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蒋经国派出自己的儿子前往上海，参加宋美龄的寿宴。这一行动，本意是为了缓解紧张的政治氛围，也是对宋家的一种尊重。然而蒋家的善意未能得到预期的回应。
寿宴上，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在当地遭到了孔令侃的羞辱，愤怒而返。
当晚，蒋经国在日记中愤怒地写下：“小人中的小人！”
蒋孔两家的纠葛与背景
蒋介石与孔家的关系，表面上看似亲密无间，但实际上却暗流涌动。两家原是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联盟重要成员，多次在政治和经济上有过深度合作。这种互利的联盟关系，使得两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孔家，特别是孔祥熙，与蒋介石在早年便有过多次的合作，孔祥熙在财政和经济上的才能为蒋介石所赏识。
在孔祥熙的帮助下，蒋介石多次成功地解决了国民党内部以及国家级的财政危机。这样的合作使得孔家在政治圈内的地位得以稳固，也让蒋介石在政治对手面前更加得心应手。
正如许多政治联盟那样，表面的合作关系往往隐藏着复杂的利益矛盾。慢慢地，原本因共同利益而维系的合作关系开始逐渐显现裂痕。特别是在蒋介石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和打击贪污腐败的政策时，孔家的某些行为开始与蒋介石的政策产生冲突。
蒋经国的“打虎”行动
1946年，面对飞涨的物价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宋子文以其财政部长的身份，推出了一系列严格的金融改革措施。这其中包括法币与美元挂钩、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及鼓励商品进口等政策。
蒋介石看到这一套措施的潜力，随即决定要严格执行，以此来稳定国内经济。他命令儿子蒋经国前往上海，负责这项任务，同时也是对抗那些利用市场漏洞牟取暴利的经济“大老虎”。
蒋经国接到命令后，迅速整顿，带着坚决的决心和详尽的行动计划，南下上海。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些在市场上操纵价格，通过投机倒把扰乱经济秩序的大资本家。
蒋经国到达上海后，立即开始行动。他首先设立临时指挥部，然后与上海市政府以及当地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一系列紧急会议。“我们必须严厉打击那些破坏市场秩序的金融大亨，”蒋经国在会议上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民众的信心，稳定经济基础。”
根据蒋经国的指示，上海警方开始对嫌疑人进行搜查和逮捕。一系列行动迅速取得了成果，多名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的金融大亨被成功拘留。他们中的多数是知名的商界人士，此前因为有背景或者关系网，长期未受法律制裁。
市场上的混乱情况因此得到了初步的控制，但蒋经国并未因此放松。他清楚，要想彻底整顿市场，还需要断绝这些大资本家的后路。“整个上海的经济秩序需要重新调整，”他对他的团队说，“我们不能让少数人的贪婪破坏了大多数人的生活。”
孔家的抗命行为
在蒋经国的“打虎”行动中，孔家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目标。孔令侃，在政策公布之后，不仅没有减少他的市场操作，反而加大了操作的力度。
他的目的是在政府全面推行改革措施之前，尽可能多地累积利益。这种行为显然与蒋介石制定的政策背道而驰，也直接挑战了蒋经国的权威。
孔令侃通过其控制的几家交易公司，在市场上进行了大量的物资购买和囤积。这些公司通常在夜间操作，以避开政府的监管。他们购买大量的日常必需品和原材料，然后将其存放在上海和周边城市的仓库中。
孔令侃的计划是，在政府的货币政策实施后，利用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短缺和恐慌，将这些物资以高价抛售，从而获得巨额利润。
然而，这一切行为都没有逃过蒋经国的眼睛。当蒋经国通过情报网络得知孔家也成为了他的打击目标之一时，他感到极为震惊。
蒋经国决定亲自处理这个问题。他派出了一支由信得过的手下组成的小队，前往孔令侃控制的一个大仓库进行突击检查。当小队到达仓库时，他们发现里面堆满了各种物资，从粮食到原油，应有尽有。这一发现成为了蒋经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直接证据。
蒋经国立即下令封锁该仓库，并且通知孔令侃到场解释。孔令侃接到消息后，火速赶到仓库。面对蒋经国，他试图解释这只是正常的商业操作。
蒋经国回答道：“合理操作？你的操作已经扰乱了市场秩序，这是对国家政策的直接挑战。”
孔令侃尝试辩解：“我们只是不想在政策实施后手忙脚乱，提前做些准备而已。”然而，蒋经国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不仅仅是预防，这是投机！”蒋经国断然说，他命令手下加强对孔家在上海的所有业务的监控，并开始调查孔家其他可能涉及的违规行为。
孔家的市场操作被迫暂停，许多计划中的交易未能完成。孔令侃虽然仍然试图在市场上寻找机会，但在蒋经国的严格监管下，他的行动已大为受限。
冲突升级与宋美龄的介入
孔令侃在面对蒋经国的严厉政策时，不得不考虑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来解决问题。他先是派遣了一些亲信到蒋经国的住所，希望能私下见面。这些亲信带来了孔家对于市场和经济稳定的看法，还有孔令侃对当前政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的担忧。
然而，蒋经国对这些所谓的“建议”并不买账。他认为这只是孔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做的表面工作。蒋经国在接见孔家亲信时，表现出了非常明确和坚决的态度。他对孔家的代表说：“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不会因私人关系而有所改变。”
孔令侃见初步的尝试未能奏效，又想到了宋美龄。孔家和宋家也有着深厚的关系，孔令侃希望能通过宋美龄来影响蒋经国。于是，孔令侃亲自致电宋美龄，希望她能出面协调这一冲突。宋美龄考虑到孔家和蒋家的长期关系，决定尝试介入，她联系了蒋经国，希望能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宋美龄与蒋经国的会面被安排在一家不起眼的茶馆内。宋美龄在会面中尽力阐述孔家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于当前市场稳定的潜在贡献。她建议蒋经国可以在不影响政策大局的前提下，对孔家做一些策略上的让步。
宋美龄明白蒋经国的考虑，她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服蒋经国，提出了多种可能的妥协方案，比如增加监管同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或灵活处理某些特定案件。然而，蒋经国对这些提议都表示了谢绝，他坚持认为政策的严格执行是维护经济秩序的最有效方式。
这次会议结束后，宋美龄只能无功而返。她通知了孔令侃，蒋经国在政策执行上的坚持不会因任何个人或家族的影响而改变。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上海的商业圈内部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升级。孔令侃的企图未能成功改变蒋经国的决策，同时也让孔家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场未竟的改革
在蒋经国对孔家进行严厉打击的那段紧张时间里，孔家的商业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孔令侃的多个仓库被封，市场上的一些关键交易被迫中断，这对孔家的经济影响巨大。
孔家在上海及其它地方的业务几乎被完全压制，他们的不满和怨气在商界和政界中慢慢积聚。蒋家的坚持和孔家的不满逐渐在两家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裂痕。
此时，孔令侃尽管受限，但仍旧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表达抗议和求情，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
然而，蒋介石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
一方面，他需要维持国内的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支持蒋经国的行动符合他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孔家与蒋家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的资产连接深厚，孔祥熙和其他家族成员在海外的影响力对蒋家的国际关系至关重要。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面临的内外压力逐渐增大。他开始重新评估与孔家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他在国际上的资产和政治地位的影响。经过一番慎重考虑，蒋介石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将会改变蒋经国“打虎”行动的整个进程。
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撤销对孔家的所有打击措施，并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对蒋经国的部分行为提出了批评。
他指出，虽然打击经济犯罪是必要的，但在处理涉及重要政治经济关系的问题时，还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和谨慎。这一公开批评在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对蒋经国的未来地位和蒋介石的权威性提出了疑问。
对蒋经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虽然他表面上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但他对孔家的怨恨和不满由此更加深重。这场“打虎”行动的意外收场，不仅影响了蒋经国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在蒋家和孔家之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裂痕。
在日记中大骂
1975年，随着蒋介石的逝世，蒋家与孔家之间长久隐藏的矛盾开始逐步浮出水面。尽管表面关系依旧和谐，两家的内部却已是波涛暗涌。回忆起几十年前在上海的“打虎”行动，孔家对蒋经国的仇恨依然深刻，那些旧日的恩怨像一道未愈的伤疤，时刻提醒着双方的隔阂。
1978年的春天，宋美龄在纽约盛大庆祝自己的八十岁生日，这是一个罕见的场合，因为蒋家和孔家的成员都出现在了同一个宴会厅里。
蒋经国因公务未能亲临，派遣了他的三儿子蒋孝勇代表出席。宴会中，孔令侃的态度却出人意料地尖酸刻薄，他对年轻的蒋孝勇公然发难，言辞尖锐地侮辱了这位客人。
蒋孝勇面对如此侮辱，情绪激动，最终愤然离席。这一幕，很快被传到了蒋经国的耳朵里。蒋经国那晚在日记中愤怒地写下：
“诚心令勇儿前赴纽约拜寿，却被辱骂而返，如何不令余痛心？……孔家一日不被消灭，我蒋家则要一日没有安宁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蒋经国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对孔家的极度不满，“小人本难对付，小人中的小人则更为难矣。”
他计划中的报复未能实施，因为疾病已悄然侵袭了他的身体。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的逝世消息传遍了整个社会。恰在此时，孔令伟正在宋美龄家中做客。听到这个消息，孔令伟竟在众人面前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狂喜，她的大笑在宁静的居室中回荡，非常放肆。
这一幕，甚至让在场的侍卫都感到不适，宋美龄家的氛围因此变得异常尴尬。蒋经国走后没几年，孔令伟也因直肠癌离开了人世。
参考资料:
杨天石,《蒋介石与他的儿子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张克敏,《上海金融大战：1946年的秘密文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罗百辉,《中国近代政治家系列：蒋经国传》, 台北: 国史馆出版,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