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学，如果不知道费孝通的名字，那你就不用学了。”这句话流传于社会系的各个角落。的确，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学是开山立派级别的人物。
有教授甚至戏称道：如果要把中国的社会学派分类，要么是费孝通派，要么是其他派。这足以说明费孝通在社会学泰山北斗的地位。
晚年的费孝通回顾生平，却说自己是死过三次的人：第一次是在大瑶山误入虎阱；第二次是在昆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第三次则是在特殊时期。
95年的跌宕人生，70年的学术生涯，费孝通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910年，费孝通出生于苏州市吴江县。父亲费璞安和状元实业家张謇是多年好友，又因张謇的儿子是“孝”字辈，且他又在南通通州民立师范任教，便各取一字，将儿子命名为费孝通。
作为清朝遗民，费孝通家资充盈，有了读书的本钱。1928年，东吴大学医学专业向费孝通送来了入学通知书。
可读了一年，费孝通深感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也开不出济世良方，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社会的贫穷和思想上的愚昧。于是，他转学来到了燕京大学社会系，拜吴文藻为师。
1936年对费孝通的学术生涯至关重要。这一年，他远渡重洋，万里迢迢来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
在伦敦，费孝通心情愉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2年后，费孝通完成了博士论文，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在学术上有两个重要的突破：
从理论上，费孝通借鉴了“社会事实理论”和“社会行动理论”，对整个江村经济做了剖析，开创了社会学的独立性，不再是其他学科的附庸。
在方法上，《江村经济》运用了实地调查方法，通过采访当地群众，找到了一手资料，提供了社会研究的范例。
从《江村经济》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长期“食不果腹”的饥饿问题是来源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同时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农村凋敝。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有思想的学者不会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费孝通先生当然不归于此类。
1940年，正是抗日战争艰苦的时期，费孝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名篇。
这其中，一来是为了学术，二来也有保存中国文化的意味。尤其是《乡土中国》，批判了传统的皇权和野蛮的士绅群体，对传统农业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建国之后，费孝通在1957年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错误地被划为“右派”。
期间，他继续研究，发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却吃不饱是由于“以粮为纲”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促进了工业化，但也破坏了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一年之后，费孝通被罢免了行政职务。此后，费孝通沉寂了20年。
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来到开弦弓村。他发现当地的人均收入接近300块，“农工相辅”的理论得到了应验，异常高兴。
随后，费孝通又抓紧提出了小城镇和边区两个思路。先后提出了黄河中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三角开发区以及珠三角开发区等构想。
学术上，费孝通是成功的。但在婚姻上，老天待他太薄。三十年代，费孝通和妻子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随后来到大瑶山旅行，同时也是考察。
可没想到的是费孝通却误入了抓捕老虎的陷阱，被木石压住。妻子王同惠急忙向外寻求援助，可惜却遭遇了不测。七天后，人们才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
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为了纪念妻子，在卷首写道：“献给我的挚爱——妻子王同惠。”
1983年，费孝通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副国级。此后，费孝通因身体原因很少露面。2005年4月24日，95岁的费孝通在北京逝世，度过了跌宕起伏但又精彩纷呈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