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方在庆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接上篇。
世纪“审判”
W. L.博尔登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国会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执行主席。他是一个坚定的氢弹支持者，早在1950年，他就对奥本海默充满了怀疑。
1952年，博尔登就在为参议员麦克马洪（Brien McMahon）起草的一封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建议总统不要再任命奥本海默为GAC委员。杜鲁门在那些强烈反对奥本海默的人的请求下，同意让奥本海默届满后不再连任。
几周后，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奥本海默同意不再寻求连任。但在GAC工作六年后，奥本海默仍是AEC的顾问，同时还在其他军事顾问委员会任职。这意味着奥本海默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能接触到国家的核机密。
1953年，博尔登的处境不佳。他在国会的支持者麦克马洪去世了。刚刚控制国会的共和党想任命一个共和党人担任国会联合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必须走人。
而且，由于在他担任主席期间，联合委员会里的一部分关于氢弹史的最高机密丢失了，他的处境非常尴尬。如果此事发生在军队，可是要掉脑袋的。白宫的一些顾问认为，文件的丢失表明存在间谍和叛国行为，绝不仅仅是无意造成的。作为一个氢弹的狂热支持者，博尔登显得很无奈，可也有口难辩。
他深信，只有除掉奥本海默，才有可能为自己在军方挽回一点同情。前空军司令芬勒特（Thomas K. Finletter）的一位高级助手因担心奥本海默是一位危险分子，而彻夜难眠。空军虽欲消除奥本海默的影响，也不想与他直接冲突。
为了缓和与奥本海默之间的矛盾，芬勒特在1952年6月曾专门组织一次午餐会，试图与奥本海默达成某种谅解。但是奥本海默对于芬勒特释放出来的各种和解尝试故意当众冷淡对待，态度极为傲慢，在进餐时甚至变得难以置信的“粗鲁”。奥本海默毫无理由地得罪了这么多人，从而使他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通过对存放在AEC和FBI的奥本海默卷宗的长时间研究，1953年11月7日，33岁的博尔登给胡佛的助理写了一封控告信，说奥本海默“太有可能（more probably than not）是一位苏联间谍。”他用了差不少三页纸来详细指责奥本海默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到50年代早期的“罪行”。
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博尔登得出下面让人胆寒的结论：“在1939年至1942年中期，奥本海默太有可能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要么自愿给苏联提供谍报，要么遵照[苏联人的]意愿行事。更有可能的是，他自此成为一个间谍，并在苏联指使下行动”，以影响美国的“军事、原子能、情报和外交政策。”
“我深知这些评论的严重性。我很讨厌这件事。在研究奥本海默案例多年后，我感到有义务[向你]表达我痛苦得到的结论，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秉持公正的人都会接受我的结论。”
在接到博尔登的报告后，FBI在一周内对他的信进行了评估。作为例行公事，给他回了一封官样的感谢信，告之会将信转给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并鼓励他今后继续提供此类信息。
事实上，FBI和施特劳斯很晚才开始注意到博尔登控告信的价值。他们也知道博尔登的指责从证据上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些指责与他们的担心和怀疑却暗相吻合。当FBI将博尔登的指控信送呈给白宫后，引起了高层的“震动”。当时盛传，除了富克斯外，苏联还在美国安插了一个重要间谍，奥本海默可能是这个人吗？
1953年12月3日，在得知博尔登的控告信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迅速发出中止奥本海默安全特许的命令。同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博尔登的信“没有提供太多新的证据，仅可表明作者对回溯到30年代的所有证据做了长期、细致的分析”。
艾森豪威尔担心，如果奥本海默真是不忠诚的，那他就已做了最坏的事了。但他的决定给下属出了不少难题。当时奥本海默正在国外访问。有些助手担心，如果奥本海默一旦在回国前知道这一消息，很可能会叛逃。
另外，如何才能避免一场公开的听证会呢？这一方面可能会让政府尴尬，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提供一个机会让奥本海默为自己辩护。胡佛尤其担心，因为FBI的一些最关键的证据都是非法获得的，不能公开呈现。
要想除掉奥本海默，最好的办法是举行一次听证会。但是即使是施特劳斯等人，对此也犹豫不决。奥本海默在科学界有太多的追随者，他们害怕引起公愤；FBI也曾一度准备脱手不干。由于麦卡锡试图插手“奥本海默事件”，使得相关方的步伐加快。
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原子能方面的特别助理，施特劳斯被任命为新的AEC主席。他强调在他的任内，一定要结束AEC对奥本海默的依赖。他告诉总统，如果奥本海默还与原子能有任何瓜葛的话，他就不会担任AEC的主席。
他有所不知的是，奥本海默在白宫也有一些朋友刚被任命为AEC的顾问。施特劳斯害怕一旦事情真的闹起来，奥本海默在白宫的人可以保护他。为此，他去找了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助理卡特勒（Robert Cutler）。卡特勒与奥本海默很熟。
作为摊牌，施特劳斯向卡特勒解释了奥本海默的情形，让他自行决断。
施特劳斯最初的想法是这样的：让奥本海默当个有名无实的顾问，顾而不问，将他晾在一边，等他回过味后自动离职。
经过一番犹豫，施特劳斯还是决定与奥本海默直接较量。他让AEC起草一封给奥本海默的正式的控告信。1953年12月21日，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见面。他当然希望奥本海默能选择自动辞职，但奥本海默当时没有做出决定。奥本海默多年来一直担心的这把达摩克利斯剑终于要掉下来了。
第二天，奥本海默对正式控告信做出回应，在一封以“亲爱的刘易斯”开头的信中，奥本海默拒绝了辞职的建议。奥本海默自信他能满意地回答所有的指责，赢得听证会。在施特劳斯看来，奥本海默本人可能想辞职，但他的律师阻止了他。施特劳斯怀疑这些人想挣律师费。
施特劳斯还是害怕奥本海默会逃到国外，这样他就会功亏一篑。他从白宫得到了一些有利于他的决定。司法部长批准对奥本海默进行全天候监控和电话窃听。施特劳斯一不做二不休，擅自将这一决定扩展到奥本海默的律师。这是白宫始料不及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施特劳斯继续施压，让奥本海默识趣自动辞职。奥本海默的律师对此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辞职可能会被解读为承认有罪，而且这类消息肯定会被泄漏出去。
当奥本海默的律师提出条件：恢复奥本海默的特许权，放弃听证会，让奥本海默的合同在三个月之后到期自动中止时，却遭到了施特劳斯的拒绝。对于他来说，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投降。这既违反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也给麦卡锡的攻击留下口实。
事情陷入僵局。没有一方想要听证会，但又没有谁能找出一条让双方都满意的道路。最后，一场听证会在所难免。
在AEC正式起诉奥本海默之前，AEC的律师约谈了奥本海默的一些反对者——劳伦斯和他在伯克利的四位同事：皮策（Kenneth Pitzer）、拉泰默（Wendell Latimer）、阿尔瓦雷斯（Luis W. Alvarez）和泰勒。
在这几个人中，拉泰默的言辞最为激烈。他对奥本海默反对研制氢弹的动机公开表示怀疑，谴责奥本海默具有“一种权力情结”，做事圆滑、诡计多端。他暗示奥本海默可能不忠于美国。他还说英国的情报部门也怀疑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一个比富克斯还坏的苏联间谍。”
▲1960年代，泰勒（右）祝贺奥本海默获得费米奖。奥本海默面露微笑与他握手，基蒂则面无表情地站在丈夫身边
泰勒的话更带个人情结。他重述了多次约谈中表达的观点：奥本海默反对氢弹的做法是“有害的”。他认为不该再给奥本海默任何特许权，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泰勒晚年为自己“洗冤”，说他只是一时糊涂，才在听证会上做了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事实上，他在听证会之前，就多次做过大量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绝非一时糊涂）。
在施特劳斯的一手操纵下，听证会呼之欲出。尽管他对听证会的前景不乐观，但他还是准备做一切努力来赢得这场战争。他所需要的不是一场公正的审讯，而是一场能由他操纵的审判。他雇用了罗卜（Roger Robb）这位强硬的律师来做AEC的首席“检察官”。此人曾为获得证据而不惜施用诡计，且毫不留情。有他就保证了一半的成功。
经过多方挑选，在施特劳斯的授意下，AEC总经理尼科尔斯（Kenneth Nichols）任命了三位保守人士作为听证会安全委员会成员。据查，这三个人都反对奥本海默。他们是曾任陆军部长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的格雷（Gorden Gray）、原斯佩里公司主席摩根（Thomas Morgen）和芝加哥西北大学的教授伊万斯（Ward Evans）。格雷担任主席。
在长达四周的听证会上，31位证人中的大多数都做出了有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包括贝特、I. I.拉比、V.布什等科学界的头面人物，曼哈顿工程总指挥格罗夫斯将军，以及奥本海默在华盛顿的一些政界朋友。在那些作证反对奥本海默的极少数人中，有物理学家泰勒和阿尔瓦雷斯。
对于奥本海默的许多朋友和敬慕者来说，听证会是极为荒唐的，将反对氢弹也列为罪证，更是不能容忍的。
哈佛大学前校长，时任美国驻联邦德国特派专员的科南特，在听证会前就给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写了一封信。他向杜勒斯保证：“我对[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丝毫半点的怀疑。”
科南特是在曼哈顿工程期间结识奥本海默的。“二战”后，他曾试图说服奥本海默到哈佛任教。在他们一起担任GAC委员的六年期间，他们的观点非常相近。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不亲密，但却是出于尊敬、佩服和信任。
1954年4月20日，在听证会上，科南特提出了强有力地支持奥本海默的证词。他说，如果因为反对研制氢弹就定罪，那么他自己早就有罪了。他比奥本海默更激烈地反对氢弹。在做完证一周后，科南特见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科南特与艾森豪威尔早就相识。当他任哈佛大学校长时,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向他提到了“奥本海默事件”。
差不多与此同时，V.布什也开始了他支持奥本海默的行动。他先是写信责骂施特劳斯，认为这种指控是对“思想的控制。”4月23日，他出席听证会。他的每句话都铿锵有力：
我认为，这个委员会不应该就一个人发表过坚定的主张，就坐在这里审判他。没有一个委员会应该这样做。如果你们要审判，就审判我。我曾多次发表过坚定的主张，而且我有意这样做。这些主张有时是违反潮流的。当一个人由于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惩罚时，这个国家的状况就危险了。
布什的话让保安委员会的主席格雷大为震动，但由于在多方面他都需要仰仗施特劳斯，他也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露出来。
尽管冯·诺依曼在氢弹问题上与奥本海默意见不一，他还是坚信奥本海默的清白。当首席检察官罗卜试图诱导冯·诺依曼做出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时，冯·诺依曼打断了他，认为罗卜的提问与“你是在何时开始不打老婆的？”一样荒唐，无论丈夫如何回答，都中了“已打过老婆”这一预设的圈套。冯·诺依曼的回答非常机智，让检察官很难堪。
在做不利于奥本海默证词的人中，泰勒的杀伤力最大。当问到奥本海默是否具有安全危险时，泰勒答到：从很多场合，奥本海默博士的行动——我这里指的是他已做过的事——使我非常难以理解。我在很多问题上与他的看法不一致，他的许多行动让我感到迷惑和难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看到对这个国家生命攸关的事业掌握在我更了解，因而也更信任的人手中。
最后的一句话，泰勒将自己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后半生被孤立在科学界之外。
劳伦斯本来是准备来作证的，但在最后一分钟退却了。有人告诉他，如果做了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他将会受到惩罚。其实他更担心的是他的庞大的实验室的经费问题。
经过十天休会，1954年5月27日，保安委员会就奥本海默是否忠诚和具有安全危险进行表决。三位成员一致认为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问题，而在安全危险方面发生了分歧。摩根和格雷认为奥本海默具有安全危险，伊万斯对此持有异议（伊万斯本来是强烈反对奥本海默的，但他在关键时刻改变了观点。他的转变让施特劳斯等人始料不及。施特劳斯曾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逼伊万斯就范,但未能成功。伊万斯因此青史留名）。
施特劳斯没有料到伊万斯会改变立场。这个二比一的结果让他感到没有完全成功。他希望AEC的最终裁决能满足他的愿望。
在施特劳斯的高压下，总经理K.尼科尔斯正式提醒AEC的五位委员不要恢复奥本海默的特许权。当时，五位委员中有三位是民主党人，即默瑞（Thomas Murray）、斯密斯（Henry DeWolf Smyth）和朱克特（Eugene Zuckert）。 施特劳斯担心这些民主党人与他唱反调，不惜采用贿赂手段，让其中的一个委员从赞成转为反对奥本海默（这个委员就是E.朱克特。朱克特曾任美国空军参谋长。他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不齿施特劳斯的为人，很同情奥本海默。但他作为AEC顾问的任期就快要到了，他对此非常担心。施特劳斯允诺他在任期结束后，担任某基金会的主任，以及其他一些“好处”。最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施特劳斯后来没有完全兑现自己的承诺。朱克特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悔恨之中。在朱克特AEC的任期到了之后，艾森豪威尔任命了一位共和党人来代替他）。6月29日，包括施特劳斯在内的五位AEC委员进行投票表决。
对于奥本海默的忠诚问题，AEC的五位委员中有四位不持异议，只有T.默瑞表示反对；与此相反，除了H. D.斯密斯（史密斯是AEC委员中唯一支持奥本海默的科学家,尽管他个人并不喜欢奥本海默。他的意见单独列出来。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历史，而不是为了奥本海默个人。他顶住了施特劳斯的威胁,他的几位助手也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坚持自己的主张）外，有四位委员认为奥本海默具有安全危险。AEC的这个决定正好是在奥本海默的顾问身份自动到期的前一天。这是存心羞辱奥本海默。
AEC的最后决定基本上反映了施特劳斯要想得到的结果。在公开的决定中，根本没有提到反对氢弹的事。这是想给人们一个印象，奥本海默不是因为反对氢弹才有安全危险的。但不可怀疑的是，氢弹问题在形成委员们的观点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决议认为奥本海默的性格具有“根本缺陷”，这主要是从“薛瓦利埃事件”中引伸出来的。
一直置身度外的艾森豪威尔，对于AEC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他打电话祝贺施特劳斯，认为他“在处理一件棘手的问题时，干的相当漂亮”。由于不知道施特劳斯在这过程中使用了许多非法手段，他认为“处理‘奥本海默事件’与麦卡锡所用的策略完全不同，美国人民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别。”
6月中旬，AEC委员E.朱克特将听证会的一份摘要丢失在火车上。尽管文件很快就找到了，施特劳斯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将整个听证会的记录公之于众。这样做无异违反了最初的协议，但出于私心，他还是肆无忌惮地做了。他认为这样可以充分地羞辱奥本海默，使之一蹶不振。
施特劳斯不只满足于毁掉奥本海默的政治前途，他还想破坏奥本海默的学术生涯。他利用校董的身份，煽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其他校董，除掉奥本海默的院长职位，可是没有成功。
▲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
悲剧落幕
听证会彻底推毁了奥本海默。
在此之后，他明显地变老了。他带着沮丧的心情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失去了往昔的欢乐，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白了头。尽管他还应邀到处演讲，对自己的遭际却只字不提。
1966年，本来计划由肯尼迪总统亲自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由于肯尼迪遇刺，改由约翰逊总统来授（泰勒在这个仪式上做出和解姿态,主动向奥本海默表示祝贺）。这种仪式似有平反的意味，但实际上并不尽然。奥本海默的安全特许权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1967年2月18日，他在喉癌的病疼中忧郁而去。
听证会没有赢家。施特劳斯、泰勒、博尔登的后半生和命运都与这场“审判”连在一起。
施特劳斯绝对没有料到的是，他也成了被羞辱的对象。1959年，施特劳斯遭到弹劾，原因就是他在担任AEC主席期间，将保安规程作为手段来对付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他没能如愿当上商业部长，从此远离公职。
在内心深处，施特劳斯和泰勒十分渴望得到科学家们的那怕只言片语的回应，但他们像贱民一样遭到唾弃。这两个被唾弃的人倒成了好朋友。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博尔登当时还年轻，没有料到自己的行动对前途产生的影响。听证会后，他就从华盛顿政坛消失了。博尔登最多不过是施特劳斯等人的“马前卒”，一个不计后果的自我牺牲品。
“奥本海默事件”是一出不该发生的悲剧。一个民族英雄，旷世奇才，受到如此屈辱，天理何容？
如果博尔登当时不写那封控告信，事件可能不会发生。一旦上交了那封信，那就只有艾森豪威尔或胡佛才能加以阻止。而胡佛并不喜欢奥本海默，艾森豪威尔又受施特劳斯的欺骗（艾森豪威尔本来对奥本海默并没有太坏的印象。施特劳斯故意添油加醋地将奥本海默与薛瓦利埃1953年在巴黎的短暂会面说成是“在一起度过了好几天”。艾森豪威尔由此转变了对奥本海默的态度,迅速发出了禁止奥本海默接触核秘密的决定）。政府中又没有一个像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那样的人来保护奥本海默，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如果奥本海默在1953年12月或稍后就辞职的话，他可能也会避免这场悲剧。但书生气太浓的他，过于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也过高地估计了对方的为人。
奥本海默生活在“真理”的世界里，而这些人却生活在“利害”的现实中。奥本海默太天真，也过于温情。他的荣誉感让他想通过听证会来清洗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污点，而他的对手却是要将他置于死地。
退一步讲，如果艾森豪威尔没有让施特劳斯来管这个案件的话，情况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充满偏见，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是有可能察觉到的。最致命的一点，作为AEC的主席，且对奥本海默充满仇恨，施特劳斯还参与投票表决，这是违背公正原则的，也是艾森豪威尔没想到，也不愿意看到的。
天才需要保护，知识分子需要被尊重。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也有一个像杜鲁门政府中力挺奥本海默的国务卿艾奇逊，那么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
“奥本海默事件”极大地惹怒了美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对美国政府在奥本海默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生气。他劝奥本海默辞职以示抗议，或干脆离开美国，但奥本海默没有听从爱因斯坦的劝告。
爱因斯坦后来认识到，奥本海默或许是对的。他对好友范托娃说：“奥本海默不是像我一样跟个吉普赛人似的；我的皮肤生下来就像大象一样厚，没人能伤害我。”奥本海默显然不同，他太容易受伤害，受胁迫了。
尽管赞成奥本海默的一方，大多是身居高位的知识精英，也有掌握经济实权的人物，反对奥本海默的一方都是些躲在背后的人，但后者获得了成功。主要原因是反对派在政治体制中占据了一个关键职位，而且还获得了FBI的协助。加上里面从程序到成员安排都充满了阴谋，“奥本海默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必然。
尽管V.布什、科南特等科学界大佬也都反对氢弹，但没有一个人有奥本海默那么大的影响力，再加上只有奥本海默有这么久的被监视的历史。因此，奥本海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对奥本海默的审判，造成了一场空前的道德危机。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493名科学家，在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另外214名科学家分别签署了抗议声明。人们不得不问：这个国家“还需要知识分子吗”？一旦知识分子的意见不能自由表达，意识形态的恐怖就开始了。右派势力趁机抬头。
一些战争狂人，借国家利益之名，上马一些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项目。在花费了纳税人大量钱财后，不得不下马。核飞行器的研究（在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核飞行器的研究于1946年就开始上马。在进行了近15年研究，花费了近10亿美元，而且毫无结果的情况下，1960年被迫停止）、“星球大战计划”等就是如此。“奥本海默事件”不只是奥本海默本人的损失，更是整个美国的损失。
“奥本海默事件”很值得后人深思。
在监视奥本海默多年，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后，保安委员会的裁决也没有对奥本海默的忠诚提出异议。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就是在AEC五位委员的最后裁决中，也只有一位委员就忠诚问题提出不同看法。
至于所谓的安全危险，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早就下了不让奥本海默接触机密文件的命令，本来就不存在。奥本海默最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对美国社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自“奥本海默事件”之后，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遭到打压。他们看到社会处于危险境地，而又不能或无法表达自己的看法，可想而知其内心的痛苦。冷战对美国的科学研究所造成的，更多的是负面影响。所谓国家安全的考虑，既没有增加国家安全，也扭曲了自然科学的真正发展道路（对此，福曼（Paul Forman）在他的所谓第二论点中有详细的论述）。
学界对于“奥本海默事件”中太多滥用法律，违反道德标准的地方，已有不少认识，但对于超越个人屈辱之上的更大的不公正，并没有太多人提出质疑。确实，少数坏人就能兴风作浪，假借程序公正之名，行假公济私之实。从施特劳斯在处理“奥本海默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到“程序公正”是如何遭到无情的亵渎和嘲弄的。
多少人假借（实际上是违背）“民主投票”的原则，将自己的意愿体现出来。尽管美国社会中不乏像V.布什和科南特这样的忠良之辈，但整个社会缺乏阻止施特劳斯之流滥用权力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的情形下，类似的“奥本海默事件”还会再现。
“李文和事件”就是如此。
（本文的写作得到UC Berkeley的Cathryn Carson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