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3月，广东的空气中已稍显闷热，街上早就有人穿起了短衫。
而此时身处天津的我，第一次领略到北风的刺骨，不得不穿上一件姑母给我找的，极不合身的肥大棉布长衫。
南方人第一次来北方难免诸多不适，但我宁愿冻死也再不回广东去。
生在封建传统家庭是我的不幸，但我接受了教育又是不幸中的万幸，既然接受了新式教育，我就再不能做那封建礼教的帮佣。
于是，我做了不孝的女儿，我逃婚了，逃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姑母家，在这个远离父母桎梏的地方我决定继续读书。
1918年，我考上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
1922年，我25岁考上了心心念念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于国文系。
同年，我认识了在北大读书的广东老乡李小辉，随后不久我们确认了恋爱关系。
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的日子，那时我还是长头发，总爱绑两个麻花辫，小辉每次从北大来看我从不提前打招呼，而是躲在我必经之路的花坛里。
我从那走过他就从花坛里跳出来，揪我的辫子，看见我被吓一跳后，一边大笑一边将我揽进怀里，说道：“怎么我每次这样都能吓到你，你说你笨不笨？”
“不仅吓我，还敢笑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说着便将他扑倒在草坪上，我们顺势躺在草地上闹作一团。
安静下来后，俩人就开始说过去一周我们读过的书听过的课，小辉学识丰富且为人谦虚幽默，每次我问他问题，他都能三言两语给我解释清楚。
我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他还说过两年要带我回家见父母，然后等我毕业后就结婚。
没想到一场疾病终止了我们所有的美好。
1922年年底，宿舍有两名同学高烧不退且伴有咽痛，起初我们都以为是简单的发热，我衣不解带地照顾了她们几天。
情况不仅没好，其中一位还一度烧到惊厥，她们才被家里人接走，转过天我就开始发烧。
我知道被传染后，立马去医院诊治，最初的诊断为扁桃体炎，开了简单的消炎药。
我一个人在宿舍昏天黑地地躺了不知几天，期间感觉有人给我喂水，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到是小辉，便又安心睡去。
直到再次醒来竟然是在医院，脖子上还绑了纱布，不知道睡了几天几夜，此时不见小辉，眼前却是我同学的家人。
问了小辉，他们支支吾吾说是回了学校，又说起我们这次并不是简单的扁桃体炎，而是猩红热，幸亏送来及时，不然真就无力回天了。
等我彻底康复又是几天后了，小辉一直没出现很是反常，因他平时对我即使是天冷加衣这样的小事，都要叮嘱好几遍，没道理这次我住院这么久他都不来。
出院后，他们才告诉了我真相，原来小辉在照顾我时也被传染，但他并没有我的幸运，没有等到治疗就撒手人寰了。
听到如此噩耗，刚脱离病床恢复使用的双腿，像是躺太久退化了一般，一时间竟再支撑不起身体，瘫软在地。
手也止不住颤抖，耳鸣到仿佛有十几辆火车在我脑子里飞驰，张着嘴却说不出话，眼泪像是堵在眼眶里出不来，憋的眼眶生疼。
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到学校去，只因学校的每个角落都有我和小辉的痕迹。
晴天我们在草坪上读诗，从泰戈尔读到雪莱，下雨我们就在教学楼的屋檐下静坐听雨，下雪天我们打雪仗，秋天的凉亭里我们畅聊未来。
这一切的美好，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实在不敢面对。
消沉一段时间后，我想起小辉曾经对我说的话，他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要为我们落后的家乡和以后的子孙，我们要将知识带回家去，只有教育才能解救生死挣扎的人民。”
于是，我收起悲痛带着小辉的忠告和期望，回到学校回到课堂上，我发誓要带着小辉的那份生命和力量活下去，将教育带到家乡去。
1923年我大二，学业加重不少，我辗转于课堂和图书馆，遇到不会的问题，再也没有像小辉一样的人给我解答。
也是在那一年，我遇到了鲁迅先生，他是我的老师教授我们《中国小说史略》。
他个子不高头发不仅浓密且总是竖直向上长，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看人一眼仿佛能看透人祖上三代，原本棱角分明的嘴唇也被茂盛的胡子挡住。
他穿的衣服总带有补丁，但依旧难掩一股宁折不屈挺拔如松的气质。
起初我对他只有学生对老师的敬重，没有其他。
转折发生在2年后。
1925年，他已不再带我们的课，而我偶尔还是会想起他，想起他上课时的场景。
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都是将课本放在一边，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握一根粉笔，在讲台踱着步对着讲台下的学生侃侃而谈，遇到重点人物和案例，举起右手在黑板上轻轻挥洒出一整面的知识点，他写得字像他的人一样看着都精神气十足。
有时课堂上也不是全讲知识点，兴致所归他会讲他留学的趣事，讲他小时候的糗事，也会对当局毫无顾忌地批判。
当时他已有了名气，上他课的学生总是挤满教室，每次我都是提前到教室占据第一排离讲台最近的位置。
那位置连他生气时，脸上会因激动浮起一层红晕，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做了我两年的老师我就“霸占”了那位置两年时间。
1925年，我陡然想写信给他，就立马写了一封关于教育问题的信请教他，落款是“受教的一个小学生”怀着做坏事的忐忑心情将信寄了出去。
本以为他会将其看作一场恶作剧不会回信，结果当天我就收到了回信，字句间充满真诚。
当时我还不知道，一种莫名的情愫从那天开始在我内心深处潜滋慢长。
从此，我们开始频繁通信，我在信中说了我的名字，没想到他知道我是他的学生后，邀请我到家里做客，之后有问题可以当面询问。
我本不是扭扭捏捏的人，从小我受的教育就教我坦坦荡荡做人，即使身为女子我也很少有女子的娇羞。
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我开始接触中西方大量的先进思想和知识成果，见识到他对于教育改变社会的迫切深受感动。
回到学校我开始动员学生反抗段祺瑞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刘和珍等同学携手并肩站在抗争一线。
结果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打压迫害，刘和珍同学不幸牺牲年仅22岁，鲁迅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并在运动失败后挺身而出，作为当时的骨干我虽侥幸逃脱但一直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抓捕对象。
他将我藏在家里，交代我说：“放心待在这，他们不敢来，即使来了也有我顶着。”
我之后就一直住在他家，平时帮其校正稿件，闲时也会写文章让他为我提出修改意见，过稿后就发表在由他主编的《国民新报》上。
那段日子，外界并不太平，但在那条小小胡同的小小四合院里，我的心倒是难得的平静。
那一年我27岁，他44岁。
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向他表明我的心意时，他坐在书桌前静静地看了我几秒钟，后断然拒绝了：“我早已结婚，有了妻子。”
我搬出他的小四合院回到了学校，之后不再与其联系。
但我偶尔还是会在同学的交谈中听到他的名字，“鲁迅先生”成了我一个人的紧箍咒，听到便头疼不已。
4个月后，我偶尔听到有关他与“妻子”朱安的只言片语，便找人打听，才知他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人”。
于是，我公然在《国民新报》上发布文章向其表露心意，文章发布后我孤身一人再次来到小四合院。
他像从前一样穿着一身带补丁的长衫，埋首在书桌前，昏黄的灯光下本就瘦小的身躯更显佝偻。
我不知怎么想的，内心有一个声音疯狂喊叫“告诉他，告诉他你对他的心意”，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桌前夺下他的笔，将连日来的心事统统都说给他听。
告诉他我是如何爱他，我不介意他家里的妻子，不介意背上破坏婚姻的骂名，只等候他的一句话。
或许他不知我竟能说出这些话，一时间愣在那里，开口的第一句依旧是：“我家里有妻子。”
我不想听后面的话，便上前一步拉下他从不肯地下的头颅，吻了上去。
我知道他对我是有感情的，只是碍于年龄和世俗，可这些我一点都不怕。
那天过后他虽没直接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对我开始有了些亲密的关怀。
1926年8月，他到厦门大学任教，我也回到广东执教于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
我们开始频繁通信，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表面上那样不苟言笑的一个人，信中竟有给人起绰号的癖好，他给我的称呼从“乖姑”到“害马”再到“莲蓬”。
信的内容也从讨论学术问题到他的每日活动，时不时也会抱怨我们两地分离忍受煎熬。
1927年，我没想到他竟悄悄申请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只为离我近一些，是以我们才能经常见面。
直到1927年10月，我们到上海后才正式开始同居生活。
我没要求他离婚和我结婚，我知道自己能得到先生的爱已十分难得，早已心满意足不再多求。
真正生活在一起后，才知道鼎鼎大名的鲁迅先生，生活中也有孩子气的一面。
他嗜甜如命，即使牙齿掉光也戒不掉点心和糖块，为了保住他的最后几颗牙，我比天天到街上搜寻的警卫队还尽职尽责，从他的书桌里，大衣口袋里，枕头底下搜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家里我不让他吃，他让学生给他带到外面吃，吃完再回家。
1929年，我有了海婴，他不仅自己吃还带着海婴一起吃，气得我只能叫他“没牙的老公公”，他抱着孩子在院子里望着我笑，阳光洒在他们爷俩身上看着都暖和，我也笑。
时局动荡我们一家三口辗转多地，但只要跟着他我就莫名心安，我永远记得当时在北京，躲在那间四合院里，他对我说得话：“你放心，有我呢。”
我就永远相信他。
1936年，短短10年时间，怎么一眨眼就过去了呢？
10月他已经病得很重了，我一直守在床前怕他醒了看不见我着急，偶尔清醒时他就默默地转过头来看着我，他已经没力气说话了。
原本清瘦的脸，更因多日吃不下饭而干瘪下去，跟他生活这么久我竟不知何时他头上生出这么多白发，手上脸上也长了老人斑。
我用湿毛巾给他擦脸，他就看着我眼睛也不眨，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别忘了他的遗言：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
“你放心，你走后我会好好把海婴抚养长大，家里母亲她们我也会按时打钱回去，也会照顾好自己。”我假装平静地对他说，听我说完他疲惫地合上眼睛。
1936年10月19日清晨，我趴在他床边睡着了，睡梦中只觉得手被紧紧攥住又松开。
我醒后先生就走了，手里还攥着我的手，头也是朝我侧着。
我平静地接受现实。
此后30多年间，我一直为保存先生遗物遗志奔走，奈何能力有限依旧有一部分手稿遗失令我痛心疾首。
1968年3月，我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叫来海婴嘱咐道：“我只有一个要求，死后拒绝与你父亲同葬。”
生前，我让先生忍受多年骂名，死后，我想让他清清白白，不想再有任何人有染指他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