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明众
一、国共合作实现，孙中山决定加强宣传工作
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曾经三次来穗。1923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来穗，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1924年1月，毛泽东第二次来穗，出席国民党一大。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2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来到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由于在上海积劳成疾，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于1924年12月回湖南休养。就在毛泽东回湖南前1个月，孙中山北上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谋求国内和平统一，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但是，随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两派分化进一步加剧，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面临了更加艰难复杂的形势。这种背景下，9月1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改选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由主席汪精卫兼任宣传部部长。
在汪精卫之前，张继、叶楚伧、戴季陶、刘芦隐也曾担任过该职务。早在1920年11月，孙中山就在上海颁布过《中国国民党总章》，其中规定增设宣传部，职责为“书报编纂及译述事项；讲演事项；教育事项”，第一任部长为张继。此时国民党虽然设立了宣传部，但是宣传工作并未受到国民党的足够重视，成效也乏善可陈。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让孙中山认识到“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1923年1月，孙中山决定加强宣传工作。此后，叶楚伧接任宣传部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不久，戴季陶被选为宣传部长。由于事务繁杂，身体状况欠佳，两个月后，戴季陶离开了宣传部，前往上海，并建议“即调汪同志（精卫）留粤任秘书兼宣传部长……至现在宣传部中事务，拟请委刘同志芦隐暂代。”随即，国民党中执会决议由刘芦隐代理宣传部长。与戴季陶情况类似，刘芦隐在戴季陶离开后，又兼任着法制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从事宣传工作同样分身乏术。因此，刘芦隐任宣传部长只是暂代。8月14日，汪精卫被调回广州，在9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宣传部长。然而，随即在11月，汪精卫就陪同孙中山北上入京，任秘书，已经难以兼顾宣传工作。1925年7月，汪精卫在广州国民政府全面负责党政军事务，更加无暇顾及宣传工作。
二、毛泽东第三次来穗，担任代理宣传部长
1925年2月，毛泽东利用养病机会抵达故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因组织农民运动受军阀赵恒惕的追捕，毛泽东于1925年9月辗转从长沙动身前往广州，后与妻子杨开慧一起住在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的二楼。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来穗，活动时间长达一年之久。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图为1924年5月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左二毛泽东）
而汪精卫和胡汉民、叶楚伧负责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时，毛泽东曾以胡汉民秘书的身份兼任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与汪精卫有过工作上的交集。同时，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就读时的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易培基十分欣赏毛泽东的才干，曾将毛泽东推荐给了汪精卫。
9月2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案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汪精卫、陈孚木（当时是广州《民国日报》负责人）和毛泽东一起负责宣传问题议案起草工作，让汪精卫和毛泽东再次有了交集。10月5日的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一次中执委会议上，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为由，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此时中共也决议以国民党的名义加强宣传工作。早在1924年2月，中共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指出“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5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也提出：“必须我们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宣传部”，让党内同志成为宣传部工作的领导者。1925年10月，林伯渠和谭平山以国民党中执会的名义通知毛泽东担任代理宣传部长。当时，国民党宣传部的办公地点设在广州市大东路30号国民党中央党部（广东省咨议会旧址，现为广州市中山三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7日，毛泽东正式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讨论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宣传部工作迅速有了起色，工作强度也迅速远超其他部。仅宣传部发书处管书员张克强就要每日发书数千本，每日答复各处取书函件数十件。以至于他认为自己在宣传部“无时或息，其工作之忙，责任之重，远过他部”。10月25日，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张克强申请涨薪。毛泽东在收到请求后，专门写信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请求将张克强由录事升为干事，以增加薪水以维持生活。11月3日，张克强的愿望就得以实现。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决定汪精卫续任宣传部长。几天后，汪精卫提议仍由毛泽东代理。毛泽东大力改革，建规立制，吸引人才，使得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中共党员萧（肖）楚女、沈雁冰先后来到宣传部担任毛泽东的助手，协助处理部务事宜，住在庙前西街路38号一楼。代理宣传部长，成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最高职务。
三、毛泽东提出《广东周刊》计划案
在担任代理宣传部长以后，毛泽东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雷厉风行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提案和决定，一改此前国民党宣传工作软弱无力、缺乏统一、上下不通的缺陷。1925年，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力图构建整套的理论体系，号称“戴季陶主义”，为反共制造理论依据。针对于此，10月13日，毛泽东在代理宣传部长参加了国民党一百一十三次中执会时提出戴季陶所出版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并未经中央鉴定”，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毛泽东还提出提案敦促戴季陶来粤工作，获得会议决议通过。14日，毛泽东在主持宣传部第二次会议时，作出了从高级党部到下级党部普遍转发宣传品的决定，还决定调查党员及各类机构、团体分布情况，以便于分发宣传品。23日，宣传部在国民党一百一十五次中执会上正式提出了“《广东周刊》计划案”。这距离毛泽东正式上任只有16天。
为什么要计划出版《广东周刊》？10月30日，国民党宣传部发布的落款为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宣传部通告》（以下简称《通告》）给出了答案。《通告》首先反思了国民党宣传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是国民党在各地的宣传工作“不是极其微小，就是完全没有”。反动势力掌控的报纸，对国民党在广东的工作进行诋毁诽谤，散布种种流言。广东以外地方的民众，很容易被这些流言误导。因此，“本党各级党部，亟应指挥所属负责同志，藉各种机会，对外为反攻的宣传，对内为切实的解释。”二是国民党的各级宣传部门上下联系不畅。“各执行部、各省党部、各特别市党部之宣传部，其组织人员及工作，以前均未单独直接报告过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亦少直接指挥过各地宣传部，这是以前的缺点，以后诚宜改正。”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本部管理之下，出版一种周报，其材料十分之九为实际事实之叙述，十分之一为辨正的议论。大批散发于北部中部各种社会各种民众乃至反革命派各种机关群众之间，以为他们辨认广东真相的证据。同时发给此周报于各地各级党部，以为对内解释对外宣传的根据。”
从这份通告中可以看到，《广东周刊》的名称由“周刊”变为了“周报”。发刊目的是通过传播事实来帮助民众正确认识国民党在广东的情况，并为各地的宣传提供指导和帮助。通告还指出，“在周报未出版前，先将广州《民国日报》重要新闻，逐日剪下封寄各执行部、各省党部、各特别市党部，以应急需。”11月27日的国民党一百二十三次中执会上，宣传部再次提出新办报纸的名称问题，会议最终决定将《广东周报》定名为《政治周报》。名称的改变，意味着这份周报试图突破原有的广东地域范围的局限，更加彰显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性。
四、《政治周报》在广州正式创刊
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创办并兼任总编辑职务的《政治周报》在广州正式创刊。当时报社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封底显示《政治周报》在广州、上海、北京、长沙、武昌、芜湖、汕头、香港、宁波、嘉兴、济南、开封、西安、杭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南昌、太原、潮州、云南、福州、重庆、南京、宝庆（今湖南邵阳）、黄梅、成都、宜昌、绍兴等27个地方均有分售。另外报社还设有三个发行通信处，分别是北京翠花胡同8号（即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于永滋（即于树德，曾以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上海环龙路44号恽代英（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编辑）、广州旧省议会政治周报社毛子任（即毛泽东笔名）。从第四期起，发行通信处又变更为北京翠花胡同8号于永滋，广州永汉北路243号楼易礼耕君（农讲所学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为《政治周报》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
前4期的《政治周报》，由毛泽东亲自主编，并担任主笔。毛泽东还特邀曾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的李漱清前来广州协助。根据沈雁冰的回忆，杨开慧也协助毛泽东做了部分工作。毛泽东对《政治周报》十分重视，在第一期亲自题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以下简称《发刊理由》）一文。文中指出，发刊是“为了革命”，而革命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然而，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就不能不得罪一切敌人，包括：“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毛泽东指出，虽然广东革命取得了一些进展，奠定了革命的基础，但是国内外的反动宣传机关，肆意地用各种诅咒、污蔑和中伤的手段攻击广东，“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全国国民不免被这些宣传迷惑，即使是党内的同志，也会发生疑虑，不知该如何解释真相。因此，“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败反革命宣传”就成为《政治周报》的责任。
对比10月30日毛泽东的《通告》可知，《发刊理由》除了新加土豪劣绅一词，在其他方面和《通告》高度一致。在为何要发刊的理由上，两文也保持基本一致，唯《发刊理由》有所展开论述。可见，《发刊理由》是在前文的基础上，加工补充而来，思想主旨前后相承。从10月底《通告》到12月初《发刊理由》的变化证明，毛泽东自任代理宣传部长以来，一直在酝酿如何利用《政治周报》进行反攻宣传，最终达到让“全国的革命民众”“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的目的。
五、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表的文章
广东是当时大革命的策源地，这份报纸原定名为《广东周报》，从11月27日改名《政治周报》到12月5日正式出版发行仅仅间隔8天。故而，在第一期中保留着不少广东元素。仅毛泽东亲自撰写的1100余字的发刊词中就出现了广东一词7次，广州一词4次。在第一期的时事新闻中，一部分是将月余前的旧闻加以整理。另一部分也注重时效性，与12月5日发行的广州《民国日报》新闻报道主题有部分重合。这些报道体现了毛泽东试图以“实事之叙述”来进行宣传反攻的意图。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表的文章不仅将斗争矛头指向各路反动军阀，还揭露出帝国主义是大小军阀的总后台。第一期刊载的毛泽东拟定并经国民党中央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指出反奉战争是“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提出“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针对反动军阀杨坤如的“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己得三成，一成公用”不实言论，毛泽东以“润”为笔名，在“反攻”专栏里，举出杨坤如的报告与另一反动军阀刘志陆的电报相互矛盾的内容，辛辣地用事实批驳所谓“三三三一制”。在《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我良友》一文中，毛泽东讽刺刘志陆等人居然在电报列头衔遗漏了香港金总督（即金文泰，时任香港总督）和英国伦敦包总理（即斯坦利·鲍德温，时任英国首相），辜负了帝国主义者在背后“助了如许金钱军械”。针对潮梅绅学商联合会歌颂刘志陆，称他“颂声来于万国”，毛泽东则嘲讽道，“‘颂声’一定可靠，万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国。”在《政治周报》第二期，毛泽东先是转发了《申报》北京电文，“虽标赤化，但对于人民颇爱护”。接着，他评论道“原来赤化就是爱护人民。赤化我（俄）化，安得染遍全中国！”
在与大小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战斗的同时，毛泽东还与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11月28日，国民党右派邹鲁等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通过反共决议。毛泽东在反攻栏目中发表了《邹鲁与革命》一文，先列举了邹鲁发言的事实，在最后针对邹鲁革命靠的“又何莫非老同志”的论调，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的“老同志杨刘（即发动叛乱的杨希闵、刘震寰），老同志许梁（即许祟智、梁鸿楷，当时被怀疑与廖仲恺遇刺案有关），我看还是少举例为好。”
在《政治周报》第二期上，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发表了《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一文，指出“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毛泽东列举事实，质问右派“不愿在革命之高潮地广州开会，却在段祺瑞肘下之北京开会，请问这是什么意义？”在文中，毛泽东附上二十个地方反对国民党右派北京会议的电文，用事实声讨国民党右派，并号召“革命派团结起来”。在《向左还是向右？》一文中，毛泽东对那些既反对左派又反对右派而标明是中间派的人进行去劝告，列举段祺瑞“照顾不周之处”，中间派的两个人被“捉上汽车载入城内打了又给写悔过书”的事实，证明反革命和革命之间，其实并无所谓的中间道路可走。他在文末以诘问提醒那些“站在中间的先生们！请问怎么办呢？向左？还是向右呢？”
在《政治周报》第三期，毛泽东充分运用事实论述了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联。在“反攻”专栏，毛泽东用“润”为笔名，在《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北京右派会议事实上做了“栗栗危惧”的帝国主义者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在《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中，毛泽东挑明北京右派会议是“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之一方法”，右派“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右派的最大本领》中，毛泽东以反讽的口气称赞国民党右派能“勇敢”地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的开会，这是右派最大的本领，左派分子望尘莫及！”
◆《政治周报》发表的文章。
在主办《政治周报》时期，毛泽东已经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观察社会，评论时事。继1925年12月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在《政治周报》第四期，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名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的四千余字的长文，用唯物史观的眼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国民党右派何以会宣告分离的原因，剖析了右派及戴季陶主义的阶级基础。他指出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而非什么“左派的操切”。毛泽东还指出，“代表中间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的响亮口号。从某种意义上看，该文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起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萌芽。
六、《政治周报》的停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由于本身工作繁重，又要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难以兼顾，《政治周报》转由沈雁冰负责编辑事宜。但是毛泽东依旧关心关注《政治周报》。从第五期起发行通讯处改为广州庙前西街38号，这正是毛泽东的住所。《政治周报》第六、七期合刊上，还刊登了毛泽东所作的国民党二大《宣传报告》。这份报告是国民党自兴中会以来第一份全面详细的党代会《宣传报告》。其中记载到“政治周报，十四年十二月出版，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四万份，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当时由中共中央于1922年创办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刚开始发行仅几千份，到最多时发行量接近十万份。《政治周报》作为1925年底才创立的一种政治宣传刊物，从第二期开始销量就达到了惊人的四万份，一举成为当时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后，沈雁冰被调去上海工作，《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转交张秋人负责。《政治周报》名为周报，由于各种原因，实际上是不定期出版，有时一周出一期，有时半月出一期，间隔久时一个多月出一期。5月25日，受《整理党务案》影响，毛泽东辞去了代理部长之职。《政治周报》于1926年6月随之停止出版。从发行到停刊，《政治周报》共出版了十四期。《政治周报》虽只存在7个月之久，但它发表的各类文章达110多篇，共有40多万字，富有战斗性地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对国民党右派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以马克思主义给予戴季陶主义理论上的回击，喊出了“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的口号，进而鼓舞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广大民众的革命信心。
1926年5月，《政治周报》停刊后，毛泽东举荐李漱清回湖南工作。在革命过程中，李漱清的儿子李耿侯、李贡侯、长孙李德深先后牺牲。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败，沈雁冰与党失联，后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小说。1928年2月8日，张秋人在浙江陆军监狱英勇就义。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于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访谈过程中提及这段历史时说：“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