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又一个男团悄无声息地出道了——Loong9。
和这个组合同样无人问津的，还有背后的选秀节目《亚洲超星团》。
说起来这档节目也算是大手笔，TVB联手香港星空卫视打造，制作班底是曾做过《这！就是街舞》的陆伟工作室，Rain担任总制作人。
然而，却扑得悄无声息。
选秀淡出大众视野，自然有官方的限制。
但当我们回顾那些影响国人的选秀就会发现，选秀从来不是一档节目，更多的是社会的选择，时代的需求。
每一档成功的选秀，背后都有着时代风潮的簇拥。
草根
2004年，湖南台正式定位为“快乐中国”，以娱乐立台。
最大的动作，就是将去年仅在省内举办的《超级男声》改了性别，并扩展到了全国。
得益于湖南卫视的高收视率，《超级女声》一经开播就火遍大江南北。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个身量尚小、懵懂可爱的女孩竟能引发全国范围的热议，她唱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响彻街头巷尾，她代言的蒙牛酸奶更是取得了1亿宣传换回20亿销售额的奇迹。
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如果说04年《超级女声》是“大爆”的话，那么05年的《超级女声》不亚于一场“核爆”。
由于超女的理念是“不问年龄，不论地域、不拘外貌，想唱就唱”，因此，下至牙牙学语的小孩，上至神采奕奕的奶奶，最小的4岁，最大的89岁，都纷纷前往参赛，海选人数直接超过了15万。
如今回看，一个已经过时的词语或许能概括当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草根。
张含韵从一个学生成为全国少男少女的偶像这一变化，让中国人看到了草根成名的可能。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
2005 年5月 21 日，一位打扮中性的短发干练女生出现在了成都唱区海选现场，虽然唱功稍显稚嫩，但自信的舞台表现还是征服了一众评委。
这是中国选秀史值得记住的时刻，而她的名字也将在不久之后传遍中国。
李宇春。
随着节目的播出，《超级女声》凭借其吸睛的选手，紧张的赛制，让全体国民都在那个夏天陷入疯狂的追星活动中。
据说当时的观众超过了4个亿，也就是说每3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在看。
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人们纷纷上街拉票；
有报道播出期间城市水压会突然变大，后来一查才知道这段时间是超女中间放广告，观众才会争分夺秒上厕所。
而更能体现这一点的，是短信投票环节。
在那个手机刚刚进入大众视野的年代，用短信投票不仅是新鲜事，更给了观众极强的参与感，仿佛自己手中掌握着荧幕中跟自己同样出身草根的姑娘们的命运。
于是，2005年8月26日的晚上，900万条短信的发送，彻底改写了三个女孩的命运。
而节目结束不久，李宇春就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杂志中如此写道：“实际上，李宇春现象早已超越了她的歌声。李宇春所拥有的，是态度、创意和颠覆了中国传统审美的中性风格。”
在那之前，中国的明星或者说艺人的推出，要么是关系网，要么是学院派，而《超级女声》告知世人，草根的力量被看见，中国自此进入了选秀造星时代。
甚至有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看“超女”就是履行社会责任。
然而，超女有多火，随之而来的整改就有多严。
第二年，“规定”出来了，选秀类节目不能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场外投票方式，还不能出现歌手泪流满面，亲友抱头痛哭，歌迷狂热呼叫等场面。
但这并没有阻拦选秀的步伐，在那几年里，以“超女快男”为代表的选秀节目大大小小多达 500 多种，并开始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国人的思想。
在万象更新的二十一世纪初，横空出世的选秀节目迎合了国人日益增长娱乐需求，以及经济增长、社会开放后所带来的追梦情节，中国人开始有了走到镜头前的冲动。
逆袭
随着歌唱选秀的模式被涂抹至各大电视台，江苏卫视推出《绝对唱响》，山东卫视推出《天籁之声》东方卫视一连推出了《我行我秀》《加油好男儿》《声动亚洲》三档节目……
虽然也有一些选手因此成名并至今活跃在娱乐圈，但这些选秀节目并未脱离传统框架，观众也逐渐被漫长的赛程和杂乱的赛制耗尽了耐心，加上“限娱令”的推出，许多人都在宣称“选秀已死”。
时间走到了2012年，浙江卫视花350万人民币买下《荷兰之声》的版权，《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
而这档节目与其他选秀最大的不同，是它的选拔形式。
选手演唱时，导师坐在背对选手的导师椅上，只有选手的歌喉足够优秀，导师才会按下红色按钮，此时“Iwantyou”亮起，椅子旋转180度让导师与学员面对面，宣告有意将这位学员纳入旗下。
不同于《超女》彻彻底底的草根，社会迅速发展，中国人开始希望看到更多更有实力的普通人。
而舞台上的四把转椅的设置，让“实力”成为了这档节目的唯一评判标准，而观众也通过这一形式，实现了自我的投射和寄托。
即，爽文小说式的素人逆袭故事。
因此，在实打实的歌喉，以及别样的赛制吸引下，《中国好声音》远超同时期播出的所有娱乐节目，成为继《超级女声》后又一档现象级选秀节目。
据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统计，《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共播出14期，除第一期收视率在全国排名第二外，其余13期皆名列第一。
并且几乎每期节目都会爆火一首乃至多首歌曲，《HIGH 歌》《我的歌声里》《爱要坦荡荡》《如果没有你》……
这些歌曲因选手的唱响爆红网络，开始成为了年轻人进入KTV的必点曲目。
然而，节目播出愈久，争议也开始出现。
转椅这一特殊形式只存在于第一轮，而随着后续节目的播出，开始出现明显的剧本痕迹。
所谓“逆袭”，看的就是一个落差，最好是逆袭前更惨更弱，才能凸显此时的意气风发。
显然，《中国好声音》深谙这一理论，杰克俊逸的民族服饰，徐海星的花衬衫，都在刻意塑造草根形象。
而更让网友不齿的，是一些选手刻意卖惨，以求得导师和观众的疼惜，助推自己更上青云。
此外，一些参与过好声音录制的人员也纷纷爆出内幕。
曾担任导师的陈奕迅说自己在复赛时发现了已在初赛被淘汰的女学员，耳麦里还传来节目组的催促指令：“按一下！按一下！”
第一季总冠军梁博也曾在《天天向上》曝光，《中国好声音》节目组曾对他说：“我给你写个稿子，你照着念就行了。”
刘欢更是在2016年对《中国好声音》提起诉讼，控该节目侵权，且作秀成分居多。
更不用说多年之后李玟事件的爆发，将节目组的丑陋内幕揭露人前。
但回到当时，《中国好声音》还算得上是一档好的音乐节目，只不过从此时开始，已经有了资本的介入。
明明是一档主打“实力“的选秀节目，却在最终告诉观众，中国选秀早已不是光靠实力就能圆梦那么简单了。
资本
《中国好声音》后，国内选秀节目依旧步履不停，《中国梦之声》《中国最强音》《明日之子》等节目也不断活跃在互联网上。
虽然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但选秀模式依旧复制从前，因此资本开始寻找下一个契机。
2017年底的几乎同一时间，爱奇艺和腾讯分别宣布将推出同样具有选秀性质节目的《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
而这两档节目，都与2016年韩国推出选秀综艺《produce 101》有关。
这档综艺的节目形式是，来自几十家经纪公司的101位练习生经过歌舞PK，由观众投票选出成团名额。
在以前，国内偶像大多是单人，而选秀节目也都是凸显冠军，因此，这一制作模式刷新了国内娱乐市场。
两个互联网视频媒体平台巨头都下场“偶像产业”，可想这一产业的利润。
而这类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每一步离奇又合理的操作，也让观众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了背后的资本推手。
首先，选手不再是草根出身，而是由经纪公司推出。
这看似是保证秀人实力，实际是为了走红后方便收割；
而选秀过程中，演艺实力也只占一小部分，更被推崇的，是长相、性格、观众缘、话题度。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杨超越，一个是王菊。
前者长相漂亮，综艺效果好，颇受观众喜欢，所以哪怕唱跳全费，也最终顺利成团。
而后者虽然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但这样的格格不入本身就是一个好故事，因此，最终也被一句“你不投，我不投，王菊何时能出头”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可见到了此时的选秀，实力已经不重要，如果在超女时代，杨超越可能连地方赛区都过不了。
但在互联网时代，观众喜欢什么，买票什么，资本就选择什么。
因此到了投票环节，更显露资本嘴脸。
既然喜欢，就得为自己的偶像买单，于是资本撕掉伪装，开始明谋，打投模式出现。
这边农夫山泉在《偶像练习生》推出买水送额外投票权的模式，于是粉丝为了给偶像投票，一度将一些地区的农夫山泉卖到断货，线上销售更是直接翻了500倍；
那厢蒙牛在《青春有你3》开发出了奶票，粉丝要想助力，就必须购买该饮料并扫描瓶盖的二维码获取助力值。
然而，谁也没想到粉丝为了给偶像助力已经不择手段，有人曝出一段“倒奶取票”的视频，画面里成箱成箱的牛奶被揭盖取票，而牛奶则直接倒入沟渠，更有人表示还有数千箱牛奶将被倒掉“取票”。
事件爆发后，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接连发声，中宣部、网信办、广电总局先后下场，出品方被约谈，成团之夜直接取消。
这种买产品才能投票的模式，利用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创造出了本不存在的消费需求，而唯一得利的就只有资本。
至于那些最终被选中的偶像，在观众看来，他们是幸运儿，在粉丝看来，他们是苦尽甘来。
但在资本看来，他们照样是韭菜。
101时代的选秀节目从某种角度看其实并非比赛，而是工业时代的文化快消品。
其背后的操作逻辑也完美契合了互联网思维下的内容生产模式，“IP加流量加小鲜肉，再辅以快速迭代和精细运营”。
从《超女》到《中国好声音》，再到《创造营》《101》，中国选秀节目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文化狂欢，一批又一批的新星推出，而背后的“大众情绪”也从草根成功，到素人逆袭，再到资本操作，这是社会发展下，话语权逐渐转手的缩影。
资本不眠，娱乐至死，选秀自然不会终结，但方向无人可知。
那么让我们回头看，回到选秀的本质，选手口中的梦想。
当梦想已成为工具，追梦也成了骗局，选手该坚持什么？我们又该相信什么？
*部分图片和素材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