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文文博时空作者尹博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戏，晚年虽归于平淡，但经历了无数的人生起伏之后，人到暮年反而会变得豁达率真。王安石与政敌苏轼之间一笑泯恩仇，世事沧桑真如过眼烟云。鲜为人提及的是，王安石死后，主动向皇帝请求为他施加厚礼的，正是他一生的政敌司马光，王安石因此被赠官太傅，而起草《王安石赠太傅制》的正是苏轼。从王安石的晚年，回视他与苏轼、司马光的恩恩怨怨，再体味他晚年“悟空”后的风轻云淡，别有一番滋味。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出生于抚州临川县（今江西抚州）。不过，在王安石66岁的生命历程中，约有20年都居住在南京。可以说，南京即为王安石的第二故乡。南京也承载着王安石两度守孝、三任知府，以及退隐、终老、安葬的全部历史。
王安石共有两度罢相，皆与江宁绕不开关系，江宁便是南京的古称之一。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一年后由于新法难以为继，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判江宁府，从此王安石在南京彻底开启了他的退隐生活。
01
从半山园到半山寺
二次罢相后，王安石选择了南京城外一处叫白塘的地方，请人开渠凿水，建林造园。此园距离江宁城东门距离为七里，距离钟山主峰距离也为七里，恰好是由城内到钟山的半途，故名半山园。
王安石故居半山园图源：南京地方志
相传东晋时期谢安也曾登临半山园附近，在半山园以北有一个小土堆，就被称为“谢公墩”。王安石曾以“谢公墩”为题作诗，诗句极为风趣。谢安字安石，与王安石名同，王安石在诗中说：“我的名字和您的字偶然相同，我入眼的就是我的屋子和您的土堆，您既然离开了，而我来了，这个土堆的姓氏就不应该属于您了吧？”王安石很敬仰谢安，但并不认为自身的成就比他低，所以借由“谢公墩”与谢安一比高下，鲜明地体现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
谢安像
王安石66岁时身患重病，宋神宗知道后派遣国医探望治疗。病愈后，王安石以祈“永远祝延圣寿”，并请宋神宗赐寺名。宋神宗同意了王安石的要求，命寺名为“报宁禅寺”并亲书匾额，半山园也改为半山寺。没过多久，王安石也于66岁去世。
王安石之所以在临终前要把自己的园子改名，跟他晚年醉心佛法有关。就在他去世一年前，王安石曾写下《楞严经旨要卷》，这也是王安石留下的唯二真迹。另一真迹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过从帖》。
宋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局部）图源：上海博物馆
王安石二次罢相后改革失败、爱子王雱早逝，他虽力图使自己超然物外，但亲人离世的打击，政治理想逐渐破灭，令他心情郁郁。或许佛法为王安石思想带来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万象皆空，王安石的一些诗作传递出了空灵和虚无的感觉，如《和栖霞寂照庵僧云渺》，就直接领悟到了《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般若空无。世间万物一切如梦如影，由此才能让白云苍狗的世事于内心获得清净和空无。
02
山居题壁
王安石晚年在半山园既不坐马车，也不乘轿子，只骑驴荷杖出游。马车与轿子，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与之相对的骑驴，则代表着落魄或隐逸。唐时杜甫居京，因贫困便只能骑驴出行。不过王安石情况不同，身为高级官员，骑驴更多是他不愿劳民伤财，宋代马贵而驴贱，马是官员和富人才骑得起的，主动骑驴就意味着远离官场，回归民间，追求隐逸。
一则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王安石晚年隐居的状态。传闻，王安石有一天拄着手杖肚子游览山寺，道上看见几个游客在大声谈论文学和历史，王安石就坐在了他们旁边。过了很久，才有一个游客注意到他，不紧不慢地问：“您也会读书写字吗？”王安石听了就点了点头。这个游客又追问了王安石叫什么，王安石就拱手说：“我姓王，名安石。”大家听到后立刻很惶恐地低下身子散开了。
当年王安石初次罢相，前来拜访他的学子络绎不绝，均仰慕他的学问与名声。而退居江宁的王安石，已经少有人关心，甚至别人听说他还要四散而去。尽管王安石依旧心系读书人的教育，但随着新法的没落，他的学问也逐渐无人问津了。寄情山水同修佛一样，是一种内心的修炼与苦闷的排解。
这则故事的发生地点应在钟山，山寺应指定林寺，这也是王安石常去的寺庙。王安石曾作《定林》一诗：
《定林》
王安石
漱甘凉病齿，坐旷息烦襟。
因脱水边屦，就敷岩上衾。
但留云对宿，仍值月相寻。
真乐非无寄，悲虫亦好音。
半山时期的王安石已经不再如早年那般锐意进取，他的牙齿是“病齿”，他的内心是“烦襟”，苦闷促使他在山中游逛，虫声的悲鸣对他来说是悦耳的声音。这首诗看似豁然，实则悲戚，力图物我两忘，却终不能恬然自适。王安石依旧关心这个国家，但他已经老了，也做不成什么事了，这是一个奋斗一生的老人晚年的叹息。
乾道元年（1165年），王安石去世约八十年后，南宋诗人陆游特地来拜访王安石旧居半山园和定林寺王安石书斋昭文斋。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王安石初次罢相闲居江宁时前来学习，当时“士子归赴如市”。后来陆佃官至尚书右丞，回忆起当年师从王安石的时光，评价道：“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安石一日”。陆游正是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王安石深深崇拜。正是在此次拜访中，陆游在定林寺壁上留字：“乾道乙酉七月四日，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
陆游题定林图源：南京地方志
王安石的朋友北宋名画家李公麟曾为王安石画《王荆公骑驴图》，并置于定林寺昭文斋，只是一场大火使得一切化为灰烬，这幅画也失传了，半山园也逐渐成为断壁残垣。
03
半山会友
虽然王安石晚年的处境比较凄凉，但在半山时期还是结交了一些朋友。王安石与以往的政敌苏轼，也终于在晚年达成了和解。
王安石在半山园有一邻居兼好友名为杨德逢，号湖阴先生。著名的《书湖阴先生壁》就是王安石在杨德逢家的屋壁上写的。
书湖阴先生壁（其一）
王安石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王安石在半山时期也与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深深结缘。虽说是结缘，但毋宁说是米芾上赶着去认识王安石。米芾是一“官迷”，又行事疯癫，被称为“米癫”。
元丰五年（1082年）左右，米芾应刘庠荐引赴金陵做“从事”之职，但是到南京后，刘庠被贬谪走了，米芾无法入职。求官心切的米芾把主意打到了当时退居南京的王安石身上，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王安石再落魄也曾两度为相，不是旁人可以比拟。虽然米芾行事可能比较不羁，但对于文学艺术，米芾绝对是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的，米芾当即用诗文谒见，想要与王安石交流。
米芾的诗文确实很不错，连平时很少夸人的王安石也很赏识。王安石又与米芾讨论书法。米芾观赏王安石书法后，一下子看出来了王安石的书法受到了唐代书法家杨凝式的影响。王安石感到佩服，说：“除了你还没人看出来呢。”米芾也因拜访王安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名声。米芾有一《盛制帖》是写给当时在王安石门下做学生的蔡肇的，这也是米芾在王安石那里学习过的证明。
宋米芾《盛制贴》
04
王安石与苏轼
在半山时期，王安石这位垂垂老矣的老人和苏轼这位王安石以往的政敌，也泯去了所有的恩仇，成为了忘年的朋友。
明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局部）图源：故宫博物院
注：此苏轼笠屐像所据粉本传为苏轼友人李公麟之作。
苏轼与王安石的恩仇，最初自苏轼科举后开始。当初苏轼和苏辙在嘉祐二年（1057年）一齐及第后为母服丧，嘉祐六年（1061年）之后由欧阳修推荐参与“制科”考试。“制科”考试要先有近臣引荐，然后应试者向朝廷提交由五十篇策论构成的“贤良进卷”，朝廷将组织委员考评，排出名次，确认接下来的召试名单，经由“秘阁试论”“御试对策”，最终可以获得“制科”身份。
王安石对苏轼的意见就在于苏轼的制策，他认为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这战国文章暗含的意思是说，苏轼的内心没有一种统一的、绝对不可更易的价值作为至上的标准，像极了战国时期各家思想纵横捭阖，这是让王安石看不惯的。
苏轼的这种文章的态度其实是学欧阳修，欧阳修的施政建议是以“人情”为旨归，讲究因地制宜。但王安石不是如此，王安石讲究“不近人情”“守之以要”，他对于所谓“人情”非常不屑，他要的是钉是钉铆是铆，我的主张不管到哪里，都必须统一执行，一点也不能更改。王安石这种执拗的态度被时人讽刺为“拗相公”，当时厌恶王安石的人甚至把家里的猪戏称为“拗相公”。
王安石不是不知道苏轼是个有能力的人，只是苏轼和自己主持的“新法”相抵牾，遂对苏轼进行打压。熙宁变法时期，两人的关系已经势不两立。苏轼与王安石常“议论素异”，对于“新法”方方面面，苏轼都有着不同的意见。比如科举取士，苏轼为“诗赋取士”辩护，而王安石则主张考“经义”“策论”，王安石主张“青苗法”，苏轼就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抨击。在王安石的心目中，苏轼是自己的政敌；而在苏轼的心目中，与王安石作对是“大忤权贵”，但他绝不屈服，多次在诗文中冷嘲热讽。
苏轼对“新法”的屡屡嘲讽，为“乌台诗案”积累了充足的“罪证”。“乌台诗案”的本质是解读的错位，在王安石二次罢相后，新法的主持者由宰相变为皇帝，反对新法也就变成了反对皇帝，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苏轼陷于牢狱之中，嫉恨他的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苏轼在牢狱中也许会想到自己命不久矣，但他不会想到王安石会为他求情，也正是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的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东坡居士在这场风波中免于杀害，最终被贬黄州。
对于当时的苏轼来说，被贬黄州意味着他官途的终止。从后人的眼光看苏轼的被贬只是暂时的，但对于当时的苏轼，宋神宗正值壮年，只有三十几岁，苏轼不可能预料到皇帝的早逝，被皇帝贬谪和不喜，就要做好一辈子贬居的心理准备。贬谪对于苏轼心态的影响是巨大的，东坡居士多了一分沉稳与平静，显示出对人生逆境的豁达乐观，“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也变得复杂了起来。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途经江宁，苏轼与王安石在江宁府会面。彼时王安石骑一毛驴，苏轼对王安石作揖，王安石回以一笑。一个贬谪的旅客，一个退隐的老者，不谈政治，只谈诗文。两人江宁会面期间爬山游水，吟诗作对。临别之时，王安石慨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这次的会面让王安石终于对苏轼认可，苏轼也放下了以往对王安石的成见，两人成为了知心的朋友。王安石邀请苏轼来南京城住，苏轼推辞，之后离开了南京城。对于政治，两人谁都没有言语，但在彼此心中依然和解，两人一直为天下谋事，只是立场不同，只是世事弄人，以往的恩怨就不必再提及了。
05
王安石与司马光
与王安石有着一生的恩怨纠葛的还有司马光，只是王安石在二次罢相退居江宁后，就再没与这位友人有什么联络了。
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同时代人，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两人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也都和梅尧臣结为忘年交，共事多年，是非常好的朋友。王安石与司马光共同担任过皇帝的文学侍从，曾一起修录国史，宴饮出游……他们的生活作风也都十分简朴，在为人处世上刚直不屈，“倾慕之心，未始变移”。
但王安石和司马光却成为了一生的政敌，一个为“新党”领袖，一个为“旧党”领袖，这一点到王安石去世也没有改变，甚至可以说，正是司马光亲手把新法送进了坟墓。
《耆英胜会图》（明），作者不详，辽宁省博物馆藏。该人物长卷再现了北宋年间司马光、富弼、赵丙等士人的日常闲聚场景。桌前提笔者为司马光，坐在一旁看他构思的是宰相富弼。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坚持改革上其实有着同样的倾向，两人都认识到了北宋“积贫”（财政入不敷出）和“积弱”（对外战争连连败北）的政治现实，变法是群敌环伺和内政衰敝下的大势所趋。两人在政治理想上都是“复古”，想要确立一种最高的不能更易的价值标准作为政治，只不过两人在施政的具体方针上有所不同。相同的坚持和不同的方针使得朝堂撕裂，这也是“新党”“旧党”党同伐异、动荡不安的根脉。
熙宁二年（1069年）始，王安石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王安石激烈的措施与不讲人情的态度让司马光极为不安，朝堂上也议论纷纷，反对意见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反变法浪潮波涛汹涌。激烈的转折自五月份开始，御史台的长官吕诲弹劾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一上台就要把社会各方面全都改变，对朝廷是极大的搅乱，并怀疑王安石人品有问题。皇帝不以为意，冷处理这件事，把弹章打回。但御使本就是为广开言路，皇帝不采纳意味着批判不称职，吕诲就断然要求辞职。而王安石也不甘示弱，表态一定要朝廷给个说法，不然自己就拒绝执政。双方的坚持让神宗不得不做出选择，最后神宗选择支持王安石，坚定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
但由此一来，先前的言论争辩激化为了政治斗争，以往只是言论的争辩，现在直接上升到官员倒台的程度，官员们因其对“新法”的态度被分化为“新党”和“旧党”，“新党”得势，不支持新法的“旧党”则被纷纷罢免。谏院长官范纯仁、刑部官员刘述、御史刘琦、钱顗等因反对新法被罢免；苏辙因反对新法离职；老臣韩琦、欧阳修、文彦博都反对青苗法，被责罚……朝野一片动荡。
司马光在变法初期持观望态度，但王安石变法的激烈程度让司马光觉得也许会事与愿违。熙宁三年（1071年），司马光在宋神宗面前力陈反对新法，无果，旋即被派往长安强制执行“新法”。司马光无法忍受被强制执行自己不同意的政策，熙宁四年（1071年）申请到洛阳闲居，“自是绝口不论事”，一心一意修《资治通鉴》长达15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局部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崩，十岁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官员。司马光一条一条地废除了新法。王安石也心情郁郁，不久便撒手人寰了。
王安石临终前的绝笔是一首《新花》：
《新花》
王安石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
流芳只须臾，我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新花》没有对他自己的变法事业进行评价，在人生的终点，王安石得到了他内心的平静，对于过往之事他已想要忘却，在心灵上他已真诚地皈依佛禅，世事如何，他已不想评价。
元祐元年（1086年）4月，王安石于南京去世。司马光听闻了这件事担心后人对其进行凌辱，立马上书朝廷要求施加厚礼，“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在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肯定友人“文章节义”的功绩，对他的文学成就、道德人品大加称赞，对变法则不置一词。同道未必同谋，但同谋也未必同道，王安石与司马光是一辈子同谋的知己，在变法一事上沿着各自的道路踽踽独行，回忆里的，应尽是惺惺相惜与遗憾，而不曾有过对彼此的怨恨。
王安石像轴明代摹本江西省博物馆藏
王安石死后赠官太傅的起草人为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人人耳闻王、苏之间有“宿憾”，在阅读制书时都非常想探寻其中的“深意”，但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句暗含的讥讽。苏轼同样就王安石的道德人品、文章学问大加褒扬，对变法事业不著一词，制书如下：
《王安石赠太傅制》
苏轼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王安石“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显示着他力求变法的莫大毅力，但他为人过于执拗，改革又操之过急、不容人情。王安石变法究竟该如何评价，自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晚年的王安石以禅意结束自己的人生，变法对于他已成为过往云烟。
图片|尹博
排版|小谢
设计|尹莉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