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神州板荡，大大小小的数十个割据政权彼此攻讦、战况激烈。战场之外，各方势力为争取优势地位亦是手段频出，但假天命而行，利用谶纬宣扬和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及最终胜利的必然性者唯有刘、李二氏。李唐集团打着“李氏将兴”的旗号招兵买马，山东豪杰集团利用“刘氏主吉”之谶谋举大事，“李氏将兴”和“刘氏主吉”这两大谶言因何能够在舆论造势、笼络人心上起到如此显著的功效，在现代人看来再荒谬不过的谣谶，为何能让当时的士人、平民深信不疑而愿奔投效命、委身事人呢？
事实上，刘、李二氏只是对社会上两个流传已久、影响深远的谶言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再利用当时民众普遍崇纬信谶的社会风气大肆传播而为自己服务，两大谶言若只是趁隋末大乱之时现编而成，其诳时惑众的效力绝不至此。
一、“非流即沥”——以刘德裕谋叛之事
引论崇信二谶的历史原因谶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诡秘莫测的谶纬之说与中古之人普遍崇信天命的心理相合，尤其对于处在兵荒马乱年代、身心无处寄托的流民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因此，历代统治者、造反者、野心家都极重视谶纬，在虎超龙骧 、未登大宝之时，他们借谶纬祥瑞制造利己舆论、笼络民众，待到天下已毕、四海归一，又害怕反叛者依样画瓢、如法炮制，便对谶纬严加禁止，类似的剧情在中古史上不断重演。
在对“李氏将兴”和“刘氏主吉”二谶进行分别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件《册府元龟》中记录的借谶纬谋叛之事，一者据证上述的统治者对待谶纬“翻脸无情 ”的态度，再者引出对崇拜二谶的历史原因的追问以及两者间的微妙关系的探讨。《册府元龟 》卷 922 载：
李孝常，隋兵部尚书圆通之子……与刘德裕等阴图不轨……德裕曰 ：“我生日有异，当汝请。又大业初，童谣曰 ：‘白杨树下一池水 ，决之则是刘，不决则为李。’但李在未决之前，刘居已决之后。明知李氏以后，天下当归我家。当决之，顺天之命耳。”后谋泄，及其党与皆伏诛。
谣谶在李唐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可一旦政权稳固，便再次故技重施，对任何妄言谶纬者加以诛灭。刘德裕宣称自己谋逆乃“顺天之命”所引的童谣——“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不决则为李。”白杨即杨隋，池水决溢是流，谐音“刘”，不决溢则沥或漓，意为池水渗漏地下，谐音“李”，童谣主要表达的意思是 ：隋祚将尽，取代隋朝的不是刘氏就是李氏。这一颇有意味的童谣背后映射着复杂的政治局势，即便在李唐夺得天下享国已逾数十载，“李氏将兴”之谶已得到应验的贞观年间，民众对“刘氏主吉”的信仰仍未消去。
从这一角度来看，刘德裕对这一谶言的重新解读或许并非原创——“李在未决之前，刘居已决之后”—— 池水在未溢出之前，必先有水沥入地下，但池水最后还是会流溢出来，由此将李唐王朝降格为一个过渡政权，刘氏将继李氏而起，并最终兑现“刘氏主吉”的谶言。根据刘德裕的描述，即便是在隋末群雄纷争、时局尚未明朗之际，未来天下不归刘家就属李家——“非刘即李”，似乎就已是当时民众的心理共识。
然而，为何“刘氏主吉”之谶在李唐王朝已经建立，李氏之谶已得到应验之后，依然保有如此深厚的信仰基础和生命力，仍不乏“乱臣贼子”妄图借此起事？由此而言，“刘氏主吉”必定不是隋末刘姓者为推翻隋朝的临时编造，那么“李氏将兴”是否也同样如此？下文将对“李氏将兴”和“刘氏主吉”两大谶言进行分别考察，探究其形成肇始、流转衍变以及绵亘不绝的历史原因。
二、“李氏将兴”—— 隋末李氏之谶溯源及崇拜原因
隋末大业十二年，有一人自东都逃出，不辞艰险求访李密，委身事之，言“斯人当代隋家”。人问其故，引童谣《桃李章》曰 ：“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并将其解释为“逃亡者李氏之子。皇与后，皆君也 ；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 ；莫浪语，谁道许者，密也”。李密最初跟随杨玄感起兵，兵败被捕后，在押送途中逃逸，确实可谓逃亡的李氏之子，“勿浪语”，意为不要乱说话，即“密”，“谁道许”是惊疑之词，或指宇文化及称帝，国号许，寻即覆灭。
谶语因其隐绰模棱、语焉不详的特质，在解读上具有高度的灵活和开放性，往往略做添减改动，就能以迥然不同的面貌行用。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 》中就记载了另一个版本的《桃李子歌 》：“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李渊比附道——“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桃谐音‘陶’，陶唐是帝喾之子放勋，初封陶，后徙唐，而李渊恰被封为唐国公，李渊对这一谶言大加利用，宣称自己将代隋而起，“一举千里，以符冥谶”，在招徕兵民的成效上也确实立竿见影——“自尔以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我们不禁疑惑，“李氏将兴”何以有如此大的感召力？
回顾史学界对“李氏将兴”这一谶言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在谈及“李氏将兴”时曾有言——“大约周、隋，李贤、李穆族最盛，所以当时有‘李氏将兴’之说”。陈氏的这一看法多为后继学者承袭，如毛汉光就认为作为关陇贵族集团核心，西魏北周八柱国的李虎、李弼家族即便到隋时仍是具有崇高地位的望族。实际上，“李氏将兴”一说最早可上溯至东晋道教的“李弘信仰”，其核心教义是宣称将有救世主，即道教所谓“真君”降世，一些传世的道书多有载录，如《太上洞渊神咒经 》曰 ：“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木子弓口是图谶隐语中常用的拆字法，木子李，弓口是‘弘’的异体字，四字合作“李弘”，意为李弘将出世为王恩泽天下，黎民百姓得享极乐。
现实的处境有多悲惨，幻想的天国就有多美满，在魏晋南北朝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李弘信仰”作为人民聊以慰藉的“精神鸦片”具有广泛的信众基础。自魏晋迄唐，打着李弘名号起事者“岁岁有之……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在统治者眼里有类洪水猛兽，因而，“李氏将兴”的完整表述应是“李弘将王”。
隋末李敏被杀一案或可佐证：隋炀帝二征高句丽的大业九年，有方士进言“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炀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激起炀帝对李氏的疑虑和忌惮，至大业十一年宇文述构陷李敏名应图谶，“时或言敏一名洪儿，帝疑作‘洪’字当谶。”炀帝遂据此诛灭李浑家族。据唐长孺的考证，‘洪’为‘弘’的别写。由此可见，令隋炀帝芒刺在背的“李氏将兴”“当有李氏应为天子”的“李氏”正是“李弘”。源生于道教的李弘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渐渐褪去了原始宗教色彩而成为纯粹的政治预言，李密和李渊只是有的放矢地将广泛流传于当时社会、深入人心的民间信仰加以改造，并十分成功地为己所用。
三、“刘氏主吉”—— 隋末刘氏之谶溯源与崇拜原因
唐武德四年（621），割据北方的两大势力覆灭，王世充降唐免死流蜀地，跟随他降唐的将领如单雄信、杨公卿等都被处死 ；窦建德被斩于长安。窦建德为人宽厚、勤俭爱民，很得人心，攻破黎阳时曾俘获了淮安郡王李神通和同安公主、魏征等，都没有加害他们，并将他们平安送还，结果窦建德被杀，王世充反得赦免，时人多为之不平。“王世充之罪，殊不可恕而舍之。窦建德实较磊落，反杀之。”李唐此时又宣召窦建德的故将范愿、董康买等赴长安，单雄信的下场殷鉴不远，范愿等见识到李唐的不义，决定为故主窦建德报仇，起兵之前，先要推举一人做领袖，史载：
于是相率复谋反叛。卜以刘氏为主吉……范愿曰“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 ，宽仁容众 ，恩结于士卒，吾久常闻刘氏当有王者，今举大事，欲收夏王之众 ，非其人莫可。”遂往诣黑闼，以告其意。黑闼大悦，杀牛会众，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
回顾对“刘氏主吉”之谶的学术史研究，李锦绣认为“刘氏主吉”就是由窦建德的故将范愿、董康买等在窦建德死后所创，由于窦建德建国号为“夏”，或可上溯至十六国时期的刘渊之后的赫连氏所建“大夏”，而窦建德所领的高鸡泊集团胡化最深，刘氏为胡人中改汉姓最多者，且刘姓者最为骁勇善战，刘兰成、刘武周都为这一系，故推举刘氏为领袖。然而，此推断不能解释范愿所说的“吾久闻刘氏当有王者 ”，既然是“久闻”便不可能是根据一时一刻的战功而推举刘氏。上文曾论述，李氏之谶源自影响深远的李弘信仰，那么范愿所言的“久闻”是否也与之类似？
实际上，“刘氏当王”或“刘氏主吉”同样并非直至隋末才被有意制造的谶言，其最早可追溯到王莽篡汉之际的“卯金刀”信仰或“金刀之谶 ”，主旨是宣扬刘氏自有天命、刘氏将兴。“卯金刀”利用的依旧是熟悉的拆字法，卯金刀合作“劉”。在王莽建新，汉祚将尽之时，刘氏子孙制造“刘举握卯金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等谶言为兴复汉室造势。需要注意的是，刘秀、刘举之名本身便暗含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如“刘举 ”意为“刘氏再举 ”。
“卯金刀信仰”之于社会民众心理上的影响力在刘秀建立东汉后更为强化，直至在汉室将倾的东汉末年，曹操诛杀孔融甚至还给他扣上质疑“金刀之谶”合法性的罪名——“言‘我大圣之后也，而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两晋之际，“卯金刀”信仰又与道教的李弘信仰融合，刘氏在其中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辅佐真君李弘降世的开路先锋的角色。西晋末有《太上洞渊神咒经 》云：
当时四方嗷嗷，危殆天下，中国人民悉不安居，为六夷驱迫，逃窜江左。刘氏隐迹，避地淮海。至甲午之年，刘氏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大乐。六夷宾服，悉居山薮 ，不在中川。道法胜矣，“木子 ”、“弓口”，当复起焉。
大意为，中原百姓现被夷狄压迫受尽苦难，刘氏蛰伏积聚力量，待到甲午之年刘氏重出再次统一中国之时，真君李弘便会随之降临世间。自西晋至隋的二百年间，托刘李二氏起事者，此起彼伏，遍及南北。直至大业十年，仍有“扶风人唐弼举兵反 ，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鉴于“李弘”“刘举”信众频频作乱对社会造成的动荡，北天师道创始人寇谦之曾在《老君音诵诫经 》中假借太上老君之名加以批评：“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吾大恚怒。”
由此可见，同“李弘信仰”一样，“金刀之谶 ”也深刻地影响了南北朝隋唐的政治走向。汉灭之后，非刘氏而王者对卯金刀之说异常忌惮，萧齐由于是取代刘宋而建立的，大臣王晏看到萧世祖用金柄刀都赶忙制止，“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侧曰：‘外间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
杨坚篡周成功，郑译、刘昉二人立下首功，然其后刘昉因谋反伏诛，隋文帝解释诛杀他的原因 ：“昉入佐相府……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 ，为万日天子。”
“金刀之谶”即便在唐朝也依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在唐室衰微，武后掌权之时更加活跃，以至发展出“伐武者刘”的变种，有大臣上书劝武则天尽杀被流放的刘氏大臣 ：“伐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 更有奸猾者借此自揭以表忠心，杨钊为谄媚玄宗，言己“名带金刀”，“请更名，上赐名国忠”，亦可证“金刀谶”在唐代的深入人心。
由以上梳理可知，范愿推举刘黑闼所引的“刘氏当王”一说，早在隋朝之前就已深植于中古时代的民众信仰世界之中，这也正是“金刀之谶”之所以能够贯穿中古终始而保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对于生活在政权更迭频繁的南北朝的人们的认知而言，汉朝是唯一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统一王朝，在李唐王朝的存续超过两百年之后，“金刀之谶”一说便江河日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传统的中古政治史研究将谶纬术数、祥瑞灾异、礼制帝号等视作封建迷信而未给予应得的重视。实际上，如孙英刚所言，秦汉以降、宋元近世以前的中古社会自始至终都弥漫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由上文对崇拜刘李二氏之谶的历史原因考察我们不难看出，绵延千余年的中古时代政治社会生活，无论是高层政争还是底层民变，法令的颁行抑或舆论的操弄，其背后都影影绰绰地闪动着神秘主义的思想暗流，大到一种学说的创立，小到一句谶言、一首童谣的制作、传播并最终彻底地影响政治走势，若非建立在民众既有认知、心理和信仰体系之上，何以能成？从这个角度而言，刘李二氏之谶“化人也速”的前提应是“入人也深”。因此，研究断代政治史，或许可以尝试从该历史时段所氤氲的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切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