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刊发了英国医生大卫·诺特的文章，他说在加沙的一切就像回到 19 世纪。
在过去的 30 年里，我作为外科医生在世界各地的战区工作，治疗因冲突造成的伤员，包括在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和伊拉克。
战争创伤、爆炸伤碎片的影响以及枪伤，需要一套特殊的技能来处理。
有时会出现大规模伤亡，在我执行的 30 多次战争任务中，有些病人的伤势非常严重，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也难以救治。
不过，大多数伤员都可以利用手头的资源进行治疗。大多数病人至少有很大的机会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医院，从而获得最佳的手术机会。
然而，加沙与我所见过的任何战区都不同。
我最近在拉法执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任务，在通往加沙地带南端城市的路上，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卡车满载着援助物资，似乎哪里也去不了。
从拉法驶向海滩路，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住在那里，一路上的景象令人震惊。
我曾在叙利亚和孟加拉国的难民营工作过，那里的帐篷搭建得井然有序，彼此相隔很远。这里，有的一家人头上只盖着一块聚乙烯薄膜。比较幸运的人有一顶帐篷，但这些帐篷要容纳包括儿童在内的六七个人，几乎没有地方坐，更不用说睡觉了，而且没有厕所设施。
到底能有多不人道。
这种情况持续了数英里，小块空地上堆满了发臭腐烂的垃圾，苍蝇成群，周围都是孩子。
我在加沙的任务不是在前线担任外科医生，处理枪伤和爆炸伤碎片造成的后果，而是在第二线处理成千上万病人的外科并发症。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我在拉法唯一一家正常运转的医院工作。医院约有 40 张病床和两个手术室，但当我到达时，病房、走廊和任何其他无人的地方已经躺着 2000 多名病人。
一间仅能容纳一个人的病房里，往往住着六到八个病人。许多病人都做过手术，由于彼此距离较近，交叉感染的风险极大。许多人的伤口虽然缝合过，但已经破损，用沾满脓液和细菌的纱布包扎。
所有人都营养不良，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免疫力和正常的愈合过程。
一个社会为其民众提供的常规医疗服务完全崩溃了。即使在也门或叙利亚这样的恶性战争中，人们也能获得基本的救生药品。但加沙的情况并非如此：所有药店都已关闭，没有任何药品。
因此，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心脏病、肾病、肿瘤和血液病患者无法获得日常药物。在我们医院现有的 12 台肾透析机中，有 10 台已经坏掉，另外两台无法满足需要透析的病人增加 30 倍的需求。对于胸部感染或其他胃肠道疾病等常见病，没有口服抗生素可用。
战前，世界卫生组织实施了一项大规模伤亡培训计划，并在医院内为 “红色 “病人和 “绿色 “病人各划出一个区域，”红色 “病人将被分流为需要立即手术的病人和可以等待一段时间的病人，而 “绿色 “病人则是行走的伤员。
但是，当我到达医院时，这个系统已经被大量的病人和垂危病人压垮了。我所看到的混乱局面，是对病人分流或任何秩序感的嘲弄。
由于无法获得常规的医疗或手术帮助，挤在一起的数十万人似乎只能靠自己；这是对达尔文适者生存理论最严峻的考验。传染性疾病的影响非常明显：一些儿童无法呼吸，原因是简单的胸部感染已经发展到肺部化脓，即所谓的 “肺水肿”。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临床上诊断这种可怕的疾病，这本应该只在 19 世纪的医学书籍中出现。
在一名六岁儿童的旁边，我发现排液瓶中有半升脓液。
我曾为因阑尾破裂而奄奄一息的年轻人做手术，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及早诊断，或者无法去医院看医生。
我给因癌症而导致肠梗阻的病人做手术，而这些癌症本不应该发展到如此地步。切除后，癌变的肠子就被扔掉了。
由于没有实验室，病人无法获得继续治疗所需的重要病理分析。
急诊室人满为患，病人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墙站着。其中许多人的肢体严重感染，需要截肢；有些人是因为糖尿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有些人则是因为以前受过伤。拉法以北的汗尤尼斯市当时正在遭受轰炸，许多伤员不得不滞留 12 个小时左右才被送到我们这里。
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无药可救。
到了早上，他们都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