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在乡中学当老师的父亲病倒了，19岁的我接班成了一名老师。
我是家里的大姐，还有两个弟弟，如果不是二弟那年才15岁，接父亲的班吃国家粮的机会肯定轮不到我头上。
当时的我高中毕业在家干了两年农活了，父亲虽然是脱产的老师，但母亲却是农业户口，我们家还有四口人要吃饭，从学校出来的我就得跟着母亲出集体工。
幸好因为父亲当老师的缘故，在乡亲们心目中有点地位，我这个大姑娘出工，还是个读了高中的人，便安排我当了记工员。
虽然也和大家一样早出晚归干活，但体力上少许有点休息的机会，还能拿到一个全劳力的工分。
要知道在那年代，妇女都是半劳力，我母亲干了二十多年活了，竟然只能拿到我一半的工分。
19岁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脱产当老师的这一天。
只是虽然读了高中，毕竟没有教过书，经过三个月的培训之后，我才被安排到了一个叫安福冲的村子当老师。
安福冲是我们公社最偏远的一个村子，小学虽然也有五个年级，却只有我和一个本村的大嫂两个老师。
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就被安排教四五年级，那个本村大嫂负责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同时还是“校长”。
大嫂很热心地安慰我，你不要怕，山里高年级的孩子比较调皮，你要是拿不住他们就叫我，我去给你镇场子。
我心里很感激大嫂对我的支持，只是两个月下来，我发现自己竟然和那群野孩子混得很不错。尽管他们确实很调皮，但只要我细心去开导，最后总能“打动”他们。
因为校长大嫂是本村人，每天放学就回自己家去了，村小学附近就是其他民家，我一个大姑娘独自住在学校也不会觉得害怕。
每天晚上备课完了，就会在附近的山路上到处走走，而山里人晚上喜欢打擂茶，一定不会忘记叫上我。
虽然孩子们和我相处融洽，但以前的基础确实不咋的，成绩一直上不去。我那时候也没有经验，便想着去学生家里家访，希望家长能更好地监督学生在家的学习。
现在想来，那时候是多么的幼稚。那个年代的山里孩子，除了坐在教室里的那几个小时能有时间读书之外，回到家就是忙着干活，最普通的就是放牛搞柴火做饭这些活，哪里有什么机会复习功课？
而大部分家长自己都几乎是文盲，对孩子的学习也无从辅导，完全就是放任不管的态度，我的家访又能收到什么效果？
不过，对我的家访，所有的家长都表现得非常热情，每到一户人家都会热情留我吃饭，山里嘛也没有什么好菜，但多半都会有点山货，什么野鸡野兔之类的东西，让我这个大姑娘大快朵颐。
在那个时候，一年到头也难得见点荤腥，山里人虽然穷点，那些野味却就是青菜萝卜。
班上有个叫狗娃的孩子，大名叫伟明，可每次考试都是“尾名”，因为他每天都会迟到，成绩也就在班上垫底。
但经过我的观察，发现这孩子并不笨，相反甚至很聪明。之所以成绩不好，就是一颗心完全没有在学习上，上么上树掏鸟窝，山溪里摸鱼倒是相当熟稔。
于是，我特意把狗娃的家访留在最后，那天走访了三五个孩子家后才到了他家。可都天黑了，他们家竟然还是瞎灯瞎火的，如果不是看到火塘里的火光，我还以为他们家里没人。
我在门口喊了一声狗娃的大名，有个女声在答应，仔细一看才发现柴角里的坐桶上有个人坐在那里。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什么是坐桶，就是用一些木头围成一个水桶的样子，里面填满稻草和烂棉絮，人坐在里面就像全身被包起来一般，也是那年代农村老人冬天御寒的神器。
可当时还是八月底九月初，尽管山里的天气确实开始凉了，却远不到要用坐桶的程度。我心里还在纳闷时，女人又说话了：狗娃，来人了，你把灯点上。
后屋出来一个小小的身影，此时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看清楚出来的正是狗娃，便问他说：伟明，你在干嘛，怎么家里连灯也没点？
狗娃叫了声老师，才弯腰从火塘里拿起一根烧着的木棍子在旋钩上点了一下，终于有了点灯光，不过显然不是煤油灯，应该是自己从山上搞回来的松油灰
顺着灯光，我也才看清坐在柴角里的女人，可能有四五十岁了，坐在那里和我说抱歉，还拄着拐杖想要站起来。
我赶紧扶着她坐下，简单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女人这才叹了口气说：狗娃学习不好拖了大家的后腿，可我也没有办法啊，去年我在山上摔了一跤把脚摔断了，这个家就全靠他在撑着，哪有时间搞学习呢？
我心里非常受震撼，也就安慰了老人家一阵，再也不忍心再责怪狗娃了，坐了几分钟就起身要回学校。
狗娃很乖巧地拿起一把杉木皮点上交到我手里，说今晚没有月亮，老师你就用这个照着，就能看得清路了。
狗娃执意要把我送回学校，路上我就问了一些他家的情况。
这才知道，坐桶里的的那个女人是他的母亲，他还有个大哥参军去了。去年母亲受伤后，却不肯告诉在部队的哥哥，家里的一切都是狗娃在撑着。
11岁的狗娃，不但要照顾有点行走不便的母亲，还要把山里土里的那点口粮种下去收回来，你说还有什么时间复习功课？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想要说点安慰他的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回到学校总是睡不着，翻来覆去总算想到了症结所在：狗娃的娘要是好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于是，我便特意回了一趟家里，因为我三叔是地方有名的跌打医生，想请他给狗娃的母亲想个法子。
或许是为了给我捧场，某个晚上，三叔后特意跑了七八里山路来到安福冲，我带着他去给狗娃的娘看了看。三叔最后给她挖了一些草药，还说要是推拿按摩一下就能好得更快。
可三叔隔得那么远，不可能每天都来这里吧，我便自告奋勇让三叔教我怎么推按，把所有的娥操作都记在在本子上。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去狗娃家给他母亲推按，三叔的药也会准时送过来，一个多月后，狗娃的娘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甚至又能下地干活了。
那天早上，狗娃竟然第一个来到学校，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了。这小子神神秘秘地走到我面前，双手摊开，一只手里握着一只蛋，说这是自己在山上掏的“哭雕公”蛋，吃了就不会头晕了。
我这才想起来，自己有几次上课的时候会有点头晕，头晕了就伸手按着黑板不动，孩子们问我怎么了，我曾顺口说过一次有点头晕。
无意间一句话，狗娃竟然记在心里，专门去山上找“哭雕公”的蛋来给我治头晕。
就那样，狗娃的成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到第二年五年级毕业时，他已经是班上的第一名，总算可以去掉“尾名”那个绰号，也能够去上初中了。
我在安福冲学校只呆了两年，第三年就被调回了中心小学，正式成了一名老师。但我和安福冲的故事却才刚开始……
那是84年的春天，我正在上课，突然窗外有个穿军装的男子走过去，没多久又走了过来，在教室后门的走廊上站着。
上课的我其实也算是心无旁骛，勉强忍着讲完课文布置好作业，借口出门透气就来到走廊上问他找谁。
按照我的想法，肯定是来找学生的.走到面前一看，眼前的男人还穿着四个兜的干部军装，而年龄也不大，只是那么20出头的样子，顶多比我稍微大一两岁。
对方很礼貌地告诉我，自己就是来找你的。
我很惊讶，因为我并不认识他啊，眼前的男子站得笔直，身上那种雄伟的男人气息扑面而来，幸好我也是上过几年课的老师了，才不至于像个小迷妹那么迷失。
下课铃响了，教室里的孩子顿时沸腾起来，昔日的狗娃、如今的伟明蹦跳着跑出来，直接跑到军人男子面前，身子一蹦就挂到了对方的身上，嘴里喊着：大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这才明白，眼前的男子，就是伟明参军的大哥，只是想不到，在部队竟然提干了。
男子亲昵地摸着狗娃的头，笑着对我说：小娟老师，我是伟明的大哥伟光，今天刚回来探亲，从我母亲口里得知，您帮过我们家那么多，特意来和你说句谢谢。
我不好意思地和他客气了几句，说的无非就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之类。上课铃响了，我也就自然地回到了课堂。
可放学之后，伟光竟然又来了，依旧是那种令我仰慕的风采。
伟光说，下午你要上课不能耽搁你，现在放学了，希望能请你吃顿饭，感谢您对我母亲的照顾，还说自己把母亲也接来了，就在下面的乡政府招待所等你。
不管愿不愿意，我也只得跟着伟光去了饭店。
那时候的农村小饭店也没有什么吃的了，他们一家三口加上我，四个人就是吃了一条鱼而已。
吃饭的时候，伟光的母亲一直对他说，要不是小娟老师，你娘我就瘫了，狗娃也更不可能考上中学，你一定要好好感谢人家。
伟光告诉我，自己探亲的时间有半个月，我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告诉我这个。只是那半个月里，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学校找我。
我们一起在河边散散步，慢慢就非常熟悉了，也知道他确实提干当了排长，话里话外也流露出很多要和我进一步发展的意思。
但感情的事不能太急，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准则。这两年来也有热心的同事给我介绍对象，但我似乎没有开窍似的，完全就没有当回事。伟光的追求，虽然我有点动心，但还是不肯直接走入婚姻。
伟光探亲回到部队后，我很快就收到了他的来信，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就有书信来往，逐渐感觉到，对方真的就是值得自己寄托的人。
89年，我和伟光结婚了，当时他已经成了连长，在他的影响下，我选择留在老家照顾家人，一边赡养他的母亲，同时还要监督狗娃上学。
直到92年，伟明考上了大学，伟光以营长的级别转业到了地方，进了我们县的交警队，而我也调到了县城的重点中学，一家四口恩爱地生活在一起。
如今，我和伟光都在县城，我们的孩子也上高中了，家里只有我们陪着婆婆。
几十年来，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红过脸。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有耍小性子的时候，但丈夫都能大度地包容我，在他心里，一直记得我当年帮助他母亲的事。
小叔子伟明、昔日的狗娃如今在省城工作，对我这个嫂子的尊敬甚至还要超过大哥。逢年过节什么的，我都会收到他的礼物。当一家人团聚时，他还会说起小时候的事：
嫂子不但是嫂子，还是我的老师，更是我们家的恩人，在我心里，嫂子就是嫂娘，永远都不能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