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校方晓回忆陈(士榘)支队由晋西转战5千里至鲁南归建115师

白马人2024-03-13 08:20:41  98

老首长陈士榘将军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一想起他,无限崇敬和思念之情便涌上我的心头。从1940年2月到1947年2月,我在他所领导的部队任过参谋、科长、团参谋长、团长等职,经常聆听他的教诲,跟随他南征北战。这期间,他先后担任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司令员、第一一五师参谋长、滨海军区司令员、山东军区参谋长兼新四军参谋长、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等职。

从山西黄河之滨转战到山东

1940年2月上旬,我从延安总部参谋训练队第一期毕业。当月中旬,我被分配到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工作。因陈士榘任该支队司令员,所以这个支队又称陈支队。我与一同被分配去的蔺毅、王陵,洪新、王绍明等同志,从陕西省米脂县东南的媳俐峪渡过黄河,在山西省临县债口镇上岸,然后到达位于临县城南30公里的支队驻地安邺村。何以祥参谋长接见了我们,分配我任司令部侦察科参谋。

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是以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补充团为主,与晋西的几支游击队合编扩建组成的,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政治委员由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兼任,副司令员是黄弊,政治部主任是王麓水。1938年底第一一五师东进后,该支队暂归第一二O师指挥。

在陈士榘等军政领导同志的坚强领导下,该支队很快就成为了一支生气勃勃、很有战斗力的正规兵团。我一到职,就感受到这支部队的优良素质和作风。首长们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当时,第一团团长杨尚儒,政委曾明桃,副团长贾耀祥,参谋长蔡正国,政治处主任王树君、副主任吴岱;第二团团长夏德胜;第三团团长曹诚;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贾正远,侦察科科长刘厚培,训练科科长黄鲁,通信科科长毛会义,管理科科长张兴;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黎新民,宣传科科长谭佑铭,保卫科科长刘伟,青年科科长邱祖锐,直属队总支书记邹日清;供给部部长李某;卫生处处长赖丛深。其中除黄鲁外,都是红军干部。此外,直属队特务连连长何万祥、通信连连长张林、骑兵连连长李某、工兵连连长吴某等也都是红军干部。由此可见,该支队是以红军干部为骨干而组成的一支劲旅。

我到机关没几天,就听说陈支队有“三宝”:一是干部多,二是武器装备精良(每个步兵连配备轻机枪6挺一8挺,步枪一律为过去缴获的晋造仿日三八式),三是书多(多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发给和自行购买的,以适应抗战初期部队中知识分子增多的需要)。此时,我初步认识到,陈士榘司令员是一位文武兼备、治军严谨、勤奋好学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陈士榘特别重视、爱护部队中的英模人物和有特殊技术才能的人。司令部的司号长陈某,原是从晋军中俘虏来的。他吹的冲锋号,使人听后如耳闻杀声,能抖擞精神壮军威。其他号牌他也吹得十分精湛。因此,陈司令员很器重他,给予他正营级的生活待遇(配马1匹,吃小灶),打仗时总要带他随行。战斗英雄、特务连连长何万祥也是陈司令员所特别器重、爱护的。1940年3月中旬,驻太原、汾阳、孝义的日军向我部进攻的前两天,何万祥到司令部打听情况,恰好遇见陈司令员。陈问:“你经常来司令部,出出进进干什么?”何答:“了解情况,打击敌人,保卫首长!”陈又问:“敌人来了怎么办?”何答:“我和他们拼了,有我无敌!”陈司令员满意地说:“对,好样的!回连去吧!”我耳闻目睹了他们亲切对话的情景。陈司令员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真挚赞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天天亮前,支队机关的人员就已起床跑步;特务连坚持早晨练刺杀,杀声震天;从第一团驻地歧道村传来的训练口令声清晰可闻。紧张正规的操练生活,使我感到这里对官兵的要求并不亚于抗大对学员的要求。

1940年3月中旬,支队奉命率第一、第二团开赴山东归还建制,未到山东之前归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第三团留在当地,编人第一二O师建制。

1.粉碎日伪军、顽军对晋西的“扫荡”和进攻正当支队紧张准备出发之际,驻清源、文水、离石、柳林等地的日伪军共1万余人,于3月下旬至4月初,以南北夹击之势对我晋西和晋西北地区进行“扫荡”。陈司令员沉着冷静,仅以少数部队在原地与敌周旋,自己则率主力转移到临县以南山区,利用有利地形将敌军击退。然后,我军返回原地,继续进行开赴山东的准备。

1940年4月中旬,龟缩在晋西石楼、大宁、吉县、秋林一带的顽军阎锡山部趁火打劫,突然占领了交口、大麦郊、双池(石楼、孝义之间)一带山隘要地,对我部东进行动构成威胁。

陈司令员当即进行部署,以消灭这只拦路虎。这次战斗由黄骅、王麓水担任指挥。我第一、第二团主力突然对顽军发起攻击,很快突破其防线,迫使其全线溃退。我军遂乘胜追击,毙、伤、俘顽军500余人,彻底粉碎了顽军的堵截、进攻。

经过这两次战斗,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参谋,对陈司令员组织、指挥战斗的沉着果断和对国民党顽固派“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2.冲过第一道封锁线—同蒲铁路

1940年5月初,陈司令员告别战斗了两年多的晋西抗日根据地,率部东进。5月8日,部队进至孝义地区。这里是1936年3月红军东征和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战斗过的地方,群众的抗日情绪很高,对我党我军具有正确认识。部队要从这里通过同蒲铁路,越绵山进入晋东南。为保障部队顺利通过敌军的封锁线,陈司令员指示:“部队过铁路要快,不准丢失一人一马。根据红军长征的经验,部队行进到绵山之巅时不得停留,下山到达宿营地后不准烤火,以防止人员因解冻不当而受伤。”

5月10日晚,部队行至距同蒲铁路4公里处即开始跑步前进。队伍里不时传出“一个跟一个,’.“不准掉队”的轻声口令。不一会儿,同蒲铁路已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它紧靠汾河。汾河的河水及膝。我们着装涉水,越过铁路。有的战士弯腰摸了摸铁轨,质朴豪迈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也要让我们坐坐火车呀!”在介休、灵石间的义棠、两渡车站敌人的断续枪炮声中,我们跨过了同蒲铁路,到达绵山西麓,然后开始向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攀登。山上虽然寒气逼人,但人人汗流浃背,谁也不敢停留。下山时,已闻村里的雄鸡报晓。

这次翻越绵山,官兵们的体能保持得很好。但是,也有个别连队管理不严,宿营后放任战士烤火、泡脚,致使20多人受伤。

为此,这些连队的上级营、团干部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陈司令员指出:“前人的经验,后人不认真接受,要等到吃了苦头才知道其中之苦就晚了。这是干部管理不严、不负责任、不爱护战士所造成的后果,要接受教训,以后不许再犯。”

3.讨论彭德怀等首长的报告

部队经武乡、沁县向晋东南挺进,1940年5月16日到达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地襄垣县下良镇一带,受到总部首长和机关人员的欢迎。在根据集总首长指示召开的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作了题为《敌后我军抗战形势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左权副参谋长作了题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展的形势及今后我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的报告,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作了题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作了题为《敌后政权建设及今后任务》的报告。

在连续两天的报告中,首长们对晋西支队两年来坚持敌后抗战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此后,陈士榘、王麓水组织与会干部进行了三天的讨论,并作了总结。与会干部一致认为:首长们的指示,给我们指明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方向,鼓舞了我们的斗志,使我们增强了信心,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会议期间,陈士榘部署了继续东进的工作,要求部队做到:

(1)抓紧时间进行平原作战的战术学习和训练,以适应今后作战的需要;(2)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遵守群众纪律,爱民如父母,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不准有临时过路的客军思想;(3)要加强同兄弟部队的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并尽量帮助他们。对于集总首长的报告和陈司令员的指示,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老同志们回忆起这次会议时,都认为这是自己革命生涯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次会议。

部队休整了10天,然后继续进行东进的准备。这其间,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拨出专款,为全支队每人每日增加伙食补助1角5分,为干部大会举行了一次会餐,还给特务连更换了武器(配发了我军兵工厂自制的带钢锥梭形沟槽刺刀的七九式步枪150枝)。

4.冲过第二道封锁线—平汉铁路

经过休整,支队于1940年6月上旬继续东进,出太行东阳关,经响堂铺、涉县、武安,急行军4天,进抵平汉铁路以西的沙河、临铭关(今永年县县城)间地区。陈士榘司令员决定:部队在此展开,以多路纵队迅速通过平汉铁路。

我跟随陈司令员通过铁路时,左翼警戒部队与敌装甲巡逻车发生了激战。在何万祥的率领下,特务连全体战士枪上刺刀,分列在首长和机关两侧担任掩护。结果,支队全部通过了平汉铁路。进村后,战士们纷纷上井边汲水,边走边喝,并口嚼大蒜以防中暑。枪声渐渐稀疏,最终停止,我们顺利通过了日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5.威震冀南

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陈士集率领这支6000人的劲旅冒着酷暑飞沙,绕行鸡泽、平乡、威县、枣强(今临西)、曲周等地,横扫敌伪军据点,所向披靡。我军所到之处,伪军逃的逃,降的降;日军措手不及,惊恐万状,每天派飞机跟踪侦察、扫射,但也无济于事。经过10多天20多次大小战斗,我部歼、俘敌伪军1500余人,缴获了许多枪、炮、弹药。陈司令员把这些缴获的武器全部送给了冀南我军的地方武装。

这时的冀南,大部分根据地还很不巩固,有些地区仅有我方的少数地方政权和武装力量在活动。陈支队此次过境,有力地支援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不久,陈支队奉命南下,与宋(任穷)程(子华)支队会师,并护送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新四军传达中央指示。由于陈支队离开集总时,滕代远即随支队东进,所以陈支队不能在冀南久停,于6月下旬南下肥乡、广平、魏县与宋程支队会师。

某日,经整天开会后,支队转兵北进,沿攫阳河东岸抵巨鹿、任县境,执行掩护第一二O师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由冀中返回晋察冀的任务。翌日14时,王震率部到来。陈士榘迎上前去,与他紧紧握手,叙谈良久。然后,王震挥师西去。我有幸目睹了两位将军的这次会见和依依惜别的情景。

在掩护王震部穿越平汉铁路后,我部即折向东南,移师冀鲁边的馆陶、冠县等地。当时,我部拟寻盘踞在聊城的土顽齐子修部一战,未果。此后,我部即在这一带进行了短期休整。

6.馆陶休整

1940年7月下旬,支队奉命归还第一一五师建制。在馆陶地区休整期间,陈士榘司令员对支队全体干部作了东进归建的小结。他指出:“在集总的正确指挥和冀南党政军民的热忱帮助、支援下,我们较好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在冀南,我们共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毙、伤、俘敌伪军2000多人,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及物资。我部也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但是,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打击了敌人,宣传了群众,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团结了兄弟部队,支援了地方武装。我们把作战中的缴获大都给了地方部队,使他们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对冀南抗日根据地有所加强。这是我部给冀南人民的见面礼。同时,我部也受到了一次实战的锻炼。我们冒着酷暑连续行军作战,干部、战士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有所提高。实践证明,我部不愧是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最后,陈司令员要求部队进入鲁西后,要戒骄戒躁,迎接新的战斗考验。一周后,我们抵达鲁西的萃县、阳谷一带。

7.赓战普西

鲁西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入鲁时开辟的,辖区以范县、哪城、梁山为中心,跨黄河故道及观城(今已并入萃县)、朝城(今已并入萃县)、淮阳、郭城各一部分所组成。杨勇部队在此坚持斗争。陈士榘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参谋长时,杨勇任该旅第六八六团团长。陈支队到达时,受到了杨勇和所部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当时,盘踞在淮阳、清丰、南乐一带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石友三部,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利用红枪会等反动组织,占领观城、朝城以西的数十村庄。1940年春季,该部就曾向我根据地进犯。陈支队到达鲁西后,石友三部再次来犯。在陈士榘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由陈支队第一、第二团担任主攻,杨勇部队配合,在观城以西、淮阳以北与石友三部鹰战两日,打得顽军全线溃退。我军乘胜追击,毙、伤、歼俘顽军6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有力地打击了石友三部的反共气焰。

此后,陈司令员决定再组织一次讨石战役。9月10日拂晓,我军通过红枪会占领区准备宿营时,会首率众阻挠我军进村,并煽动邻近村的会众鸣锣吹号,喧闹哄叫。鉴于会众多是受蒙蔽的群众,陈司令员决定派何以祥参谋长率我们几位参谋去与会首谈判;但经反复交涉,仍无结果。为了争取群众,同时避免我军处于被红枪会和顽军夹击的不利态势,陈司令员断然决定撤兵,返回鲁西腹地范县、张秋、黑虎庙一带休整,同时继续做东进的准备。

在这次行动中,支队司令部二科测绘参谋吴展酞奉命率侦察分队深入顽区执行侦察任务,路经红枪会控制区时被杀害。他是上海人,大学测地专业毕业。陈司令员对他十分信任,对他的牺牲极为惋惜。

在鲁西,陈士榘司令员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军委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关于将支队第二团留在鲁西、编人杨勇部队建制的决定。休整期间,他对该团作了调整和加强,迅速完成了建制的转型。

此时,黄骅副司令员奉命调任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甫)副司令员。对于这位能征善战、文武兼备、长期担任自己副职的得力助手,陈司令员实在是依依不舍;但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愉快地欢送这位老战友离任履新。不幸的是,1943年6月29日,黄骅同志与妻子(红军干部)和不满4周岁的儿子,同遭叛党投敌的邢仁甫杀害。

8.抢渡运河、东平湖,挺进泰山以西地区

1940年9月下旬,陈士榘司令员率支队机关、直属队及第一团继续东进,渡过了水深1.5米一4米的东平湖和贯湖而过的运河,到达泰山以西(泰西)地区。抢渡前,陈司令员组织司令部人员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东平湖湖面平静,南、北渡口距东阿、沙河等地的敌据点都有十几公里;在严密监视敌人、有足够船只的条件下,迅速渡过可保无虞。于是,陈司令员决定,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动员大小民船七八十条。在对部队和船工进行乘船协同教育后,他命令部队在夜间迅速集结到黑虎庙、张秋渡口,登船渡河。结果,部队仅用了1小时15分钟,即安全到达彼岸。在泰西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和游击队的接应下,部队于拂晓时分进入位于泰西根据地腹地的安临站、安驾庄一带宿营。

早在1938年,泰西地区就有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开始建立根据地。1939年4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就曾由鲁西进人这一带活动过。同年5月的陆房突围战斗,就是在这一地区的肥城县境内进行的。该地区因距济南、泰安、滋阳(今充州)、大汉口等地较近,敌我斗争形势严峻,重要乡镇均为敌伪占领,所以我军仍处于游击状态,仅有少数地方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并有游击队活动。由于这一带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很高,我军不断袭扰、打击敌人,所以敌之抢掠、进犯行动也较少。我们在泰西驻扎了五六天,支援地方部队一些枪支、弹药后即离去。

9.冲过最后一道封锁线—津浦铁路

1940年10月初的一天夜晚,在游击队的引导下,我们从泰安、大坟口之间通过了东进归建路上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津浦铁路。当夜,我们进至距铁路以西4公里的一个村庄。经过一阵跑步,第一团越过铁路两侧的深沟,机关及直属队从一个大涵洞通过。何以祥参谋长乘马疾驰,因马高洞低,避让不及,以致脊柱受伤,留下终身残疾。

过了津浦铁路,我们来到了祖徕山下。陈司令员高兴地说:“徂徕山是山东地下党领导人黎玉同志领导农民起义抗日的地方,起义部队现已发展为山东纵队的主力之一。这座山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10.与师部会合,胜利完成归建任务

我们从徂徕山南麓继续向鲁南挺进,经楼德、宫里、谷里至小泣河。在这里,我们的前卫部队与孙村(属新泰县)煤矿的伪矿警遭遇。敌一触即溃,我部乘胜追击10多华里,毙、俘敌20余人,缴获捷克式重机枪1挺、掷弹筒1个、步枪10余枝。

此后,我军经石莱、武台抵蒙山南麓,暂留第一团于小卞桥、武安地区。不久,我部在此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大规模“扫荡”。陈司令员率机关、直属队越滋(阳)临(沂)公路,进入鲁南天宝山区,到达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大炉村,向师部报到归建。支队机关、直属队分驻在油篓、桃峪、郑城、松林一带休整待命。至此,晋西支队在陈士集司令员的率领下,胜利完成了入鲁归建的重大使命。

回顾这一过程,历时6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翻四山(吕梁、太岳、太行、沂蒙),渡六水(汾河、滥阳河、卫河、运河、东平湖、汉河),经四省(晋、豫、冀、鲁)、四区(太行、冀南、鲁西、泰西),跨越三线(同蒲、平汉、津浦),进行大小战斗40余次,毙、伤、俘敌、伪、顽军4000余人。在执行东进归建的任务中,陈士榘司令员着眼敌后抗战战略大局,积极求战,边走边打,沿途留置建制部队给兄弟部队做骨干,支援地方部队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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