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一支来自遥远英伦的使团缓缓抵达了天津的港口。
使团来得很是时候。就在前一年，八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刚刚完成了他自豪地称之为“十全武功”的巨著。而在此时，那些被视为“岛夷”的英国人，竟然不远千里地前来为他祝寿，这无疑是一种极其识时务的举动。皇帝陛下对此自然是喜出望外，欣然应允了他们的请求。
然而，这支英国使团真的只是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早在南怀仁抵达北京前的一甲子，英国人便已经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运气非常好，在其商业势力如日中天之际，大清帝国也恰逢其时地开放了海禁。康熙二十五年，大清设立了四个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厦门、宁波、松江。
可惜好景不长。七十一年后，乾隆皇帝关闭了广州以外的其他三个口岸，并颁布了更为严苛的外贸管理条例。这一决策对于外商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茶叶的最佳购买地在厦门，而生丝则非宁波莫属。如今限定只能在广州采购，不仅成本飙升，而且连基本的需求都难以保障。
面对如此困境，英国人决定通过国家间的正式交涉来寻求解决之道。
于是，乔治三世派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谈判代表团。这支使团以资深外交家马戛尔尼为特使，斯当东为副使，成员多达上百人，加上水手大约七百，光是上船登记就耗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此外，他们还随船携带了六百箱精心准备的礼物，总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镑。
不过洋人再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国情和礼仪，也清楚地知道，如果直接表明来华的真实目的，他们见不到大清皇帝的。
因此，他们找到了一个乾隆皇帝无法拒绝的理由：陛下八十大寿时就想前来祝寿，可惜因故未能成行。现在特地前来补上。不过由于礼品体积庞大、结构精巧，如果从广州上岸再长途跋涉运到北京，恐怕会在路上造成损伤。因此，特使恳请能够乘坐英王陛下派遣的船只直接航行至天津，在距离大清皇帝最近的港口登陆。
这封信在翻译成中文之后，原本对等的邦交语气便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副谦卑恭顺的姿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晋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贡使带有贵重贡物，唯愿大皇帝施恩远夷云云。
乾隆皇帝在看了这封信之后不禁龙颜大悦，他认为英国人“情词恭顺恳挚”，于是便欣然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并允许他们直接航行至天津登陆。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乾隆向军机大臣发出指令，要求告知沿海各省的督抚以及代理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郭世勋：海洋上的风帆漂泊不定，贡船有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靠岸。只要贡船一到，当地必须立即指派得力官员迅速护送贡使和贡品进京，不得有任何延误。
两个月后，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乾隆再次下达谕旨。他首先重申了之前说过的，然后交代臣下：这些外国人仰慕中华文化，不远万里航海而来，他们的意图应该是单纯的。然而，为了维护天朝的体制和威严，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因此，必须提前委派高官，带领大量士兵列队迎接，确保旗帜鲜明，武器装备精良。同时，还要对该国使臣及其随行人员和贡品进行例行检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严防外省的一些陋习，不能因循守旧，草率行事，也不能夸大其词，制造紧张气氛。
从六月份开始，乾隆对这件事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时甚至连续发出多道上谕。他对贡使的接待工作做了详尽的指示，包括如何行礼、如何宴请、如何搬运贡品、选择哪条路线进京等细节问题都一一过问。
这时，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就像一个急切想要得到玩具的孩子，同时又像一位生怕被外国人小看的土豪。他特别嘱咐接待人员，在闲聊时要以看似无意的方式向对方透露：你们所贡的物品，我们天朝本来就有。只是因为你们不远万里来朝见，历经一年的时间，皇帝才特别恩赐，同意御览你们的贡品。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乾隆的设想顺利进行。
问题出在马戛尔尼等人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虽然心中不快，但仍然表现出天朝上国的宽容大度。他设身处地地为西洋人考虑，认为他们绑腿不便跪拜，于是提议在叩见时暂时松开绑腿布，行礼后再绑上。他甚至说，如果对方坚持自己的做法，那会让其他藩部的使臣看笑话。
但英国人的理解与乾隆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放弃平等邦交的原则是奇耻大辱。于是他们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要么特使和副使按照英国习俗单膝下跪，要么清朝也派出同级官员在英国国王的画像前三跪九叩。否则他们宁愿不去祝寿。
那么，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中英双方的说法不一。清朝的记录称贡使见到乾隆皇帝后就自己趴在了地上；而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则坚称他们始终没有妥协。还有一种说法是使团在八月初十的招待会上只是单膝下跪，在十三日的万寿盛典上则行了三跪九叩之礼。
乾隆接受了他们的祝寿，并写了一首乏味的七律诗来记录这次远夷的朝贡。至于马戛尔尼通过和珅转达的请求，如在北京设立贸易代表处以及在其他口岸通商等事宜，乾隆则毫不犹豫地予以驳回。理由也很简单：天朝没有这种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