各种材料而贷款的”。
1970年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曾下达第六号文件，明确要求北京市为以后印行的《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普及本专用纸储存52克古版纸3180吨、五、六卷精装本专用纸储存30-35克古版纸456吨，五、六卷及毛主席语录新版本用的封面、像页、扉页等储存胶版纸300吨。
后来国务院出版口一再指示，专用纸不准挪用，并要求储存保管好，为《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为李敦白在红宝书上签名
从1970年起，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的内部信息一直不断，储存专用纸成了出版部门的刚性规定。但储存量如此之大，保管时间如此之长，给仓库方面增添不少困扰，几年间为此来回磨合、腾挪。
1975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排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小三十二开本的通知，鉴于两个选集各5万套用纸均由各地自筹解决，各地出版部门纷纷来信叫苦不迭，国家出版局只好委婉同意酌量动用《毛泽东选集》储备纸，但需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报告，动用数量请函告国家出版局备案。国家出版局同时还严令，其他图书用纸不适用此例，不要动用此项储备纸。
市物资局储运公司1976年6月5日致市计委的《关于出版社存纸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北京出版社累年积压纸张库存3741吨，占库房八栋，约8000平方米，其中进库后10年以上未动的102吨，5年以上的742吨，4年内的2837吨。
报告甚至描述道：“有些纸张由于多年不动，从表面看来已发脆发黄，工人对此很有意见。”
毛泽东为美国黑人领袖在红宝书上签名
为了满足中央首长读书的视力之需，1973年起中央有关部门开始下达印制大字本的政治任务，市新华印刷厂、印刷一厂等成立专门的大字本车间，配制特有的印刷设备。
1974年初，印刷一厂接到为中央印制一种大字本的政治任务，当时经过管理部门的测算和安排，需要十五天才能出书，出版领导部门要求在一周之内完成。
没想到，上级又及时地传达毛主席的声音：“请你们和工人同志商量一下，三五天能不能看到书。”据厂革委会发言材料介绍，厂里立即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话语之后，与会者都激动地流出了幸福的热泪，纷纷表示任务再重，时间再紧，困难再大，我们也要让毛主席提前看到书。
大家说到做到，经过大家日夜奋战，五十二个小时就把书送到毛主席手中。
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批示发表后，1975年印刷一厂接到中央交办的印制大字本《水浒》的政治任务，当时36磅牟体字大字本车间正在筹建，正文用字和铅空材料还有一部分没有铸齐，同时由于字号大，铸字产量低，出现铸字设备不能满足排版用字的需要。但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水浒》大字本立即投产，限时完成，这样按照全书出书的日程，排字必须保持日产三万字。
厂党委把遇到的困难向群众讲清楚，大家讨论后决定挖掘设备潜力，把报废多年的汤母森铸字机从仓库里挖了出来，修旧利废，使其重新投产，解决由于铸字设备不够、影响排版供字的矛盾。
同时挖掘人的潜力，采取一人多机和三班活两班干的的方法，破解人手不够的难题。这样原计划40天完成的《水浒》大字书，实际只用了30天就上交给中央部门，这种苦干巧干的精神也促进大字本车间的筹建工作，这个特殊的车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一个月上马。
广场上的红卫兵，人手一册红宝书
1974年5月，负责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做出批示：需要印制少数的二十四史大字线装书。姚没有明说原因，但知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批特殊的线装书主要是要供视力减弱的高龄中央领导阅读，在时间、质量上要切实得到保证。
在这之后的一年内，国家出版局全力督促二十四史大字线装书的印制工作，1975年5月9日专门向姚文元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汇报说现在北京、上海、天津扩建的四个排印大字线装书车间将陆续投产，北京印刷一厂和天津市的专用车间可在7月份投产。
为了保证出书质量，使京、津、沪三地分印的线装书能装配成套，中华书局事先对选用的材料以及版式规格都作了统一规定，尤其确定字体用三十六磅大字，开本和以往送中央的线装书相同。后来中央经常临时交办大字线装书的印制任务，而且往往都是急需，基本上是照着三十六磅大字体排版的。
1976年1月初，国家出版局在湖北丹江召开印刷字模生产座谈会，据1月14日《会议纪要》介绍，现在全国三大字模厂的年产量比“文革”前提高四倍，正朝着全部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特别是这两年重点完成中央交办的大字本线装书用的大号字模共九种字体、44付、33万多个字模的光荣任务，同时还完成中央领导机关交办的四付小二号专用字模的任务。
1976年3月初，国家出版局邀请上海、天津、北京三地承担中央交办大字线装本任务的出版、印刷单位负责人开了四天会，讨论字模生产、字架配备、收费办法、节约纸张以及工作进度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经请示中央领导同意，以后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正文改用一号长仿宋字，注文改用二号长仿宋字排印，统一制作字模。目录、标题、中缝字等，用各印刷厂现有字模。以前各厂用36P宋体排印的部分二十四史铅版和书页，因改排字体后不能再使用的，其工本费由三地出版社开列清单向国家出版局报销。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之后，市出版办公室查看所属企业的震后灾情，发现印刷一厂、新华印刷厂两个大字本车间均为1975年底竣工，这次震后都发现有裂纹，但不影响使用。
8月6日印刷一厂党委汇报生产恢复的情况，称主要车间出勤都达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印大字本的机台大部分台次都能达到印10版以上，达到全厂印大字本的高产水平。而且在车间外设立了观察哨，设专人值班，做到及时报警，及时疏散。
延至1978年初，北京市课本用纸出现776吨的缺口，开办广播教学、电视大学之后，更加重社会上对广播和函授教材的迫切要求，全年至少需1000吨纸。而此时北京市造纸厂缺乏原料（原油）和电力不足，已陷于停产的状态。
国家出版局又下达指示，要求北京市先储备《毛泽东选集》六卷1100吨专用纸，应由北京市造纸厂提前生产交出版社储存。市出版办公室1月20日紧急打报告给市委文化出版部、市计委，要求上级急速研究解决。
纸张的紧缺，一直困扰着领袖著作及读物的出版，跌宕起伏。但好在有惊无险，在政治热潮之中，出版印刷部门通力合作，保证政治著作和为领袖服务的出版工作顺利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十年高层政治与出版行业相关联的运行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