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宪宗朱见深的皇贵妃万氏与文官集团有着水火不容的矛盾，这种矛盾引发的斗争贯穿了整个成化朝。万贵妃利用自己对朱见深的影响力，给朱见深推荐了很多宠臣，这里面既有宫廷中的宦官，也有朝廷中的官员，于是在朝廷内外形成了隐形的势力网。在整个势力网中，内阁大臣万安和西厂提督汪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某种程度上还代言者万贵妃的政治态度。然而当西厂在朝廷中引发公愤时，万安却站在了文官集团一边，支持内阁对西厂的态度，请求朱见深废除西厂，罢免汪直，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
万安虽然是朱见深信任的内阁首辅大臣，但在历史上的名声却非常差，被认为是“纸糊三阁老”和“泥塑六尚书”时期的典型代表。他是明英宗正统十三年的进士，熬过了正统、景泰和天顺三个混乱的年代，在成化初年逐渐得到重用。他善于政治投机，出任翰林学士后为了入阁，先巴结宦官永昌的养子李泰，然后又投入万贵妃门下。万安和万贵妃本无亲戚关系，万安以两人同姓为由，甘心情愿的做了干侄子，受到万贵妃的喜爱。万贵妃的弟弟万通与万安也来往密切，两家俨然如真的亲戚一般相处，这让万安逐渐在内阁站稳脚跟。
从史书上看，万安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才能，甚至有的史书说他不学无术。他刚进入阁时内阁还是以彭时和商辂为首的状元内阁，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根本没有话语权，只能跟着做一些边角料的工作。但不管怎么说，他正式入阁也就成了朝廷中有数的重臣，也是朱见深跟前炙手可热的官员。前文中分析过，朱见深之所以同意将无能的万安进入内阁，是为了瓦解状元内阁铁板一块的政治态势，减少内阁大臣和文官集团对皇帝权力的掣肘。在这样的背景下，朱见深让万安做的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而是给彭时和商辂拖后腿。
既然是拖后腿的事情万安肯定是各种使绊子，让内阁和文官集团的政治目的没有办法完全达到，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可是在关于西厂的争执中，万安却站在了内阁和文官集团的一方，上书请求朱见深废除西厂，罢免西厂提督汪直。他的这种做法明显与朱见深的意图相违背，让人难以理解。
前文讲过，朱见深设立西厂就是要让汪直绕过内阁和司礼监，而且不让锦衣卫和东厂参与，直接的迫害和打击文官集团。汪直一上任就展现除了毒辣的手段，先后将已故少师杨荣的曾孙建宁卫指挥使杨晔、兵部主事杨士伟、以及杨晔的父亲杨泰逮捕入狱，使得杨晔死于狱中，杨泰论斩、杨士伟等人被贬官。
然后汪直又利用杨晔案大势株连，将太医院判官蒋宗武、礼部郎中乐章、行人张廷纲、刑部郎中武清、浙江布政使刘福等人逮捕入狱。御史黄本因从云南贵州清理军队后回朝时，顺便带了个象牙笏板，便被捕入狱，然后废官为民。从此之后，从各个王府、边镇到南北河道，到处都布有西厂的校尉，民间斗骂鸡狗之类的琐事也被治以重法，社会秩序大受扰乱。汪直的气焰非常嚣张，各种派头还在东厂之上，就连出门都要让大臣们回避。兵部尚书项忠不避汪直的队伍，因而受到汪直的折辱，直接闹到了朱见深面前。
面对朱见深袒护汪直的态度，内阁首辅商辂和万安、刘珝、刘吉联名上奏汪直的罪状。朱见深看到奏章后大怒，派司礼监太监怀恩、覃吉、黄高到内阁责问他们。于是内阁和司礼监两大权力机构展开了一系列唇枪舌剑的辩论，谁也压不服谁。然后吃了亏的兵部尚书项忠联合其他朝廷重臣上书声援内阁，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朱见深不得不宣布罢废西厂，将汪直调回御马监，遣散西厂校尉和官员。汪直不甘心被夺权，向朱见深投诉说司礼监宦官黄赐、陈祖生等人私通内阁，于是朱见深便以此为由将这两个太监贬到南京。
然后汪直买通御史戴缙、王亿等人支持西厂，要求重开西厂，朱见深便顺水推舟，再次任命汪直为西厂提督。于是汪直开始打击报复弹劾他的朝廷大臣，从事情核心人物项忠开始，包括左都御史李宾、尚书董方、薛远、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被降罪罢官，就连内阁首辅商辂都被迫辞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项忠更是被废为平民，要不是商辂等人的保护早就死于狱中了。西厂弹劾案被如此不公的处置，让汪直的气焰更加嚣张，甚至敢于干涉朝廷的人事任命。而朱见深对其也非常纵容，这让文官集团受到成化朝以来最沉重的打击。
朱见深对于汪直的纵容是毫无底线的，在成化年的中后期他甚至让汪直掌握了非常大的兵权，在边境指挥对建州女真和蒙古的战争。万安作为朱见深派到内阁的卧底，按道理在内阁弹劾汪直的案子上应该尽量拖后对，帮汪直保住西厂提督的位置。然而万安却跟着商辂等人联名上书，这完全违背了朱见深派他入内阁的原意，甚至又触怒朱见深的风险。万安难道不怕朱见深找他麻烦么？他虽然有万贵妃护体，但朱见深是皇帝，而且万贵妃向来不主动插手朝政，这种情况下朱见深要拿万安开刀是轻而易举的事。
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后可以发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万安做了什么，而是在他做这些的意图是什么？从弹劾案的结果看，万安实际上是这个案子的最大受益者，甚至比表面上风光无限的汪直受益还大。汪直虽然得到了权倾朝野的气势，报复了弹劾他的文官大臣，甚至逼得内阁首辅商辂辞职。但汪直也得罪了整个文官集团，拉开了双方长期斗争的序幕。此后双方斗争十余年，汪直甚至被文官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认为是明朝四大权宦之一。而万安却没有这些反噬，反而从这次斗争中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内阁首辅位置。
在弹劾案发生前，万安在内阁中根本排不上号。他虽然是内阁大臣，但被很多文官看不起，对于国家的各种决策也没有话语权。弹劾案发生后，包括商辂在內的大量阁臣、尚书等重要官员被贬，这些官职就空了出来。万安虽然参与了联名上书，却没有被朱见深降罪。于是他顺理成章的接过商辂的指挥棒，成了新的内阁首辅。万安上位后很快联合南方官员结成朋党，与内阁刘珝、尚书尹旻、王越等北方官员进行党争，于是臭名远扬的“纸糊内阁”诞生了。因为内阁内斗，使得内阁大臣在皇帝面前意见无法统一，于是成了朝廷中的摆设。
从这个结果看，万安参与弹劾汪直很可能是与朱见深唱的双簧戏，目的是把更多的文官集团要员卷入案子之中，然后用西厂进行打击报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官集团和内阁的顽固派驱逐，让万安等保皇党们顺利上位。如此来看，整个政治斗争的核心还是围绕着削弱文官集团大权展开的，汪直和西厂在明处，而万安则在暗处。商辂等人面对朱见深的两面夹击难以承受，最终只能交出手中的权力。万安掌控内阁后，文官内阁制衡皇权的格局完全被消除，朱见深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乾纲独断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因此这个案子也说明，万安并不是入史书中说的那么不堪，更不是只会投机的政治赌徒，而是有着极高明的政治手腕。他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对状元内阁的打击，开启了纸糊内阁的时代。他的纸糊内阁并不是真正的无能，而是他有意用党争的办法来限制内阁的权力和能力，使文官集团有力无处使。在文官集团能力无法发挥的情况下，内阁大臣和各部尚书只能听从皇帝朱见深的摆布，当泥塑木雕。如此一来，朱见深下诏就不会被内阁拦截，他甚至可以直接从司礼监下诏，从而使自己手中的皇权达到巅峰状态。
万安的“纸糊内阁”虽然在历史上声名狼藉，但那是在士大夫阶层和文官集团的语境上，从政治上看似乎这更符合明成祖朱棣建立内阁的本意。内阁大臣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和参谋，不应该成为制定国家政策的决策机构。但是朱见深和万安用这种权谋手段暂时完成权力回归，却是无法延续下去的。一旦他们不在了，内阁从制度上又会回到决策机构的角色。这种用权谋进行变革的办法其实后患无穷，尤其是引入了宦官集团后，在宦官专权方面有着极大的风险。朱见深急功近利，为图一时之痛快给后代埋下隐患，只能让后人来买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