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李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是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罪魁祸首之一，却也是唯一个参加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李德，原名奥托布莱恩，德国人。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慕尼黑的一个工人家庭。
李德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巴伐利亚保卫战，两次被捕入狱。
1928年，李德被德国共产党秘密送往苏联，化名巴格纳尔，加入苏联红军。在苏联红军中，李德从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很快升到了苏军骑兵师参谋长，最终被选送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李德
1932年8月，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两名苏联情报人员，李德被莫斯简直情报况部派到上海。完成任务后，李德通过尤尔特，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两人多次接触，博古对李德的阅历和军事见解很佩服。
博古担任中国中央总负责人时，才24岁，年纪轻，资历浅，镇不住，又不懂军事，此时，李德的苏联身份和军事才干，让他成为了博古最想抓住的帮手。
李德也同意留在中国，但他有一个条件，要共产国际执委会发一个相应的指示，给他一个身份。于是博古和尤尔特向莫斯科发去电报，得到回复：“同意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来到现金，博古当即宣布：“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李德同志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红军训练及部队后勤工作。”
就这样，李德从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变成了中央红军的总指挥。
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
刚接手中央红军指挥权的李德，既不懂汉语，也不懂中国国情，他只凭在军事学院学到的理论知识，对着房间里几张很不准确的地图，便开始发号施令。
他不顾实际情况，宣布运动战的时代已经过去，要发展苏联式的正规战，全盘否定了游击战术。
第五次反“围剿”，全都是按照李德“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打正规阵地战”那一套在打。
1934年广昌战役，红军主力在李德的指挥下，在江西广昌跟敌军打阵地战、消耗战，红军在敌军飞机大炮下苦战18天，四千余人阵亡，两万余人受伤，最后被迫撤出广昌城。
时任第三军团长的彭德怀，当面大骂李德：“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牺牲，难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责备吗？你就不心疼吗？”
8月，红军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被打开，李德的错误指挥，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博古
二、被解除指挥权
早在1934年春天，李德就提出了大转移的军事方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李德首次提出了中国红军主力必须突围的思想，为红军的长征在军事上、物资上、兵员上、思想舆论上做了一定的准备。
然而，长征刚开始，李德又犯了大错误。
李德、博古实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没有通盘计划，未作充分动员，同时携带着大批物资转移，单是从事辎重运输的人就有5000人。
在转移的同时，李德仍跟敌军死打硬拼，致使中央红军折损过半。
在安排随行人员时，博古、李德又实行排除异己的方针。1934年10月10日，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李德和博古拒绝了毛泽东向黔北进军的建议，还企图剥夺毛泽东参加长征的资格。
李德的“瞎指挥”，给长征初期的红军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已经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减至三万余人。
革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必须要纠正。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面向的问题，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王嫁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有支持，而李德的主张被否决。
随后，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1935年元旦中央的猴场会议，李德的意见都被否决。
李德已经遭到了抵制。
遵义会议（画）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李德列席会议。在遵义会议上，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受到了严厉批评，并取消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
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终于被解除。后来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三人指挥小组，带领红军走向辉煌的未来。
面对批评，李德心里一直不服气，他认为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我的话可以听也可以不听，红军遭受损失要自己负责。”
三、走完长征全程
在跟随红军长征的历程中，李德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他还主动要求下放到林彪的红1军团，亲身体验游击战术打法。
3个月后，李德被派到红军大学，负责军事理论课的教学。
红军大学本就是在李德的倡导下建立的，它是中央苏区第一所正规的军事院校。当时，师资力量短缺，相当一部分教官还是由被俘的国民党家军官担任，教学效果不佳。于是，李德费了很大力气编写教材，还亲自讲授战术课程。
不过，据李德本人的回忆，长征途中，他在红军大学只上过几次大课，做过几次专题讲座和图上演习，大部分时间是参加收割，甚至还参加了一个征粮队。
张国焘
1935年9月10日，张国焘企图武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李德闻讯后，立即通知红军大学总支书莫文骅，让他立马组织大家随中央北上，还叮嘱他要密切注意时任红军大学教育长的李特，因为李特是原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是张国焘的亲信，要防止他将部队带走和整人。
果然，在红大学员整装待发之时，李特骑马赶来，传达张国焘南下的命令。
李德立即上前，将李特拉下马，严厉谴责他的分裂行为，要强拉他去见毛泽东。李德说：“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志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
两人斗得不可开交之时，毛泽东来了，他高声说：“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会在一起的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就放他走吧。”
由于李德的提前准备和马前阻挠，李特仅带走了四方面军一部分愿意南下的干部。
李德跟中国工农红军一起，翻过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唯一完整参加长征全程的西方人。
亲历长征的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证明。”
四、离开中国
长征结束后，李德继续在红军大学教书，虽然已经没有了实权，但他还会参加一些重要会议。
1935年11月18日，李德参加了瓦窑堡会议，还作了《敌我情况和游击战争部署问题》的报告，这是李德自遵义会议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
瓦窑堡会议（画）
192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保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到山西发展。
李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他却对这次东征极不理解，1月27日，他向中央提出书面反对意见，题为《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
毛泽东看到意见书，当即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让留在陕北的周恩来对李德进行严肃批评。
不过，毛泽东明白，李德反对红军东征的动机是善良的，而且他的意见书是通过正常程序交给中央的。所以，毛泽东东征回来后，并没有疏远李德。
李德的《意见书》，让毛泽东意识，必须对十年来内战时期军事上的经验教训作一个总结，这促使毛泽东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明了方向。
1936年5月20日，李德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11位中央高级领导人一起，联名致电张国焘，欢迎他北上陕北。这是李德唯一一次与毛泽东”联名发电“。
1937年7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李德成为了其中一名委员，这是李德在中国的最后任职。
1939年秋天，周恩来坠马右臂骨折，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此时，李德接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让他跟周恩来乘坐同一班飞机返回苏苏联。
萧月华
李德在中国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叫萧月华，是在江西苏区时组织帮他找的，但两人文化习惯差距太大，加上语言不能，两人争吵不断，到陕北后两人离婚。
第二任妻子叫李丽莲，是个演员，是李德自己谈的，两人感情不错。李德请求李丽莲跟他一起回苏联，但因为护照签证未得到批准，最后李德只好独自一人黯然返回苏联。
回到苏联后，李德被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翻译了马、恩、列、斯著作和一些文学名著，成为了一位出色翻译家。他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1949年，李德回到东德定居，继续从事编译和文学创作，还当选为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东德逝世，终年74岁。
李德生前，曾撰写了一部《中国纪事》，讲述了他中国七年的人生经历。
五、李德评价
李德在中国的七年，无疑是过大于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忠于革命的。
一个永恒的话题，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时势，李德是被时势，推到了历史的台前，但他的才能，显然无法承担他的责任。
李德并非没有军事才能。
来到延安采访毛泽东等人的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就说：“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是地，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只是他的军事才能，还不足以担任总指挥的位置。
影视中的李德
斯诺采访李德时，李德说：“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必段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或许是这样的。我还想告诉你，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也许，每一个外国军事家都弄不明白这个大国的复杂情况。”
总之，一个西方人，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来到中国的大地上，跟中国工农红军一起奋战，他的精神的可嘉的，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站到正确的位置上，因而很可惜地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还给中国工农红军带来了巨大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