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谋善断和锲而不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仍然不够......
文 | 华商韬略
去年12月，“上市赌约”大限将至的关键时刻，一份新的投资者协议终于解除了悬在王健林头上的数百亿战投回购风险。3月30日，这份新协议的安排最终水落石出。
当日，大连万达商管集团与太盟投资集团、中信资本等5家投资机构正式签署投资协议。根据协议，5家机构将一次性投资约600亿元人民币给新设立的万达商管控股公司——新达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并获得新达盟60%的股份。
万达商管也因此换了主人。
一位新加坡投资家曾在接受华商韬略采访时说，世人都说寸金难买寸光阴，而投资和收购就是用金钱买光阴。“人家辛辛苦苦多少年，你可能几个晚上就拿来了。”
太盟等5家机构对万达的这次投资，当然不止几个晚上，但也可以说是拿下了王健林的辛辛苦苦多少年。
素来强龙作风的王健林，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接受将60%股份拱手让人的。太盟等能将这桩被认为是世纪大交易的案子做成，少不了历史进程的帮忙，但人也是同样重要。
其中最关键的人，当属早就有着抄底大神之誉的太盟掌舵人——单伟建。
事实上，单伟建也是王健林的老朋友了，早在2009年，太盟就有参与对万达的投资。
2021年，万达全面做轻，撤回A股上市申请后，重组主体珠海万达商管征战港股，并启动了Pre-IPO融资，太盟也是万达当时引入的22家战投机构中投资份额最大的那一家，大到在当时380亿人民币的总投资中占到了28亿美元（约180亿人民币）。
能投这么大，首先是跟太盟的实力有关。
太盟不但是亚洲最大的独立另类投资管理集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总部在亚太区的另类投资公司，目前已在亚洲累计投资超过750亿美元，有着“亚洲小黑石”之称。
实力之外，则关乎单伟建一贯的风格。这位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低调投资家，不但拥有着强大的资本后盾，也更以善于危机逆袭而业内闻名。
单伟建曾在采访中解释自己的投资策略与风格，其中一个关键招数就是Buy-out（控制权收购），获得标的的绝对控制权，重整公司管理，最终使业务增值，再卖出获利。
他说：“并购投资对象通常都是有相当历史的企业，可能这个阶段经营得不好，或者有提升的空间，而我们主要是通过收购控制权之后改善企业的经营来创造价值。”
对万达的此次投资，尤其是合计60%股权的争得，显然也是带有相似的色彩。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单伟建和王健林是同龄人，此次合作之前，两位年近七旬的人，其实也都在为同一个归途奔走奋斗：
2022年3月，太盟投资也曾向港交所递表，计划募资20亿美元，估值达200亿美元，冲刺IPO。但因整体市场并不乐观，所以搁置了计划，目前也未有新一步动作。
作为其最大投资项目之一的万达，显然也早就关乎着太盟的命运。
如此交织之下，单伟建对万达的继续加仓，也就更加多了一重危机逆袭的意思。
单伟建1953年出生于北京，小学毕业仅三年，他就攀上了满载着知识青年的绿皮火车，远离家乡，被下放到内蒙的戈壁滩开垦荒地。
荒凉的戈壁滩，最低气温时常低于零下10度，单伟建白天种地、修水渠，寒冬深夜则缩着手在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下学习。
成为著名投资家之后，单伟建曾以《走出戈壁》为名出书回忆人生，可见这段经历的重要。
比较特别的是，前往戈壁之前，单伟建就在朋友的帮助下成功组装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靠着这台收音机，他可以获取包括国际新闻在内的广泛信息，甚至还自学了英文。
这样的日子过了6年，单伟建终于等到他一直在等待的走出戈壁的机会：获得工农兵大学生资格，拿到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入学名额。
1979年，单伟建还成为建国后第一批赴美的留学生，先后获得旧金山大学MB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与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单伟建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当了六年的助理教授，然后从学术道路走向市场，并于1993年前往香港出任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
5年后，单伟建加入全球领先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TPG（德州太平洋）投资集团旗下的新桥投资，从此开始了在投资界的“开挂人生”。
1997年，韩元对美元贬值近三分之二，韩国股市几乎腰斩，若以美元计，则在一年内蒸发了80%的市值，韩国经济也应声下滑，1998年GDP直接负值了5.1%。
危机之下，韩国最大商业银行韩一银行陷入困境，市值跌到不足9亿美元，且当期亏损高达10亿美元，而单伟建则接到了他在新桥的“老板”庞德曼发的一封传真：
“人生的经验告知我们，如果结构和条件合理的话，经济危机之中，收购银行是最好的时机。”
单伟建立即飞到了处处哀鸿的汉城，直接向韩国政府提出了收购韩一银行的建议。历经15个月的漫长谈判后，他如愿以偿，代表新桥以5亿美元收购该银行51%的股权。
这也是单伟建的第一个“Buy-out”。
入主韩一银行后，新桥对其全面改造：第一，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韩一银行遇难的原因首先是没有控制好风险，不良资产太多，所以要重建风控，防止进一步恶化；第二，改变业务战略，从以对公业务为主变成了以对私业务为主，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
只用一年，新桥就在经济复苏的推动下，带领韩一银行扭亏为盈，总资产翻倍，成功转型为零售银行；2005年1月，已让韩一银行重生的新桥将所持股权转让给渣打银行，最终获得5倍回报。单伟建也凭此战绩一鸣惊人，其经历甚至被哈佛写进了教案。
2004年，带着辉煌业绩回到中国内地的单伟建，又复制韩一银行的模式，再次完成了一个经典项目：带领新桥投资以12.35亿元拿下深圳发展银行17.89%股权，写下外资收购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并拿到控制权的首个成功案例。
和韩一银行类似，成为控股股东后，新桥也对深发展做了一系列的业务、管理变革和人员换血。在其重塑下，深发展的不良贷款率从2004年底的11.41％变成2010年一季度的0.63％，净利润从3亿元提升到63亿元，资产规模扩大了3倍。
2010年，新桥将自己持有的深发展股权转让给平安银行，获得了超过12倍即超过150亿人民币的巨额收益。经此一役，曾在戈壁种玉米的单伟建，开始有了“中国PE之王”的气象。
单伟建曾在《走出戈壁》中说，“我在任何时候都做好准备。如果命运不舛，不给我机会，那无怨无悔。但如果机会来了，可我没有准备好，那就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永不言弃。”
2010年，准备好了的他，再次勇敢一击：离开TPG。
但也就在离职20天后，他便和TPG联合宣布，双方将结成投资联盟，单伟建将携带相当规模的投资基金加入，出任董事长兼CEO，太盟因此而生。
投资风格看上去很“霸道”的单伟建，本人却极其低调。
比起其他活跃在台前，乐于布道的大佬们，单伟建更愿意将时间用来写文章。他紧密地关注全球经济的变化，持续思考和形成着自己的洞见。他曾将收购韩一银行的故事写成《金钱博弈》一书，也开通了自己的微信订阅号，不定期发表相关文章。
去年11月，单伟建还为《金钱博弈》再版写了前言，并在后来发布于自己的订阅号。
前言中，谈到一个成功的投资者需要具备什么素质时，他第一个强调的是善断。“我能想到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善断。有人说勤奋最重要。我认为勤奋是第二位。而且，如果判断失误，勤奋只能是徒劳或适得其反。这就像跑超级马拉松，方向错了，累死了也白搭。”
当然，善断也离不开勤奋。“如果你对一个投资标的和其所处的行业或市场不了解的话，必须勤奋学习，深入研究。对任何一个投资项目，都需要全力以赴，锲而不舍。机会的窗口往往转瞬即逝，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必须趁热打铁，一鼓作气。”
同时，他也谈到运气的重要性。
2004年，单伟建曾试图带领新桥收购当时日本最大的消费金融公司——估值高达百亿美元的武富士，双方的协议都签好了，但却被高盛以超出50%的报价搅局。
“我认为对方没有权利弃约，因为双方签署的文件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但就在此时，我们发现签署的文件有两份，英、日文各一份，英文版明确写明有法律约束力，而日文版并无此条款。卖方本人不懂英文，所以他所签署的文件只能以日文版为主。”单伟建回忆说，“几个月的努力付诸东流，一个好投资项目失之交臂，让我懊恼不已。”
但后来，日本突然修改消费金融法，要求所有消费金融公司将过去10年内多收的利息返还客户，包括武富士在内的所有非银行消费金融公司都很快倒闭了。
单伟建因此感叹，自己的运气实在是太好。“如果当初我们收购成功，则会遭遇几十亿美元的损失，而我的投资生涯也许就戛然而止了。我们躲过了这一劫，完全是运气。高盛插的那一杠子，反而救了我们，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也让单伟建对必然和偶然，对命运有了更玄学的理解：
“多谋善断和锲而不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仍然不够……有个条件时常决定投资结果，却完全不可控，那就是运气。有时投资者让自己的成功冲昏头脑，志得意满，以为全是因为自己的本事，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成功也是和运气分不开的。这样的人往往越来越敢于冒险，最终可能因为好运不再而吃大亏。”
单伟建还在《金钱博弈》的再版前言中，特别谈到他对最近一两年的形势思考：
“现在的市场状况使我想起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欧金融危机。市场前景不妙的时候，大多企业或收缩或停止扩张，积蓄现金，以求自保，就像熊要躲入洞穴冬眠以度严冬。但是恰恰就是在这种市场条件下，有些逆潮流的投资人反倒可能抓准时机，找到可遇而不可求的高回报投资机会。”
现在回头看，当单伟建写下这些并发表在自己的订阅号时，他的同事们则正在与万达进行最后的谈判。显然，此刻投资万达，也就是他眼中又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高回报投资机会。”
当然，他的内心也一定少不了祈祷，运气仍然站在自己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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