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21岁的本·萨拉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犯罪学系学生，也是优秀的奥运健儿。他有很多朋友，有一段稳定的感情，还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但是，萨拉斯的父母直至今天仍在寻找答案。
他们并不了解儿子身患抑郁症后的双面人生，也不知道儿子在治疗起效后为什么还会自杀。
萨拉斯之死只是去年美国登记的5万多起自杀事件中的一起。去年也是美国有记录以来自杀人数最多的一年。
与此同时，美国研究人员还发现，美国青少年自杀率正在稳步上升。
究竟是什么导致悲剧不断发生？
大学校园只是缩影
近年来，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被一系列自杀事件的阴影所笼罩。
上一学年，包括萨拉斯在内的7名学生自杀身亡。
本学年情况似乎更严峻。截至目前，已有3人自杀。
“自杀事件频发让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感到很沉重。”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助理校长贾斯汀·霍林黑德说。
按照霍林黑德的说法，自杀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流行病”，大学校园只是缩影而已。
去年，美国登记了5万多起自杀事件，是有记录以来自杀人数最多的一年，超过此前已创下历史纪录的2022年（49449人自杀）。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在35岁以下美国人中，自杀已成为第二大死因，仅次于意外伤害。
美国医学协会旗下学术期刊上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还指出，在1999年至2020年间，超过4.7万名10岁至19岁的美国青少年死于自杀，而且这一数字逐年激增。其中，女孩和少数族裔青少年的自杀率更是急剧上升。
数据还显示，仅去年一年，自杀预防和心理健康热线988每月接到的求助电话就增加了10万个。
美国卫生局局长称，心理健康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健康危机”。
压力来自何处？
专家分析，新冠疫情、社交媒体、政治极化、经济压力、社会安全网缺失等都是造成年轻人自杀风险上升的重要因素。
精神病学家克里斯蒂娜·克劳福德认为，新冠疫情或许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克劳福德看来，持续三年的疫情严重妨碍了年轻人之间的正常交流和情感沟通。
“他们待在家里，与同龄人隔绝，无法接触外界，这不利于年轻人身心健康发展。”克劳福德说。
纽约州科恩儿童医疗中心精神病学副主任罗伯特·迪克则归咎于社交媒体。
“在社交媒体上互动已成为青少年的主要交流方式，情绪障碍、抑郁和自杀的情况也随之不断增加。”
克劳福德还指出，年轻人沉迷于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不断受到战争影像和极化政治信息的轰炸，可能会导致焦虑和抑郁。
针对年轻人自杀人数不断攀升的现象，美国卫生局曾罕见发布公共卫生建议，并强调社交媒体和新冠疫情加剧年轻人已经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经济压力也被认为是把年轻人逼上绝路的一只“黑手”。
马里兰州自杀求助热线接线员梅伦德斯说，他接到过很多年轻男性和大学生打来的求助电话，很多人都反映经济压力很大，包括必须支付大学学费以及承受其他经济负担。
萨拉斯的母亲凯瑟琳也认为，年轻人正在经济压力下挣扎。
“过去几代人都拥有自己的安全网，但现在都被撕破了，很多年轻人对未来非常没有安全感。”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一项研究指出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原因——社会安全网的缺失。
该研究指出，自杀率上升确实与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但经济压力并不必然推升自杀率。
1990年至1994年，瑞典曾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自杀人数并未增加，部分原因正是有赖于政府大力建设社会安全网，尽量减少财务压力对身心造成伤害。
相比之下，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市场稳定，向银行业注入巨资，却大砍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项目的资金。
对世界充满焦虑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学生洛雷莱提起室友自杀时，他正在宿舍里，至今都没走出心理阴影。
“很多跟我一样的同龄人对世界充满焦虑。有些事情一直没有好转，而且生活成本很高。”洛雷莱说。
迪克指出，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日益严重也是造成青少年厌世乃至轻生的重要原因。他接触过的很多青少年对地球未来、全球变暖、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美国的政治极化都表达担忧。“这些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研究还强调，自杀风险存在广泛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许多精神和社会因素都会增加个人自杀风险。
萨拉斯的父母说，在美国，精神疾病往往被污名化，无法被正确认知。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谈论精神疾病，”萨拉斯的父亲托尼说，“如果它能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那么也有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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