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苏格兰新的一则法案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这则于今年4月1日生效的《仇恨犯罪与公共秩序法案》（Hate Crime and Public Order Bill）整合了包括残障人士、种族、宗教、性取向、变性人身份等多个维度的保护条款，同时还引入了对受保护群体进行“煽动性仇恨”的罪名
让这一法案引起争议的是J.K.罗琳——一位过去几年始终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作家。在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苏格兰民族党的安全部长西奥比安·布朗（Siobhian Brown）就表示，根据新的法案，罗琳可能因为此前一系列针对跨性别者的“不尊重”言论受到调查——当然，这一切需要等待警方的判断。目前身在他国的罗琳也在社交媒体上不无嘲讽地表示：“自己等待着在回国的那一刻被逮捕”。
罗琳近年来的遭遇是一种时代的缩影。客观来说，她有关跨性别人士的言论可以为公众反思言论边界提供一个好的契机。然而真实的网络世界似乎并非如此：自从她2020年称呼女性为“来月经的人”后，《哈利·波特》系列的众主演联同粉丝发起激烈抵制，她本人也接连收到邮包炸弹和死亡威胁。更重要的是，罗琳的支持者与批评者往往在开始争论前就已经给对方打上了标签：“恐跨症”或是“猎巫者”。此时，具体而温和地探讨观点本身的内容，已经不再重要。
2018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杰伦·拉尼尔出版了新作《立刻注销你的社交媒体账号的十大理由》，他认为社交媒体正在“对我们的灵魂产生深层次影响”，社交媒体让我们的观点变得极化，从而降低我们对他人基本的理解和共情能力。这本书一经出版，很快成为了国际畅销书，在不同国家都收获了很多共鸣。我们面临着相似的网络现实：在一个“理中客”已经成为绝对贬义词的空间中，我们似乎已经不再可能不带立场、标签地讨论、对话、辩论。剩下的选择，似乎只有注销账号、“退网”。近期翻译出版的《打破社交媒体棱镜》也对此作了讨论。我们是否还应该对在网上和他人“好好说话”抱有期望？
撰文｜刘亚光
走出信息“茧房”，
对话也可能极化
萨拉·伦登自称是一名“温和的共和党人”，她说自己“从来都不是非常忠于某一个政党”。萨拉的祖父母来自波多黎各，她对美国的移民和少数族裔困境有天然的同情，也因此认为共和党的很多对移民的主张无疑是对这些“阴影中的人”的伤害。在就读大学期间，萨拉经常阅读《纽约时报》和《纽约客》这些刊物——它们并不太会出现在许多共和党人的餐桌上。在许多社会问题上，她都表现得像一个美国社会中纯正的自由派：反对对同性恋者进行攻击、支持变性人的公民权利以及女性的堕胎自由等。
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Reversing Roe，2018）画面。
在萨拉看来，她之所以是一个温和派，是因为政党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候的结果会更加被她纳入是否支持这个政党的考虑。比如她认为在经济问题上，“民主党常常关注那些让人有点分散注意力的议题”。然而这种立场却给她与朋友相处带来了困扰——当她的自由派朋友坚定地表达“俄罗斯应该对美国的一切负责”这样的言论时，她尽管完全不赞同，却碍于情面不想争辩。久而久之，她只能选择疏远这些朋友。
更严重的困扰出现在她与家人之间。萨拉的一个阿姨是坚定的自由派，对特朗普“恨之入骨”，经常在网络上发表“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投票给一个性侵者”这样的言论。每当看到此类动态，萨拉都感觉为难。“我很抱歉，如果那是她真正的感受，那么我不再需要在社交媒体上与她联系，因为我认为把未被法院判罪的人称为强奸犯是精神错乱的表现”。她接连在网上取关了几个自由派的家庭成员，也表示不会再在网络上发表温和的观点。
萨拉的处境是美国政治学者克里斯·贝尔在研究社交媒体极化问题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个案例，也是我们每一个身处社交媒体时代的人常常会遭遇的窘境。如今，我们可以“愉快”地使用的社交媒体可能只有永远“岁月静好”的小红书，但凡去到任何“试图”讨论稍微严肃一点议题的网络空间，只能目睹一片狼藉：对话从简单的观点分歧迅速上升到“地域黑”、贴标签，乃至骂战和网络暴力。即便是在自己和亲友相对私密的微信群里，因为讨论一言不合而相互拉黑、“友尽”的事情发生的也越来越多。如果分歧涉及的是“审美”，比如对艺术作品的看法——例如最近对奈飞版《三体》的争论，这种相互的“拉黑”可能还有些挽回的余地；如果一旦涉及重要的社会公共事件，例如曾经的江歌案，讨论中不同观点的极化可能确实能到达“不共戴天”的程度。
奈飞版《三体》（2024）剧照。
在萨拉的遭遇里，她面对的困难并不在于要如何解释双方观点的不同，而是当阿姨用“强奸犯的支持者”来形容持对立观点的人时，任何相对理性、温和的立场已经没有了对话的空间——作为对立方，你只能选择用另一种具备道德制裁力的标签形容对方，给自己“叠护甲”，才能拥有进行讨论的资格——如果接下去的对话还能叫做“讨论”。在网络上进行有关性别、族裔、地域等涉及身份认同的讨论时，这一点尤其明显。近年来西方有关“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争论双方，也常常面对这种处境。2021年，《华盛顿邮报》一篇反思“取消文化”争论的文章就指出，“取消文化”的拥趸常常对一个人的某一个想法和观点产生“过度”的痴迷，即如果一个人此刻表达的想法不符合某一套价值观，就意味着他全部的想法和行动都与这套价值观背道而驰。这其实是一种多少有些畸形看待“异见”的态度，就像萨拉苦恼的一样——一个共和党人完全可以在某些社会问题上与自由派站在一起。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美］克里斯·贝尔著，李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潮汐Tides，2024年3月。
贝尔的《打破社交媒体棱镜》认为，人们对“异见”的这种偏执化理解是让人们难以好好对话的重要原因。他还进一步地提出，走出这种偏执、正确地看待“异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在这一点上，过往的研究者也许过分乐观，他们认为人们不理解“异见”主要是一个信息接收问题。只要尽可能地让人们走出自己的“茧房”，接收多元的信息、观点，“茧房”就能被打破。但贝尔的研究发现，当走出“茧房”的人们暴露在和自己非常不同的观点面前，人们的观点反而可能变得更极端。
贝尔认为，这种现象与社交媒体作为一面“棱镜”对用户身份认同的扭曲有关。他援引社会学家保罗·迪马乔等人的研究，指出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常常过高地估计自己与对立阵营的立场差距，而社交媒体则助长了这种“虚假政治极化”的现象。社交媒体能赋予极端的表达者更强的地位感，注意力经济下引发争议的表达所带来的高关注度与流量，这些都使得社交媒体平台充斥着极化的言论，它们也扭曲了人们对自我与他人之间差异的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在网络上理解“异见”就变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即便一个人有对话的意愿，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也很难在面对一个充满挑衅意味的极端言论面前保持耐心。因此，贝尔给出了一些更为“现实主义”的建议，比如，一旦我们希望开始关注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的账号，不要立即开始与对立立场的人对话，相反，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研究他们在“关心什么”。对支撑对方观念的底层世界观理解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使用对方容易产生共鸣的论点展开讨论。
只不过，现实中更多的时候，人们的选择是如拉尼尔建议的那样：退网。
反省是温和派的“墓志铭”？
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政治温和派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对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讨论感到“精疲力尽”。与之相对，持相对极端立场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发布或与他人讨论有关政治内容的可能性是温和派的两到三倍。温和派的沉默与“退网”，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交媒体极化的恶性循环。
贝尔发现，这首先与温和派遭受的攻击相关。对于极端派来说，攻击不如自己“纯正”的立场是一种团结仪式，用于加强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的连接与归属感。他调研的一名极端素食主义者埃伦·科恩就从指责自己党派的人吃肉，到指责更大范围的支持养殖业的人群。极端派的这种“观念内卷”让温和派的活动范围不断缩小。
《敏感与自我》，[德]斯文娅·弗拉斯珀勒著，许一诺、包向飞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3年4月。
温和派感受到的攻击还可能以另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呈现，那就是“温和”本身遭遇的污名。德国哲学学者弗拉斯珀勒在《敏感与自我》中描摹了“雪花”和“潮生人”两个群体，相对于二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这代人，年轻一代在观念上变得更为敏感。他们鲜明地体现了社会学家莱克维茨所说的“独异性范式”：极力强调每个个体的“不同”，“世上没有两片雪花完全一样”。独异性范式主张，个性应当被事无巨细地保护，“雪花”们高度敏感、独特而不可触碰。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权利意识的崛起，但它同时本质上也是一种拒绝沟通的姿态：因为要尽最大可能保护个体的不同，因此试图融贯不同立场的努力被诠释为“和稀泥”。“做自己”“真性情”是社交媒体时代通行无阻的货币，而温和派、“理中客”则被唾弃。弗拉斯珀勒也认为，“经济方面不稳定的增加，生活中抑郁的加重，作为辩论场所的公共空间的侵蚀，这些都清楚表明了独异性范式的问题所在”。
此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温和派的主张本身可能就给他们带来了过多的心理负担。正如贝尔所指出的，极端派之所以转向社交媒体，是因为社交媒体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缺乏的地位感。但对于温和派来说，正是因为他们更多地考虑观点与人的复杂性，他们希望尽可能尊重人群之间的差异，也就更担心自己的言论会对身边的人形成冒犯。贝尔的调查发现，温和派相对于普通社交媒体用户，出于这种顾虑，更不会对与自己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发出回应。
电影《热搜》（2023）剧照。
于是，社交媒体对话的吊诡与困难之处恰在于，极端是极端者的通行证，反省反而成为温和派的“墓志铭”。温和派不断反省，并力图全面地呈现对现实的认知，却内外受敌，同时遭遇来自自己内心和极端派的攻击。温和派的噤声与极端观点的盛行都在加剧，对话与沟通变得更为困难。正如《打破社交媒体棱镜》一书的中文版序言所说，贝尔将改善网络对话的希望寄于温和派的反省与努力，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这是认知问题，也是伦理问题
针对贝尔的主张，批评者认为他忽视了平台、政治应该在改善网络对话的极化问题中的作为，实现人与人之间“明亮的对话”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其实贝尔也做过改善平台机制的努力，他和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名为DiscussIt的实验聊天平台，参与讨论的人会在身份上被匿名化处理，同时，他们会被匹配到与自己观点各不相同的用户。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人们能否好好对话是一个社交媒体时代的显著问题，而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媒体问题。
电影《搜索》（2012）剧照。
美国学者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心》中认为，我们在做出关于何为正义的判断时，情感其实往往是先于理性的：当我们看到有人虐猫时，常常是身体反应先向我们推定了行为的不正义，然后关于不正义的逻辑推理才跟进。很多时候，我们在与他人对话和辩论时感到“我对你错”，都不是基于理性理由，而是一些偏见和“捷思”。比如徐贲在《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一书中提到的“自欺”，自欺的人常常能比不自欺的人更容易达成自洽和快乐。而经济学者泰勒·考恩则认为，人们在政治性自欺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价值观和一种“附属感”。这些都不是思考的结果，而和个人被自然赋予的那些特征：种族、成长区域、宗教信仰、阶层高度相关。我们根据这些“棱镜”过滤看到的观点，以此对他人做出解读。
《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徐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
徐贲还指出，在公共辩论中，人们常常认识不到自己正被一些“捷思”所误导。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涅斯伯特（Richard Nisbett）和罗斯·李曾提出过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把某个人的行为、观点归因于他的个体原因，比归因于环境影响要容易得多。这种“捷思”在网络讨论中常常发生，它使得人们夸大对话双方的“本质性”差异，也很容易将事实问题的讨论变成道德审判。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者约书亚·格林在《道德部落》中对这种讨论道德化的倾向有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认为，人们在进行观念交锋时使用的话语本身会影响对话的走势，如今，人们之所以会常常陷入大大小小分裂的“道德部落”中党同伐异，很大程度上是大家经常将类似“权利”之类的词语用作合理化自身观念的挡箭牌。“权利”是一个从情感角度几乎拥有天然正当性的词语，但它又是抽象且容易将讨论变得道德化，在网络的语境下，人们常常从不深入地探讨它在当下具体指的是什么，就用自己是在声张“一个群体的天赋权利”来阻断自己被反驳的空间。“猎巫”“取消”这些词汇同样如此。
《道德部落》，[美] 约书亚·格林著，论璐璐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
格林建议，我们应该在观点讨论中尽可能谨慎地使用这些具有道德化意味的词汇。海特也曾如此论述，在他看来，人们经常会用一套看似坚定不移的故事来论证己方立场的合理性，但这种立场的获得很有可能是出于偶然。比如一位摇滚乐队的吉他手选择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仅仅是他才华横溢却屡屡因为不公的选拔被乐队拒之门外，而一位坚定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可能儿时亲眼目睹自己的宠物被施以暴行。很多时候，选择温和，与一种道德化的表述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放弃对错判断，或是对不公义、错误的观点的纵容，而是对人性中的一些可能将我们带入歧途的冲动保持警惕。在一个普遍极化的社交媒体环境中，为更有效的讨论提供一定的缓冲。
格林认为，相对地，我们应该采用一种接近于功利主义后果论式的“深度实用主义”，更多地讨论事件的细节，以及某个观点实际带来了何种后果，比如，在某个与你辩论的人表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时，追问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意味着什么？正如贝尔此前的研究结论所示，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可能远远多于差异。很多问题的分歧并非不同立场的差别，而是同一个立场的不同程度的差别。
纪录片《虚拟革命》（The Virtual Revolution，2010）画面。
在《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一书的结尾，对于公共讨论的未来，徐贲提出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并不仅仅是解决认知问题，它本身也是伦理问题。换而言之，平台的治理、政府的干预、对偏见与认知的澄清，一切有助于良善对话的条件都有赖于一个前提：我们是否是怀着对真诚对话的渴望而开启对话的？很多时候，即便我们头脑清明、知识丰富，也可能因为网络流量的诱惑、弥漫于社会中的犬儒主义，或是纯粹压倒他人的欲望故意将对话引入歧途。正如贝尔在书中所说：当你打算在网络上投入一场“战斗”之前，先问问自己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你愿意为之献身的议题吗？或者，你只是想通过巧妙地击败对手来为自己赢得一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