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8日，在成都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期间，主席谈了25个问题，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当时主席认为我党没有理论杂志，需要办一个，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
在这种背景下，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正式创刊。《红旗》杂志非常有名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的“两报一刊”中的“一刊”指的就是《红旗》杂志。而《红旗》杂志的第一任总编辑，也是一个名人，他的名字叫陈伯达，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陈伯达的故事。
陈伯达出生于1904年，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人。早年时期，陈伯达曾在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学习，1924年，他前往上海，一边当记者，一边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
1927年4月，陈伯达正式加入了我党，也是陈伯达入党的这一年，大革命运动失败，国内革命活动陷入低潮。在这之后，陈伯达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于1930年回国。回国后，陈伯达主要活跃在北方，秘密从事宣传工作，致力于宣传我党的革命思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伯达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任教。在这之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陈伯达担任了马列学院副院长以及主席的秘书等职务，长期致力于理论宣传工作，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除了继续担任主席的秘书之外，还担任了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等。1966年对陈伯达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年，这一年，陈伯达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也是这一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
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62岁的陈伯达当选为常委，成为正国级干部。那段时期，陈伯达颇受重用，尤其是他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那段时期最重要的小组，很多文件都是这个小组直接发出的。
不过，陈伯达很快就犯了错误，1970年，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公开支持“天才论”，与主席的观点背道而驰，也是在这之后，陈伯达受到审查，并被软禁起来。1971年9月13日，陈伯达被转入秦城监狱，正式关押入狱。
1980年，在审判“两案”期间，陈伯达作为主犯之一，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陈伯达的认罪态度较好，同时，他也请求法庭对自己宽大处理。1981年1月，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时年77岁的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宣判之后，陈伯达虽然正在服刑，但他主要在公安部所属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一边治病，一边服刑。不久后，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他也被转移到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继续治病。1981年8月，陈伯达正式保外就医，此后他被安置在北京郊区，由儿子与儿媳照料，每月发放固定的生活费，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晚年的陈伯达对自己有深刻的反思，他也充分认识到过去自己所犯的错误。1988年，陈伯达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1989年9月，陈伯达在家中因病去世，终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