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毛主席、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之后，这块横跨于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红色根据地，就成为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根据地。
当时，这片根据地不仅被称为中央苏区，而且拥有当时全国最强大的一支红军部队——红一方面军。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中央苏区毗邻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浙江等省，不仅地处战略要地，而且直接威胁到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的核心统治区域。
因此，从根据地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军阀不遗余力的围剿。
从1930年中央苏区成立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仅蒋介石发起的大规模围剿就高达5次之多，动用兵力更是超过百万。
而中央苏区在鼎盛时期，苏区的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所以，为了抵御敌人的围剿，发展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不得不长期维持超过10万的红军队伍。
也就是说，以中央苏区贫乏的农业产出和经济收入，要供养十万大军以及相当数量的脱产干部，中央苏区面临的经济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赣南、闽西这些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地区，纯靠农业产出供养十万大军，即便是竭泽而渔都无法实现。
而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10万大军并多次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与广东军阀“南天王”陈济棠合作的钨矿生意，可谓居功至伟。
钨从被人类发现的那一刻起，就在人类工业之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随着科学家发现钨对于钢性质的影响之后，更是被升级为战略金属。
添加了钨的钢铁，展现出极其卓越的性能，因此，作为重要的战略金属和战略资源，钨矿一直是各大国进口的重点。
尤其是希特勒上台之后的纳粹德国，为了扩充军力，一直竭尽全力的大规模生产武器装备，而钨，则成为德国最缺乏的一种战略金属。
而当时，在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钨矿，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钨业市场的中心。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钨产量已经占据了世界的60%以上。
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各路军阀在经济发展几乎凋零的情况之下，钨矿的出口，成为蒋介石及产矿地区军阀的重要收入之一。
以占据广东省的南天王陈济棠为例。
1933年5月，陈济棠专门邀请纳粹德国国防军驻华代表汉斯克兰，在广州秘密签订了一份易货协议。
当时约定，陈济棠以中国的原材料交换德国的工业品，协议总额高达2亿马克。除此之外，陈济棠还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包括德国帮他在广州修建系列兵工厂、在广东修筑铁路，建造现代化码头船坞等。而陈济棠付出的代价，相当一部分是德国所急缺的钨砂。
同一时间，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与德国签订了易货协定——《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这个合同，与陈济棠签订的几乎别无二致。
可以说，随着中国钨矿的发现和世界列强对钨矿的紧缺，中国的钨矿出口成为各路军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而在出产钨矿的中国南方各省份中，尤其江西南部地区的钨矿产量最为丰盛。当时，国民党曾做过统计，赣南的钨矿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七成之多。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随着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相当一部分赣南钨矿被中央红军控制。
钨矿出口，当时堪称一本万利的买卖，只要能够生产出来就不愁卖得出去，而且价值高昂。
然而，中央苏区被四面包围，既没有港口，也不濒海。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将中央苏区生产的钨砂卖出去，就成为中央苏区的当务之急。
而且，当时由于敌人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全方面的围剿和封锁，中央苏区面临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
其他物品尚可忍耐，但是，对于人体生命所必需的盐油等物，因为蒋介石的严密封锁，使得根据地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当时，为了应对这种原油的紧缺，根据地不得不实行盐油公卖：
每人每天，只允许购买三钱，五口之家，得购一两五钱，余类推，但购时必须凭证，失证请求补发，手续甚繁。离赤区稍远之地，可通融，一次购备三日之用。
根据地老百姓如此，红军也好不了哪儿去。当时，红军部队因为缺乏食盐，战士们不得不用辣椒干、萝卜水代替食盐煮菜，时间长了，很多人身体出现浮肿甚至患上了疾病。
所以，面对红军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在军事突破无法立刻实现的时候，中央苏区决定转而与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为高额利润而来的商人合作，这其中，合作最大的客户则是南天王陈济棠。
陈济棠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原大战之后，他就已经事实上割据广东，成为军政大权在握的南天王。
也因此，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势和地盘，陈济棠与蒋介石存在天然的矛盾。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虽然中央苏区也有部分地区位于陈济棠统治下的广东，但是，面对蒋介石一再催促的围剿红军，陈济棠却并不上心。
因为陈济堂认为，广东濒临大海，红军虽然可怕，但大规模进攻广东的可能性却并不大。所以，陈济棠虽然对于其统治区内的共产党从来没有丝毫手软，但是对于进攻中央苏区却十分消极。
尤其当陈济棠认识到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阻挡了蒋介石主力进入广东之路，还能够与中央苏区合作赚钱之后，陈济棠对于剿共就更加不上心。
陈济棠控制的广东也有钨砂的出产，但是，产量比之赣南却相距甚远。根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统计，1929年时，广东钨矿的产量为3582吨，1930年为2433吨。
而以广东的钨矿产量，根本无法供应陈济棠与德国人签订的钨矿出口合同。所以，赣南钨矿一直是陈济棠最重要的钨矿来源，这一点，从红军占据赣南之后，依然没有什么改变。
中央苏区建立之后，苏区面临极为严峻的经济困难，而陈济棠为了完成他的割据，也急需钨矿出口赚钱，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陈济棠从来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虽然他急需赣南钨矿，但是，如果自己能够直接占据赣南，赚的岂不是更多？
所以，对于中央红军，陈济棠也曾派粤军参与围剿，试图击败红军占领赣南。只不过被中央红军击败而已。发现武力无法实现愿望之后，陈济棠才被迫退而求其次，选择与红军合作。
红军对钨矿的重视也很早，早在1932年，中央苏区就专门成立了中华苏维埃钨砂公司，其目的更是极为明确：
成立钨砂公司，就是为了领导中央苏区的钨砂生产，多产钨砂，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
完成内根据地的钨矿的开采、生产、运输之后，销售就成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当时，中央苏区在江西、福建等多个省份各地区建立了贸易分局，这其中，位于赣县江口的江口对外贸易分局，由于此时粤军驻防赣南，迅速成为中央苏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分局。
江口分局，最重要的贸易物资正是钨矿。
那么，在4年多的中央苏区时期，根据地究竟生产了多少钨砂，与陈济棠合作的钨砂贸易又卖了多少钱呢？
由于当时战乱频繁，中央苏区因为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丢失，长征路上的中央红军又损失惨重，所以，对于中央苏区钨矿的产量和贸易的价值具体数据，资料很少。
不过，根据当时担任赣东北苏区最高领导人的（后叛变）曾洪易，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可窥见一斑。他的在《对于经济建设中的几点意见》( 《斗争》第 42 期，1934 年 1 月 12日) 一文中记载:
1933年，“据中央财政部收入统计，今年一月至八月国营事业的收入还只有十万零七千一百八十八元 ( 其中还包括各种生产的盈利在内) ”。
根据多位学者的研究，中央苏区时期，根据地卖出的钨矿产量和贸易金额有两三种观点。
第1种观点是，中华钨砂公司在成立之后一直到中央红军长征离开根据地之前，一共生产了4193吨钨砂，占据当时江西省钨产量的18%，而出口的价值则为430万银元。
第2种观点是，中央苏区时期共出产钨砂7890吨，为中央苏区带来了620万银元的收入。而第3种观点的数字是，钨砂一共产生了生产了4020吨。
不过，无论哪种观点，毫无疑问的是，中央苏区时期钨砂的产量都超过4000吨，而所获得的大洋，则在400万人员到600万元之间。
如此巨额的收入，几乎占据了中央苏区全部财政收入的70%之巨，可想而知，钨砂对于当时中央苏区的重要性。
红军赚的不少，掌握路径和合同的陈济棠赚的自然更多，大概也因此，红军长征前夕，面对红军借道的要求，陈济棠最终选择了同意。中央红军因此顺利突破封锁，踏上了长征之路，中国革命，也因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