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9日的清晨，萨达姆·侯赛因被美军正式移交给伊拉克政府，这一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吉瓦尼·斯坦凡诺，作为萨达姆的辩护律师，面对聚集的记者群，宣布了这一重要消息。他透露，按照当时的计划，萨达姆将在数小时内被执行绞刑。消息发布后，全球媒体迅速传播了这一信息，国际社会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
在美国，尼古拉·吉尔曼作为萨达姆的另一名律师，了解到情况的紧急性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他深知时间紧迫，每一分钟都可能关乎萨达姆的生死。吉尔曼迅速准备了一份详尽的申诉文件，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阻止绞刑的执行。这份长达21页的文档详细陈述了为何应该暂停对萨达姆的死刑执行，包含了法律条文的引用、先例的分析以及对萨达姆情况的详细说明。
提交给华盛顿地方法庭的这份申诉文件，试图证明执行绞刑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错误，对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未来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吉尔曼在文件中强调，考虑到萨达姆的身份及其对该地区的历史影响，必须对他的处决进行更彻底的审查。
尽管吉尔曼和他的团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华盛顿地方法庭的法官在审阅了这份详尽的申诉文件后，还是作出了拒绝的决定。法官的决定是基于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和政治考量，其中包括对案件本身的法律评估，以及对伊拉克当前政治局势的考虑。
此时，萨达姆已经被关押在由伊拉克政府控制的设施内，等待执行判决。从他被移交到执行绞刑的过程中，萨达姆被严格看管，所有接触他的人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审查。伊拉克政府和美军确保了这一过程的秘密性和安全性，防止任何可能的干预或逃脱行动。
家属的绝望与律师的无力
随着萨达姆·侯赛因即将面临绞刑的命运，他的家人和律师加紧了挽救他生命的努力。其中，萨达姆的女儿表现出了特别的坚持和决心。她寻求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至少能够在萨达姆最后的时刻与父亲会面一次。为此，她联系了萨达姆的辩护律师纳吉布·努艾米，希望能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向伊拉克政府和驻伊美军提出会见请求。
纳吉布·努艾米迅速行动，他整理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并正式向伊拉克政府和美军提交了会见萨达姆的申请。在申请中，努艾米详细阐述了请求的合法性和人道主义考虑，试图说服有关当局允许这次会面。然而，面对这个请求，伊拉克政府和美军的回应是冷漠和拒绝的。他们以安全和法律程序为由，拒绝了这次会面的请求。
萨达姆的女儿和努艾米并未就此放弃。他们试图通过不同渠道，包括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能够为萨达姆争取到与家人会面的机会。他们接触了国际人权组织，请求他们介入并施加压力，以确保萨达姆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同时，努艾米还尝试与伊拉克政府的官员进行直接沟通，寻找可能的突破点。
但是，由于政治和安全因素的考量，以及萨达姆本人在伊拉克社会中的争议性，所有的努力都未能取得成功。伊拉克政府和美军坚持其立场，没有为萨达姆的家人提供与他会面的机会。这一决定被迅速执行，且没有留下任何商量的余地。
在这个过程中，萨达姆的女儿和他的法律团队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尽管处于绝望的境地，但仍持续不懈地尝试各种方法，希望能够改变萨达姆的命运或至少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见到家人。这场努力不仅是对萨达姆个人的救援尝试，也体现了一个家庭在巨大政治和军事压力下的挣扎。
最终，所有的努力都宣告失败，萨达姆的女儿未能实现最后的愿望，与父亲见上一面。
监狱中的最后时刻
萨达姆在监狱中的最后时刻，确实是充满了磨难和侮辱。在他即将面临绞刑的前夜，监狱环境变得异常严峻。看守们似乎有意在萨达姆面前展示出过度的行为，以加剧他的心理负担。他们时常在他的牢房前跳舞，大声说笑，制造噪音，这些行为显然是有计划的，旨在扰乱萨达姆的心态，破坏他的精神稳定。
萨达姆的牢房成为了一个不断受到干扰的空间。每隔30分钟，看守们就会进入牢房，有时候进行例行的检查，有时候则似乎只是为了打断萨达姆的思绪或休息。这种频繁而有意的干扰，显然是为了让他无法得到连续的休息或平静的时刻，从而加剧他的精神压力。
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萨达姆的基本生活需求也未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尽管他处于饥饿和疲惫的状态，但他提出的早餐和吸烟的请求却被拒绝。这种拒绝可能旨在剥夺他最后的舒适和安宁，进一步增加他的生理和心理负担。萨达姆被迫在这种环境中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无疑加剧了他所面临的困境和苦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监狱的环境和看守的行为构成了对萨达姆个性的直接挑战。通过这些行为，看守们似乎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即萨达姆无论如何无法逃脱这个局面，他将在这种被剥夺和受控的环境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种对萨达姆的特殊对待，也反映了他在伊拉克社会和国际上的争议性。一方面，他曾是伊拉克的领导人，拥有无上的权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他的统治时期充满争议，许多人对他的政策和行为持批评态度。因此，在监狱中对他的特殊对待，无论是出于报复心理还是其他原因，都是这种复杂情绪和政治态度的体现。
临刑前的最后愿望
在萨达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表现出了某些个人特质。在绞刑执行前的准备阶段，萨达姆做出了一些举动，这些举动既反映了他对个人历史的认识，也显示了他对待死亡的态度。他向狱卒提出请求，希望将他的个人物品，如手表、笔记本等传给他的律师。这些物品对萨达姆而言，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承载着他一生的记忆和身份。
萨达姆还特别强调了一个愿望，他希望狱卒能将一个信息传达给他的女儿，那就是他认为自己是为伊拉克及其人民牺牲的烈士。这表明，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萨达姆仍然试图维护他的政治形象和遗产，希望在伊拉克人民中留下某种形象。
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死亡时，萨达姆的回答表明了他的坚定和无畏。他表示，作为一名战士，面对死亡是他长久以来的准备，他从未害怕过这一刻的到来。这种回答反映了萨达姆在政治和军事生涯中所培养出的身份，即使在面临终极考验时，他仍然保持这一形象。
在萨达姆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到他试图掌控自己的叙事，在有限的条件下，以自己的方式安排最后的事务。他通过将个人物品交给律师，试图保留自己的遗物和记忆。通过向女儿传递信息，他试图影响自己在后人心中的形象。而他对死亡的态度，则是对他一生中战士身份的最后坚持。
在执行绞刑的前夕，萨达姆被带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进行最后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狱方人员对萨达姆进行了最后的审视，确认他的身份，并完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和程序性文件的填写。这个阶段，萨达姆被要求穿上特定的服装，准备接受绞刑。
绞刑台上的最后对话
在绞刑的执行前夕，萨达姆的处理过程充满了象征性的行为，旨在剥夺他的尊严。当被带往绞刑台的过程中，他被迫穿上一件黑色大衣，这种颜色常常与悲哀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象征着他即将面临的命运。然而，他被剥夺了帽子和领带，这不仅是对他外表的控制，也象征着对他身份的最终剥夺。在权力的巅峰时期，萨达姆常穿着制服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中帽子和领带是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刻，这些象征他权力和地位的物品被有意去除，反映出执行者对他的最后羞辱。
在被带向绞刑台的过程中，萨达姆与看守之间发生了交流。面对看守的指责和谴责，萨达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回应称自己是将伊拉克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人。这种交流不仅是萨达姆与看守之间权力关系的体现，也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试图维护自己历史角色和形象的表现。尽管他身处弱势，即将面对死亡，但他仍然试图通过言辞维护自己的政治遗产。
这些互动中，看守可能以讥讽或指责的方式向萨达姆表达他们的情绪或看法，这种情绪可能源自萨达姆统治时期的政策和行动。对于这些看守来说，萨达姆不再是那个无可挑战的领导者，而是即将被绞刑的囚犯。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出于对过去的愤怒，或是为了在这个重要时刻展示权力的转移。
在这个关键时刻，萨达姆被带到执行场地，这是一个严肃和压抑的环境。绞刑台已经准备就绪，执行人员、官员和证人可能都在场，每个人都在履行自己的角色。萨达姆作为绞刑的主角，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了焦点。在这里，每个细节都被仔细安排和控制，以确保执行过程的顺利进行。最终，萨达姆被引导至绞刑台，这是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
左高山.从“萨达姆之死”看国际秩序与全球正义[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3(2):125-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