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接到诺贝尔奖的电话，温特爵士（SirGregoryWinter）坚持说自己并没有elated（狂喜）。
我不信。直到我看了他的履历。
作为一名卓绝的英国科学家，温特有三次财富自由的创业经历。第一家公司CambridgeAntibody开发了一代药王Humira，被阿斯利康7.02亿英镑收购。第二家公司Domantis，以2.3亿英镑的价格卖给葛兰素史克。创办的第三家公司BicycleTherapeutics后来在纳斯达克上市。他凭科学贡献被女王册封为骑士，又是剑桥大学最强学院三一学院的院长。他一生拿奖无数，荣誉满身，因此端起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时，没有狂喜，唯有从容。
这才是人生赢家。中国人说的立德、立功、立言，温特爵士都做到了。老爷子璀璨且多金的人生，映衬出一个鲜有人知的真相——动不动就“衰落的欧洲”“没落的英国”，但是在这背后，还有另一个英国，剑桥+伦敦是全球科技创富的圣地。
这里有移动芯片之王ARM，有横扫人类围棋冠军的DeepMind，有微软第一家美国之外的研究院，现在你手机里的Siri是苹果在这里收购的VocallQ。亚马逊的语音助理Alexa，是收购的剑桥创业公司Avi，就在剑桥车站对面办公，一起被收购的还有亚马逊的无人机PrimeAir。对应美国硅谷（SiliconValley），剑桥因为是沼泽地，所以被称为硅泽（SiliconFen）。
而且，以AI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还不是剑桥最强的实力。作为我们这颗星球上产学研结合最成功的区域，剑桥+伦敦最强的领域是生命科学和Fintech（金融科技）。
剑桥的科技创业可以提炼成这样一句话：“从0到1”打平硅谷，“1到10”还算凑合，“10到n”令人失望。这背后的原因令人由衷感叹，科技创业第一靠科学积累，第二靠资源禀赋，最终牢牢和国运绑定。
一
2019年，“机器学习之父”辛顿（GeoffreyHinton）拿了图灵奖，罕见地发了个推特。
辛顿说，莱斯·维拉提（LesValiant，2010年图灵奖获得者）当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当研究员，住在X楼梯旁边的房间。当时辛顿还是剑桥的本科生，后来读了研究生，他也住进了这个房间。莱斯·维拉提拿了图灵奖后，告诉辛顿，这个厉害的房间，图灵本人也住过，很可能那篇1936年的论文就是在这里写的。图灵的这篇论文开启了人类的计算机时代。
一个犄角旮旯的楼梯间，就足够定义剑桥在计算机和AI时代的地位。
哈萨比斯（DemisHassabis）16岁进剑桥，以计算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成功做出一家游戏公司后，立志要创办一家人类智能公司。他要做通用人工智能，为此决定先去伦敦大学学院（UCL）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又留在UCL实验室的盖茨比计算神经科学中心做博士后研究。这个中心的创始教授正是辛顿。
这前后正是AI寒冬，通用人工智能是一个令人耻笑的概念，如果一个教授说自己要研究通用人工智能，只会被学术界认为是妄人，是搞封建迷信，是缺乏科学素养。辛顿也是因为在美国找不到教席，才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苟着。
今天看来，辛顿就是AI领域的普罗米修斯，苦苦坚持，在老家英国和北美散布火种。
说剑桥“从0到1”的生态不输硅谷，最好的底气就是DeepMind。哈萨比斯和莱格，两个剑桥同学凑在一起，要干无人看好的通用人工智能。DeepMind的名字很英伦，取自英国科幻小说《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中计算生命终极问题的超级计算机“沉思”（DeepThought）。
哈萨比斯的天使投资人正是写作《从0到1》的蒂尔（PeterThiel）。DeepMind在伦敦红红火火地干起来，请的技术顾问，是英国人辛顿，法国人杨立昆。
蒂尔把哈萨比斯介绍给贝宝黑帮（PayPalMafia）。南非人马斯克和英国人哈萨比斯一见如故，邀请他来SpaceX看火箭。发生了一段影响深远的对话。
哈萨比斯问马斯克，搞这个干嘛。马斯克说，人类会毁于世界大战或者小行星撞地球，我要把人类送去火星。
哈萨比斯说，老马，你知道还有什么会毁灭人类吗？我告诉你，AI！
马斯克沉默了一分钟。不久，他也投资了DeepMind。
有一天，DeepMind给几个投资人发视频展示公司成果。马斯克、诺塞克这几个贝宝黑帮正好在私人飞机上看，马斯克当时的好基友拉里·佩奇（LarryPage）非要蹭着看。这一刻，命运的轮盘转动了。
佩奇包了一架飞机，Google高管组团直奔伦敦要收购DeepMind。
二
AI的寒冬持续了很久很久。直到DeepMind开发的AlphaGo横扫人类围棋冠军，寒冬解封，忽如一夜春风来。
可以说，没有这家伦敦公司的承前启后，就没有今天的AI盛况。但是大多数人，只知Google，不识DeepMind。这正是剑桥伦敦的命运缩影。
哈萨比斯不想卖身，他在创立DeepMind之初就承诺员工，至少独立发展二十年。
作为在“从0到1”领域比肩硅谷的科技创业圣地，剑桥的死穴在于，英国6000万人的市场太小了。
当时，DeepMind已经成立了三年，技术突飞猛进，但没有收入。两位剑桥创始人无奈感慨道，我们留不住人。要么卖掉，要么就死。
亚历克斯·格雷夫斯这样的得力干将，在DeepMind的年薪竟然只有区区10万美元，而同一时期Google、Facebook在全世界抢夺顶尖人才，每位研究员的年薪轻轻松松开到几十万到几百万美元。没办法，美国互联网抢占几十亿人口规模的市场，靠卖广告日进斗金，这点花销不算什么。
马斯克还想联合贝宝黑帮收购DeepMind，但是在财大气粗的Google面前，只是螳臂当车。甚至，Facebook开价比Google还豪爽，两位剑桥创始人如果选择扎克伯格，套现的金额会多一倍。
科技和商业有无比残酷的一面，抢占规模最大的市场，形成丰沃的现金流，买下最有创意的后来者。于是，英国栽树，美国摘果。
这样看，不断诞生一个个DeepMind是剑桥的骄傲，不断卖掉一个个DeepMind又是剑桥的宿命。
Google用6.5亿美元，收购50名员工的DeepMind。苹果1亿美元买下剑桥VocallQ，重新做Siri。微软2.5亿美元收购两位剑桥毕业生创办的SwiftKey，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市场规模+商业模式这个死穴，成了剑桥的隐形天花板。具体体现为，在剑桥-伦敦科创圈，以AI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只排第三。
排第二的是Fintech，得益于伦敦是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欧洲最大的金融科技独角兽公司Revolut就坐落于此。
而排第一的是生命科学，在各方面条件又更好一些，资源是最顶级的。全球QS生命科学与医学排名前十的高校，剑桥地区占了四所（牛津、剑桥、帝国理工、UCL），培养的诺贝尔科学奖数量为世界第二，人类在这里发现了青霉素、DNA的双螺旋、单克隆抗体。
而且英国对生命科学的商业模式是最友善的。英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医疗系统，还有阿斯利康和葛兰素史克两大医药巨头。
三
科技创业是百舸争流，但最终百川归海，勾勒出一个个国家的际遇。
有一次和好朋友，基金经理今泊世喝酒，他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多安慰和启发。他说，英国、美国的崛起花了一百多年，但当你去看这一百多年，其实没什么智力品格超群的杰出领导，大多数时候是庸人。所以，一个国家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位，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这个国家的禀赋。
剑桥走过弯路。
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大不列颠还有日不落帝国的臭脾气，最瞧不起美国的“实用主义”。学术界对商业化相当反感，甚至为了维护大学的高洁，划了红线，在学校周围12英里内禁止企业展业。20世纪60年代，英国威尔逊工党政府提出加强大学在国家产业活动中的创新贡献，剑桥带头消极抵抗。
20世纪60年代，硅谷问世，以斯坦福大学为核心的产学研结合策略成果频出，把美国的领导力推向高峰。英国绅士终于看清现实，放下骄傲，迎接未来。
1968年，剑桥大学小组委员会提交著名的莫特报告，学习硅谷好榜样。20世纪70年代初，三一学院拿出了自己的土地，剑桥科技园（CambridgeSciencePark）诞生，就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科研成果转化。
拼多多市值超过阿里的那一天，久未发声的马云在内网发帖：谁都牛过，阿里会变。
剑桥“从0到1”比肩硅谷，靠的是在教育、商业网络中几百年的积累。从1到n的表现令人失望，成为了一个隐形天花板，那就扬长避短，先打赢欧洲。和德国比，这里的英语普及度高，更接近全球市场。英国法律对创新更宽容，对比之下，法国的法律被认为对企业太“凶”了，法兰西太爱罚款。
然后，要把Fintech和生命科技的优势打到极致。比如，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定要守住，这些年英国对数字银行、加密货币的态度都非常积极。利好生命科学的政策更是绵绵不断，从“八大技术和战略产业”，到MedCity计划，致力于打造“世界生命科学之都”。这是英国名片，更是江湖地位。
剑桥科创那么硬，但是中国人对其感知甚少，原因在于英国已经放低姿态，顺应规律。剑桥常住人口有12万，却孵化了20家独角兽。剑桥初创公司的三年后存活率高达80%，剑桥大学衍生公司五年后存活率高达92%。有一句话叫做，Cambridgeisalow-riskpalcetodohigh-riskthings。靠谱，剑桥的硬科技创业项目，前面是顶级科学家层层验证，大学保驾护航，后面是全球巨头都在剑桥建立前哨站，盯着收购。
最近我愈发觉得，国运——是一个太过宏大的词，难以参透，但容易看透。不要局限在短期的波折，要多看长期的国家禀赋。有关国运，我觉得最好的态度是，该干嘛干嘛。
最近衣公子见了很多朋友，喝茶，喝酒，那些积极乐观状态好的，都有这样一个特点，面对当下的困难，少谈抽象的概念，多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
1.产能过剩。一个朋友就跑到墨西哥，在中国造到90%，运到墨西哥造10%，贴个标，美国人照样买买买；
2.国内太卷。国内游戏行业这几年真卷，那就利用中国的游戏产业链，造的游戏只在东南亚和中东卖，把“买流量，搞抽奖”这些中国玩剩下的搬过去，闷声发大财；
3.环境多变。去做确定性高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一个个聊，你只要提诉求，中国没有搞不定的，把国内过剩的产品、技术、产业链、大厂人才全怼过去，双赢；
4.中国缺“从0到1”。一个朋友从前在硅谷盯着实验室里的华人学子薅，现在美国太针对了，不讲武德了，那就去剑桥想办法把路走通。
这也是我最近给朋友的建议，去解决一个个问题，对中国的信心，来自14亿统一大市场，极度重视教育，极度勤奋，完善的工业基础。剩下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该干嘛干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