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仓颉造字的上古时期开始计时，至封建王朝最后一抹余晖的清王朝寿终正寝的1912年为止，中华文明历经460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中华文明独特的悠久、坚韧历史，为其赢得了众多掌声，也为国人植入了众多自豪感。
那么中华文明如何历经数千年、屹立不倒的呢？这源于两字——治人。
中华老祖宗“治人”很是兴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由于中华文明起源极早，早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就繁衍出了中华始祖。在面对庞大的哺乳动物，渺小的中华始祖们除了团结一心、开动大脑，别无它法。
故而后续登场的中华老祖宗们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无不为“群体力量、精诚团结”而举双手赞成，这导致中华文明朝着高度统一的群体性大踏步迈进。这也就是为何至今很多学者，将中华民族归为“群体动物”的原因。
既然定下了“群体动物”这一大基调，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治理的问题了。聪明的中华老祖宗们通过观察羊群、狼群等自然界中群体动物生存习性，“颇得心法”：首先得树立一个首领，听其统一号令。他再进行分工，各司其职，如此团体的能量就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来了。
若要发挥团体协作能量，站在首领角度，显然这个群体的每个人都不能有思想，只能有服从。思想只能他一人拥有，他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谁有罪谁就有罪，如此方能保证“整齐划一”的最佳状态；如若不然，各抒己见、乱哄哄的，必然就是人人厌恶的“一盘散沙”。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出了君主和君主原则。
当然，随着首领的贪欲越来越强，胃口越来越大，以及被众星捧月逐渐飘了起来，便认定自己天生高人一等，自己的基因与众不同，于是便想着“父传子”，走家天下的传承模式，便想着追求极端刺激——当皇帝俯瞰九州大地。
所以站在群体首领的角度，中华文明出现的集权、专制便非常“合理”，而且每一任皇帝上台之后，首要考虑的不是尽可能发挥出集体的最大作用，而是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威”，故而一个让历代王朝中华老祖宗颇为兴奋的话题——治人出现了。
在今人看来，“治人”二字颇不得民心，带有约束、修理的意思，更有满满的不平等的压迫感。但在古代，“治人”二字却是让人趋之若鹜的目标理想，春秋时期诞生的诸子百家，无不是站在统治者角度意淫了一把：假如国君让我来当，我将这么“治人”，保证政通人和、上下一心。
如宣称“民贵君轻”的儒家，在他的经典著作《礼记·冠义》中，就撕掉了“爱民如子”的伪面具，表示在“治人”方面毫不含糊：“故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
也就是说：儒家制定的听起来很有“德”的“孝悌忠顺”礼仪，无不是为君主“治人”服务的。
儒家第二位大佬孟子更是对治人一点不含糊，总结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定律，导致看不起一线干活的劳力，认为那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时至今日也是如此，在车间里干活的比不上坐办公桌的，就是“治人”文化影响下的恶果。
中华老祖宗顾头不顾尾：只想着治人爽歪歪，没想到拉仇恨惨兮兮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之所以“治人”文化在中华历史上地位这么高，主要原因还是中华老祖宗站在统治者角度提出的治国理念——原本是为了方便统治者号令天下，而后是为了维护统治者权威，最后是为了给统治者造神，制造森严的等级制度。
只是让中华老祖宗“顾头不顾腚”的是：他们以为只要通过文化上的宣教，就能让老百姓安于现状、形如蝼蚁，接受统治者贪欲导致的“治人”枷锁。但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治人”，终究是拉仇恨的手段，仇恨攒多了，就要火山喷发。
历代王朝开国皇帝无不在“治人”上面下足了功夫，比如推崇圣人的礼仪规范，大树特树等级制度、天命思想；将自己的儿子儿孙分封全国，以备非常时期拱卫京师；对昔日的大将大开杀戒，以防“功高震主”威胁自己的权威；制造“文字狱”，大搞名讳制度，将读书人的思想扼杀在摇篮里……
可是这有用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商朝的教训，中华老祖宗们是一点没有汲取，还在为自己脑海中独到的“治人”绝技沾沾自喜。历代王朝统治者也在为自己跳出王朝更迭率而翘首期盼，结果不过都是南柯一梦：当初“治人”有多爽，仇恨拉得就有多高，王朝灭亡的时候就有多惨。
不论哪一任王朝，建国时期无不大兴土木、金銮殿无不金碧辉煌；将自己祖宗牌位统统抬入太庙，让祖宗尽享荣光；皇陵无不修得高大恢宏，专人看守，陪葬品无不丰富昂贵……
结果怎么样呢？王朝灭亡时养尊处优的皇子皇孙无不落魄凄惨，“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列祖列宗坟墓无不被盗被挖，陪葬品无不洗劫一空，祖宗尸体无不被虐……
这就是“治人”的恶果，也是中华老祖宗“顾头不顾腚”导致的必然：当初只想着“治人”爽歪歪，没想到今日拉仇恨“惨兮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