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作为史书上记载的明朝四大权宦之一，在当时的朝廷中是有着极大权势的。他的权势不但表现在提督西厂迫害文官集团的官员方面，也体现在赢得了明宪宗朱见深的信任，被赋予了讨伐四方的兵权。同时具有特务机构和军队的权力，这样的宦官在明朝是非常少见的。那怕是当时作为宦官第一人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也没有在军队方面的指挥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汪直的地位堪比明英宗朱祁镇时代的太监王振，手中的权力甚至能对皇位产生威胁。就朱见深多疑的性格而言，对汪直如此放手，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费解的。
前文讲过，因为幼年时的多灾多难，养成了朱见深非常多疑的性格，对谁都无法完全信任。他即位之初便用各种手段罢免了父亲朱祁镇留下的重臣，重建了朝廷的文官内阁，就是因为对这些掌权的勋贵们不信任。他在后宫中宠爱万贵妃，将朱祁镇定下来的吴皇后废除，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吴皇后及其家族让他很不放心。所以朱见深执政的二十多年中，他反复采用制衡的政治手段，对文官集团、武将勋贵和宦官集团进行扶持和打压，让他们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避免其中一方权势过盛而出现独霸朝政的局面。
可是对于汪直，朱见深却意外的让人放心。他不但特意让汪直建立了西厂，赋予它单独奏事的特权，而且还让他带兵出征，成为征战四方的统帅。朱见深给予汪直如此大的信任，让很多历史爱好者都感到疑惑的。有的人说是因为汪直自幼进宫，是朱见深看着长大的，所以才如此信任。也有的人说是汪直是万贵妃推荐的，朱见深处于对万贵妃的信任，才极度宠信汪直。实际上从史书记载来分析，上述说法都是非常肤浅的，都是想当然的主观臆测。朱见深之所以对汪直如此信任，其实是朝廷政治斗争的需要。
前文讲过朱见深设立西厂是为了绕过锦衣卫和东厂，在文官集团的势力范围之外建立特工情报机构，便与他进一步打压和削弱文官集团。但如果只靠西厂的政治迫害，对整个文官系统的伤害是非常有限的。文官集团是以士大夫阶层为基础，在科举制度的运行下逐渐形成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只要科举制度在，这个集团就能源源不断的从士大夫阶层吸取新鲜血液，仅靠汪直和西厂的打压是很难达成效果的。即便是文官内阁由万安掌控，朱见深用传奉官制度在官场中安插亲信，也无助于动摇文官集团对朝政的统治地位。
所以要制衡整个文官集团，只靠西厂这个特务机构是不足的，所以朱见深想到了军队机构。由于明朝是以朱熹的治国理论为基础的，所以也继承了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特征。到了明朝中期的时候，文官们对于武将的打压已经非常严重了。尤其是在经历了朱祁镇和朱祁钰两个皇帝的内斗后，文官们对武将非常警惕，采用各种政策打压武将和勋贵家族。这种政治操作之下，反而形成了严重的文武对立，文官打压武将，军队中也排斥文官，双方势同水火。因此在军队之中文官们的控制力是非常有限的，远不如他们对朝廷权力把持得严重。
于是用军队来制衡文官集团，形成文武互相平衡的政治态势，便成为了朱见深执政中后期的重要策略之一。要让军队制衡文官集团，自然需要军队中出现一个领头的人物，这样才能与遍布朝野的文官集团分庭抗礼。实际上文官们把持的兵部內，找到一位值得完全信任的武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明朝中期后，武将们再大的功劳都无法进入兵部了，兵部成了文官集团说了算的一言堂。实际上武将勋贵们也不愿意卷入皇帝和文官的斗争，所以他们对于朝政基本上不发表意见，更不可能出头帮着皇帝跟文官们做对。
在武将勋贵不可用的情况下，朱见深继续采用老办法，便是以宦官集团掌控军队，在军政事务上形成与文官集团的制衡。由于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是倾向于文官集团的，所以汪直就成了朱见深唯一的选择。汪直掌控西厂，能够单独奏事，可以绕过文官集团的朝廷程序，这是能够他与文官集团长期斗争的优势。如果他能掌控军队，军政事务上也就能绕过兵部和内阁，由皇帝直接指挥，这对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军事话语权是非常打的帮助。因此朱见深就效仿父亲朱祁镇，将汪直扶持成为类似于王振的，可以同时监管特务机构和军队的大太监。
因为有着王振的前车之鉴，所以朱见深在对于汪直的使用上最早还是存在疑虑，主要原因是汪直并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从明宣宗朱瞻基时候开始，明朝军队出征就形成了以武将为统帅、文官提督军务和太监监军的模式。这种模式兼顾了军事、政治和皇权监督的需要，避免军队统帅权力过大而尾大不掉。汪直以镇守太监的名义进入军队，监督军队的权力，这是有助于削弱文官集团对军队管控的。但是汪直不懂军事，如果贸然插手军政事务，很可能步王振的后尘。在这个时候，一个特殊的文官进入了朱见深的视野，那就是王越。
王越与别的文官不同，他虽然是文官出身，但因为不拘一格的行事风格受到文官集团的打压排挤。他率领军队在三边作战，在驱逐蒙古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却被内阁大臣们挡在兵部之外。王越为了自保投靠了汪直，这让汪直的集团中多了一位懂军事的名将。于是汪直和王越成为了朱见深控制军队，从文官集团手中夺去军权的重要抓手。他将汪直和王越派到讨伐海西女真和蒙古各部的军队之中，一个是镇守太监，一个是提督军务。这种配置既符合朝廷对于军队出征的模式，又防范文官集团派人插手军队事务，算是一举两得。
因为有王越在，军队作战的胜利可以保证，明军也就立于不败之地。汪直作为监军监控军队，掌控军队的最高军权，实际上有着代替皇帝发号施令的味道。不论是武将方面谁做统帅，他都是在汪直的监督和王越的指挥下作战，根本不会出现军权失控的情况。这样朱见深就通过一场场的战争逐渐清洗了军队中的文官势力，利用汪直和王越抓住了军队的权力，削弱了文官集团对朝廷的掌控。这种发展最终会形成文武平衡的政治体系，这是有利于实现朱见深所追求的乾纲独断的政治状态的，所以他将兵权赋予了汪直。
汪直同时掌握西厂和军队，对于皇权来说的确会形成威胁。但朱见深的手段显然比朱祁镇更加高明，他利用两个关键人物防止了汪直权力的失控。第一个是怀恩，他掌握司礼监和东厂，又影响着锦衣卫，这从侧面避免了汪直直接插手朝廷政务。因为汪直与文官内阁势同水火，文官集团几乎全盘反对汪直，所以汪直在朝廷中无法直接操纵朝政。相比于王振同时抓紧特务机构、朝政大权和军权的情况，汪直是远远不如的。这种欠缺正好限制的汪直的权力发挥，让他无法摆脱文官集团的掣肘，不会对皇权产生威胁。
第二个关键人物是王越，他表面上看似是汪直的爪牙，实际上则是朱见深监督汪直的眼线。王越是为了防范被文官集团迫害，这才投靠汪直的。但是他本身就是文官集团出身，行事风格也是倾向于文官。他不是一位追求权势的文人，而是有着建功立业的心思。投靠汪直除了自保，他更多的是希望在汪直的支持下掌握军队，完成建功立业的愿望。如果军权在汪直手中失控，这对于王越的本身愿望是相违背的。与王越有冲突的是文官集团，但是他并不否认文官集团治国的理念，只是反对文官集团对军队的过度插手。
在军队作战的打仗的事情上，汪直是需要依靠王越，没有王越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在与文官集团斗争方面，王越需要依靠汪直自保，否则就会被文官们陷害。两人是互相依靠的关系，离了任何一方都会出现危机。汪直深知这种政治态势，所以对于王越非常支持。即便在文官集团的挑拨离间之下，陈钺甚至控告王越纵容都察院弹劾他，汪直也没有因此而对王越发动反击。因为他知道，朱见深将军权赋予他，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和王越的政治盟友关系。这个政治盟友一旦破裂，汪直被文官夺去兵权是转瞬间的事情。
综上所述，朱见深对汪直充分信任，赋予其统率军队的大权，实际上是为了对抗文官集团的需要。他对于汪直的信任更多的是来自于多方面制衡的人事配置，这种配置互相制衡，避免了汪直走向王振的那种状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汪直和王越带领军队与文官集团互相制衡，军队内部汪直和王越互相制衡。这两种平衡体系有效的防范了军权不失控，让朱见深能够放心的让汪直大头症，主导削弱文官集团的政策。从史书上来看，这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汪直和王越成为吸引文官仇恨的标靶，让朱见深稳稳的掌握住了国家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