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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二野战军是我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从中原到西南，转战多地，先后取得了歼敌两百多万的成绩，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
二野的司令员是刘伯承，政治委员是邓小平，毫不夸张地说，刘、邓二人是这支部队的灵魂。除了刘、邓之外，二野还有很多大名鼎鼎的将领，不过，要是说谁是二野继刘、邓之后的第三号人物，那就要来说说二野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了。
二野的前委委员分别是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和李达，仅仅从这个排名上便能够看出张际春的重要性，就连同为副政治委员的宋任穷都曾明确说过这样一句话：
“张际春是二野仅次于刘邓的第三号人物。”
张际春在二野十分低调，对刘、邓下达的命令更是坚决贯彻，受到了刘、邓的高度赞扬。
一次，二野开展展览活动，张际春检查工作时，突然发现自己的照片和刘、邓的照片一起并排挂了出来，他当即黑了脸，生气地问道：“谁干的？怎么能把我和刘、邓两位首长并列呢？赶紧把我的照片取下来。”
作为二野的第三号人物，张际春从不认为自己的地位有多高，他一直称自己是二野的“勤务员”。打仗时，遇到伤员转移，他总会毫不犹豫将自己的马让出来，为了让前线战士们吃饱饭上战场，他总是自己节约下粮食，分给战士们。
张际春是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于革命的。大革命失败后，张际春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他随即转入地下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张际春也参加了这次起义。同年4月，张际春随朱德、陈毅一起上了井冈山。
此后，张际春奉命开展党的政治工作，他的政治工作能力受到了战士们的广泛好评，曾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担任过4个红军师的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也因此得了一个称号——朱毛的笔杆子。
宋任穷曾对张际春的政治工作能力作出过高度评价：
“际春同志担任红十二军三十五师政委，我在该师任团政委。他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要担任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项任务的指示，竭尽全力进行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36年10月，抗大成立，张际春成为抗大第二期的学员。1938年3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抗大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张际春出任政治部主任。在抗大的历史上，张际春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抗大总共办了八期，张际春就亲身经历了7期，可以说，他是跟抗大一起长大的。他从最初的政治部主任，一步步成长为了政治委员，他是抗大最重要的领导之一。
1955年，在新中国第一次授衔仪式上，不少被授予大将、上将的将军在见到他之后，还会以“学生”自居，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老师”。
不过，跟其他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相比，张际春是唯一一位担任过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但却没有被授予军衔的将军。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西南解放后，除了继续在部队中担任要职外，张际春还兼任了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
当时，重庆刚刚解放，社会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秩序混乱，为了让人民早日过上稳定、和平的日子，张际春每天都要去基层开展实地调查。
这段日子，张际春每天都要熬夜工作，亲自起草各种文件、报告，很多情况下，他的报告在送邓小平同志审核时，几乎都不需要作修改便能照发。
1950年，张际春前往西南革命大学作报告，出于安全考虑，秘书与保卫部门安排了一辆吉普车和几名战士一起前往，负责安保工作。
张际春出发前，发现了这一情况，他当即拒绝了秘书和保卫部门的安排：“这样前呼后拥的，跟国民党的官僚主义有什么区别，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行为。”
就这样，张际春和秘书一起坐着公交车去了学校做报告。此后，他更是多次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强调，“我们一定要经得起未来和平环境的种种考验和花花世界的侵袭。”
张际春不仅不搞特权，为人低调，在对待战士们时，更是亲切、和蔼，丝毫没有架子。
一次，张际春的车在去重庆市委的路上出了些故障，同行的警卫员正准备再要辆车时，却他阻止了。他说道：“不用了，走着去吧。”
等他们来到门口准备进去时，却被新来的哨兵拦下了。警卫员见状，急忙说道：“赶紧放行，这位就是张书记。”
哨兵态度强硬地表示：“不能进，我没见过他，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张书记。”
说罢，哨兵给里面打去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里面的人来到门口迎接，哨兵这才放行。
进去后，市委的人急忙给张际春道歉，“张书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我一定严厉批评那个哨兵。”
张际春越听眉头皱得越紧，他当即为那名哨兵说起了话：“他坚持原则，站好岗，你说他错在哪里了呢？”
市委的人当即羞愧地低下了头。
在西南工作期间，除了尽快让重庆恢复正常秩序外，张际春还在西南剿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期间，他组织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就剿匪工作经验进行推广、总结。在他的努力下，全体官兵最终经过努力，成功解决了西南的剿匪任务。中共中央毛主席大赞西南剿匪“成绩极大。”
张际春在西南局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并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1954年初，根据党中央命令，张际春调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张际春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毛主席说道：“主席，我这么多年来都在干部队的政治工作，宣传业务并不熟悉，更不擅长。”
毛主席知道张际春还有犹豫，他鼓励道：“调你来，就是要你把在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运用到宣传中来。”
有了毛主席的鼓励和信任，张际春也不再犹犹豫豫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当时，军委总干部的评衔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不久后，一份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名单便被送到了军委，其中，张际春的名字赫然在列。
根据张际春这些年在部队作出的成绩和贡献，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当时他已经要离开部队了，如果再授衔就有些不合规定了。
在得知张际春的这一情况后，有关方面的工作人员立即找了周总理说明情况。
周总理特意找来张际春，向他作了说明，张际春听后，当即说道：“总理，我服从安排，没有任何意见。”
就这样，张际春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朽的。
张际春在工作中总是一丝不苟，十分认真，在教育孩子方面，他也同样如此。
解放后，张际春得以跟孩子们住在一起，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总会挤出时间来教育孩子。平时，他总是让工作人员帮忙严加管教。在他眼里，孩子们是革命接班人，因此，他总要求孩子们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搞特殊，要跟广大劳动人民一样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波云诡谲的政治风波的影响下，张际春的个人命运也受到了冲击。1968年9月，张际春病逝，终年68岁。
1979年，11年之后，张际春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韦国清同志致悼词，悼词中写道：“张际春同志是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