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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5年9月，朱德、彭德怀等十位开国元勋从毛主席手中接过了元帅军衔。
在那一刻，几位元帅不约而同地向周总理敬礼表示：你也是元帅。
作为党内最早投身军事事业的领导人之一，周总理在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和智慧。
他是没有军衔的老帅，为军队的壮大和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广东时期第一步
周总理没有像毛主席一样在武昌起义后亲身参与长沙新军的战斗，也不像朱德元帅，出身于正规军事学府。
可他却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首次大规模武装斗争——八一南昌起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了人民军队创始阶段的重要领导者。
自青年时代起，周总理便怀抱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对军事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认识。
在天津读书时，他不仅与同学们共同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更是在会内创设了“军事研究团”，致力于军事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他积极组织国防演说会，邀请专家讲解军舰、炮台、陆路等军事相关内容。
在欧洲留学期间，周总理深受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观点影响。
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独树一帜，特别设立了军事部。
这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及其他地方党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岁月里，周总理始终站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那时虽然众多党的成员都投身于武装斗争，但周总理因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共合作的高层军事领域中显得尤为突出。
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在东征中担任党的最高军事代表。
他不仅参与了军事指挥，还在东江地区实际行使党的执政权力达四个月之久。
在广东区委的领导下，他成功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
他积极参与北伐的筹备工作，同时加强北伐军的政治宣传，又作为总指挥，在上海领导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作为党的五大代表，尽管未能亲自参加大会，但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迅速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7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
7月15日，随着汪精卫政府的叛变，大革命宣告失败。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总理则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这与他在革命中积累的丰富武装斗争经验、对革命形势的深刻洞察以及坚定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南昌起义第一枪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就是由周总理提出的。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了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确定党的下一步行动策略。
在紧张而深入的讨论中，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
调动和集结党所控制及影响下的全部武装力量前往南昌，为即将爆发的武装起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为了保障起义能够有序有效地展开，中央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起义事宜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
该委员会肩负起义的筹备、组织、动员等关键任务，并负责策划起义成功后部队的南下行动，确保起义行动能够顺利推进并达成预期目标。
8月1日凌晨，周总理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携手，指挥着党所直接领导的两万多名官兵，发动了南昌起义。
在持续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中，起义部队展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成功击溃了南昌城内的国民党守军3000余人。
从军事行动的角度来看，南昌起义并未实现持续控制南昌的战术目标，并在随后的战斗中遭遇了重大的挑战。
然而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来评价，南昌起义无疑是取得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成功。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严峻形势下采取的一次关键性的反击行动。
这次起义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坚韧不拔的斗志，还展示了党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和实力。
更为关键的是，南昌起义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推动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总理在南昌起义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的决策和组织确保了行动的有序进行。
他的军事智慧和领导才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总理不仅在战略规划上展现了非凡的远见与战略眼光，还在具体组织实施中体现了优秀的领导才能和执行力。
他的领导使得起义军能够有效地协同作战，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起义军依然能够按照既定计划行动，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周总理在南昌起义中的杰出表现，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全面素质。
第四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场战役，它标志着中央苏区在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
在这场关键的战役中，周总理扮演了至关重要的领导和指挥角色。
他与朱德等同志携手合作，共同制定了一系列的战术和策略，为反“围剿”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1932年年末，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集结了近四十万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剿”。
蒋介石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通过分散进攻、集中力量，在黎川和建宁地区消灭红军主力。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强大攻势，周总理与朱德同志等红军高级指挥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周密的部署。
他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灵活多变的战术，有效地调动和利用了红军的力量。
1933年2月，红军在南丰城的战斗中遭遇了挫折，未能达到预期的战果。
随着国民党军队对红军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大，周总理和朱德准确判断了战场形势。
果断决定撤出对南丰的围攻，采取战略性的撤退，将红军主力悄然转移至东韶、洛口等根据地内部，以便隐蔽休整，待机而动。
在这一过程中，周总理和朱德同志还巧妙地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
他们指挥红11军扮演主力的角色，诱导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黎川方向深入，从而为红军创造了有利的战场条件。
此后，红军灵活运用游击战术，通过伏击战的方式有效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红军被巧妙地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队伍，分别隐蔽地集结在大坪、蛟湖以及霍源、西源等地区，对国民党的第52师和第59师实施了精准的伏击。
在随后的激战中，红军主力成功地歼灭了大部分敌军，并且俘获了敌军的两位师长——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
在广昌战役中，周总理指挥红11军向广昌西北地区移动，制造出一副坚决守卫广昌的假象，以此吸引国民党军队的前纵队加速南下。
与此同时，又秘密地调动主力部队北上，准备对敌军防守相对薄弱的后纵队发起侧击。
这一精心策划的战术再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红军在草台岗和徐庄地区集结了优势兵力，首先针对国民党军队的第11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成功将其歼灭。
这一胜利有效地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为红军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周总理在这场战役中所展现的军事策略和战略布局，对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他的领导指挥不仅在军事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更在政治上极大地提振了苏区人民的战斗士气，增强了红军及根据地的团结与凝聚力。
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的军民展现出了坚不可摧的决心和力量，共同抵御了敌人的“围剿”，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崇武以东海战
1965年11月13日至14日，中国福建省崇武以东的海域见证了一场关键的海战——崇武以东海战。
这场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台湾国民党海军之间的一次重要军事对抗。
在这场战斗中，周总理亲自坐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挥作用。
这场海战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对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捍卫。
1965年11月12日，国民党海军的“永昌”号护航炮舰与“永泰”号大型猎潜舰启航前往乌丘屿，任务是运送补给物资。
面对这一挑衅行为，周总理发出了明确的作战指令：
“若敌舰侵扰我渔场，威胁我航行安全，必须果断予以还击。”
根据战略部署，作战区域被选定在乌丘屿以南大约8海里的海域，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当时控制的区域。
1965年11月13日的夜幕下，崇武以东海战的炮火正式打响。
在这场激烈的海上交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遭遇了重大挑战：
指挥艇和预备指挥艇相继被敌火击中，编队指挥员魏垣武等七名官兵负伤，副大队长李金华和中队政委苏同锦不幸壮烈牺牲。
信号兵杨进兴在回忆中提到：
“战斗初期，我们的队形保持得非常整齐，但当敌舰的一发炮弹击中我们的指挥艇后，指挥台上的同袍们纷纷倒下，形势变得非常严峻。”
尽管面临如此艰难的局面，周总理仍然坚定不移，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
他在战略层面上作出了明智的决策，并在战术层面上进行了精确的安排。
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即便在遭受重大损失后，也能够迅速调整战术。
重新集结和组织战斗力，继续与敌军英勇作战，并最终赢得了这场关键的海战。
王志奇副司令，当时担任海军29大队参谋长，回忆起当时的艰难时刻：
“驾驶室里的六名官兵，仅有一名幸存，政委也幸免于难。当时的局势极为复杂，由于缺乏指挥，我没有接到任何指挥权。同时，陆地上也没有提供任何导航支持，如果有的话，我只需在海图上标出位置，就能立即采取行动。”
在周总理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灵活运用战术，巧妙利用夜晚的掩护和海域的复杂性，对国民党海军发起了有力的攻击。
经过一整夜的浴血奋战，最终成功击沉了国民党海军的“永昌”号和“永泰”号，赢得了崇武以东海战的胜利。
崇武以东海战无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史上的一次标志性胜利，同时，它也是周总理军事领导才能的一次显著体现。
周总理的军事指挥才能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他的军事思想和行动，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国防建设的发展以及人民军队的壮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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