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赤半岛态势的发展
然而，仅仅是这个希望也在不久破灭了。罗马尼亚山地军对费奥多西亚的攻击不但没有奏效，反而在苏军几辆坦克的反突击下仓惶逃至旧克里木东部地区。
第46步兵师虽以强行军速度撤到帕尔帕奇地峡，但却不得不将大部火炮丢弃在冰冻的道路上，而且部队已精疲力竭。在一些小型登陆场的苏军本可以立即实施追击，因为刻赤海峡的海面已经结冰，苏军可以很快前调新锐兵力。
如果苏军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从刻赤对第46步兵师穷追不舍，同时从费奥多西亚对撤退的罗马尼亚军队背后实施大胆攻击，那么集团军北部战线的形势就岌岌可危，甚至整个第11集团军的命运都危在旦夕。
苏军也可以少量兵力在占科伊将我集团军整个后勤补给切断。从塞瓦斯托波尔赶来的第170步兵师和北段的第132步兵师，最早也要在14天后才能到达费奥多西亚西部和西北地域。
然而，苏军却没有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或许是苏军指挥未能认识到这一机会，或许是不敢贸然立即行动。从缴获的地图上得知，在费奥多西亚登陆的苏第44集团军的企图，只是在翌年1月4日前以现有6个师的兵力向旧克里木西部和西北地区实施攻击，然后在已到达的一线转入防御！很显然，苏军没有胆量以其3倍优势于我的兵力实施一次大规模作战，一次将使第11集团军全军覆没的作战。看来，他们还想等待兵力再强大一点。
但事实上，苏军并没有到达上述的旧克里木西部地域一线。
在刻赤投入作战的苏第51集团军虽然尾随德第46步兵师之后跟进，但迟疑不决。而在费奥多西亚登陆的苏第44集团军向西和西北两个决定性的方向的推进也是小心翼翼。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苏军却以较强兵力向第51集团军东部实施突击。很显然，苏军只是想达到消灭我在刻赤半岛兵力这一战术目的，却丢弃了将第11集团军置于于死地的战略目标。
这样，已筋疲力尽的第46步兵师与刚从格尼切斯克赶到的第213加强团，以及罗马尼亚部队一起，在贾伊拉山北麓与锡瓦什湖之间地域，建起一道薄弱的警戒线。为了加强罗马尼亚军队的战斗力，我们将德军甚至是集团军司令部多余的军官、士官和士兵作为军中砥柱，编到罗马尼亚部队之中。
施彭内克伯爵将军的悲惨结局
最高统帅对撤离刻赤半岛采取惩治措施是不公正的。为了我们英勇作战的士兵的名誉，我必须在这里对此加以说明。
起初，南方集团军群现任司令冯·赖歇瑙元帅把我们对第46步兵师的所有表扬嘉奖统统封锁了，这是导致希特勒下达惩处命令的直接原因。因为，希特勒自1941年12月接手陆军最高司令指挥权之后，下达过禁止任何部队在任何情况下后退一步的命令。但是，对部队而言这是不公正的。撤退命令是军长下达的，部队只是执行而已。最后，我终于达到目的，推翻了对这支英勇部队的不公正判决——只有一点很可惜，此事是在不久冯·赖歇瑙元帅死后、由其继承人冯·博克元帅处理的；第46师的继任师长希默中将也在帕尔帕奇地峡的防御作战中阵亡。
施彭内克伯爵将军的死是一场悲剧。这在高级指挥官身上是会经常发生的，在履行服从义务与个人对作战的看法之间发生矛盾时，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他们知道，违命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但在现实的必要性面前只能违抗命令。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只有军人才得以体会。
在我收到军部关于第46步兵师违抗集团军司令部的命令撤出刻赤半岛的报告之后，便解除了施彭内克伯爵的职务。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自作主张采取行动。我自己也时常违背上级、甚至是希特勒的作战指令行事，我并不反对给我的下级以必要时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的权力。
我之所以解除施彭内克伯爵的职务，是因为我没有充分把握确信，在当时像刻赤半岛这样严峻形势下他能否挺得住。在争夺第聂伯河渡场的艰苦战斗中，他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精神负担。我命原第72步兵师师长、久经考验的马滕克洛特将军接任第46师师长。
施彭内克伯爵当然希望在军事法庭对他的审讯中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希特勒亲自安排了这次审讯，并在元首大本营里接见了施彭内克伯爵。而后，也就是在克里木处于岌岌可危的那几天，在元首的大本营里的对施彭内克进行了审讯，审讯由戈林主持。
在经过简短审理之后，便宣判施彭内克伯爵死刑，死刑自然又被希特勒改为关进要塞监狱。本集团军司令部既没有获知开庭的日期，我本人也没有被邀请出席对施彭内克伯爵的审讯。
关于此事，我还要做如下几点评述：
施彭内克伯爵肯定认为，他面对的是一种极为困难的形势。当他接到集团军司令部禁止撤出刻赤半岛的命令之后，由于苏军在费奥多西亚登陆，形势无疑发生了变化。在此情况下，当务之急是迅速撤离以保存第46步兵师的实力，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从施彭内克伯爵的位置看，他如此处理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有什么要指摘的话，那就是第42军军部先斩后奏的做法，从而将集团军司令部置于一个已下达撤退命令的既成事实面前；同时关闭电台，使集团军的任何其他建议都无法送达。还有就是，第46步兵师的仓皇撤退并不是确保其实力的有效手段。如果要想撤出刻赤半岛，那么首先是要保证该师在到达帕尔帕奇地峡时具有充足的战斗力。如果敌人处置正确的话，那么该师当到达帕尔帕奇时就不可能向西实施突贯。
由富有经验的前线指挥官组成的军事法庭与在戈林领导下的法庭，在对刑事判决上毕竟是不一样的。凭良心说，应当承认施彭内克伯爵在当时巨大困难压力下，除了那样做，别我他途。他在担任第22步兵师师长时在鹿特丹和在第聂伯河渡场的英勇表现，便是其责任心的佐证，足以推翻对他的判决。
在我得知这一判决之后，立即在一份呈送集团军群司令的报告中对施彭内克伯爵进行辩护，并要求亲自陈述我的观点。冯·博克元帅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凯特尔却不加任何解释，以粗暴的方式拒绝了我的建议。只是最后，希特勒以上述方式改变了对施彭内克伯爵的死刑判决。于是，施彭内克伯爵的余生就不得不在盖默斯海姆要塞中度过了。
我多次为他恢复名誉的努力都毫无结果。可是后来，根据希姆莱一份卑鄙的命令，施彭内克伯爵于1944年7月20日被枪决，这件事是我战后才听说的。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荣誉和一个指挥官的责任心，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并为与他相识的人所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