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殊事异，武汉会战比南京保卫战打得好，主要有四方面原因：南京保卫战是仓促应战，而武汉会战则是准备充分的积极应战；南京和武汉地理环境、补给线的差异；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时，民心士气的不同；战争策略的不同。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详细情况。
第一，南京保卫战仓促应战，武汉会战准备充分。
淞沪会战结束后，很多部队损失惨重，来不及补充，就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日军也迅速尾随而至，中间根本就没有休整准备的时间。南京离上海太近，上海失守后，两地之间几乎没有多少缓冲地带。当时整体防线比较混乱，各部队纯属仓促应战。
比如，精锐部队88师、87师、74军，在上海一带作战时牺牲很大，缺额很多，来不及补充。当时的74军军长俞济时去见蒋介石，报告部队已打残破，急需整训，蒋介石不但没有批准，而且决定让74军加入南京保卫战序列。
除此之外，之前上海到南京之间花重金打造的几道防御工事，由于仓促撤退，很多人争先恐后的逃命，拿着防御工事钥匙的人不待交接就跑了，致使很多防御工事成了摆设，军队没有牢固的防御工事，溃败之军很难阻挡后面的得胜之师。
武汉会战则不同，在武汉会战这之前，由于正面战场上台儿庄大捷以及徐州会战成功撤退，大部分军队保存了下来，也迟滞了侵华日军向武汉进攻的时间，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原先各参战部队，也得到休整和补充，重新恢复战斗力。
有了这几个月的准备，武汉周边配置了大量精锐的军队，并不断派遣空军轰炸长江敌舰，迟滞敌人；加强了沿江防务，增添和修缮了各处要塞和封锁线；组织了地方保安团队，成立了商会、工会等各种社会组织，以维持社会各界秩序；动员和武装了武汉民众，增强了防卫力量。
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有一百多个师，投入到作战的飞机大约200架，投入作战的舰艇达30多艘，总兵力更是高达100多万人，几乎调集了当时的所有精锐部队，阵容十分强大。
比如，南浔路方向吴奇伟指挥的王敬久、俞济时、欧震、叶肇等各军；薛岳亲自指挥的黄维、李玉堂、王陵基等部；阳新河以南的卢汉滇军、汤恩伯部；除此之外还有关麟征、李仙洲、李延年、刘汝明、孙连仲、宋希濂、张自忠等部，光听这些人的名字，就知道军队阵容是很强大的，部队都是精锐之师，将领都是善战之将。
武汉会战前，各种准备都比较充分，比南京保卫战时混乱的局面形成天壤之别，这也是武汉会战打得不错的关键所在。
第二，地理环境和补给线不同。
南京周围天险比较少，大部分是平坦地带，就算有山，也不是险要之地，这种地形不利于防守。沪宁杭地区发达，公路网设施完备，交通便利，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可以快速开进，坦克可以横冲直撞，这有利于装备优良的敌人而不利于弱势的我军。
南京紧靠长江，离太平洋比较近，江面开阔，水比较深，敌人军舰可以直接进行炮火支援，也可以直接从长江上坐船进行沿江登陆作战，而我们的抗战军队不仅需要面对尾随而至的侵略军，还要时刻注意江面上的威胁。
在补给方面，南京地处长江尾，离敌人大本营比较近，敌人补给线短，可以直接从本土进行补给。敌人占领地盘比较少，再加上还没来得及组织有序敌后抵抗力量，敌人不用多少兵力守卫已占土地，敌军主力部队大部分都可以集中兵力进行作战，战斗力比较强悍。
武汉会战时情况就不同了，武汉四周地形复杂，东北面有大别山脉，东南有幕阜山，像鲤鱼山、笔架山、万家岭、棺材山等险关要隘，都可以成为阻击和伏击敌人的良好阵地。
比如，万家岭大捷，就是敌人106松浦师团在崇山峻岭中穿插迷路，被我军发现后围攻，差点全军覆没，师团长也差点被俘。
由于山地复杂，迟滞了敌人汽车、坦克的推进速度，而以步行为主的我军，受影响程度相对比较小。战场上谁赢得了时间，谁就赢得了先机，迟滞敌人的速度，意味着增加了我军布防的时间。
相比于于南京，武汉位于中华腹地、长江中游，有利于军队支援、部队补给，于我而言补给线缩短，有利于前线战场。于敌而言，补给线增加，长江沿线没有顺江铁路，不利于军队和军需物资的运输。长江中游相比于平坦开阔水流平缓的长江下游，江面明显变窄，水流情况也相对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敌人推进。
除此之外，随着补给线的增加，侵占地盘的扩大，侵华日军不得不派遣部分兵力守卫占领的地方，这使得敌人的机动兵力越来越少，可直接用于进攻的军队占比也在不断下降。
此消彼长，武汉会战时已经不同于南京保卫战，时殊事异，武汉会战与南京保卫战相比，的确打得不错。
第三，人心不同，士气不同。
南京保卫战时，刚经历过淞沪会战的失败，大部分精锐投进去，仍然遭到失败，让人感到失望，北方的太原保卫战，也以失败告终，全国正面战场上，还没有一场胜利，节节败退，全国民众军心都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
而武汉会战前，在正面战场上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笼罩在人们心里的阴云一扫而光，抗战信心倍增，之后的徐州会战，又在侵华日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了大撤回，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会战前的胜利和成功，让民众重新燃起了胜利的信心，士兵有了战胜敌人的信念，士气大振。
第四，战争策略的不同。
淞沪会战失败后，侵华日军大军压境，敌人精锐之师长驱直入，而我撤退之军还没有站稳脚跟，关于南京是战是守，统战部内部也意见不一，迟迟未下结论。后来决定守卫南京，唐生智信誓旦旦与南京共存亡，为了表达共存亡决心，封堵城门，老百姓等也没有及时撤退。
然而，南京保卫战没有打几天，由于战局恶化，又决定撤退，可是撤退的准备工作又没有做足，再加上唐生智提前离开南京，造成南京群龙无首，就连撤退的命令很多部队也没有收到，更没有有序组织部队进行掩护和有序撤退，南京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再加上之前为了全力守卫南京，封堵城门，致使撤退道路不畅，军队、溃兵和群众相互拥挤，消息闭塞交通不畅。撤退相当仓促混乱，甚至连敌人进展到哪里了都不知道，有的甚至撞向敌人，遭到敌人攻击。
南京保卫战的仓促、战略政策的摇摆，使南京保卫战损失惨重，百姓大量聚集南京城没有疏散，结果疯狂无人性的侵略者进行了南京大屠杀，30多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和部分放下武器的军人惨遭屠戮。
武汉会战相对从容不迫，经过谈论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正确战略方针。相比于在武汉作战，武汉周围的河流湖泊以及山地要塞，更适合防御作战，是用我之长击敌之短。
在围绕着“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大战略方针，在武汉周围战略要地布防，进行了马当要塞保卫战、贵池青阳阻击战、长江布雷战、南浔会战、赣北之役、万家岭战役、阳新半壁山阻击战、田家镇保卫战、黄鄂要塞守卫战等。众多防线利用地形的节节抵抗，不仅最大程度打击侵略军，而且迟滞了侵略军推进的速度。
除此之外，空军也在武汉会战中积极参战，沉重打击了侵略军空军气焰，支持了陆军作战。
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时起，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为止，历时长达4个半月。在这4个半月的时间里，国家从容不迫的完成了部队的转移，完成了工厂设备和物资的大转移，为日后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支持。
在武汉会战中，严重消耗了侵华日军的军事力量，沉重打击了侵略军嚣张的气焰，尤其是万家岭战役等，侵华日军几乎全军覆没。
武汉会战对侵略军的打击，使其无力继续进行大规模战役，彻底打破了侵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阴谋，从此以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也成了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转折点。
武汉会战期间对百姓的宣传和动员，使群众更加明白抗战的意义，民众进一步觉醒，支持抗战。比如，当时武汉会战捐款时，各行各业人士都争先恐后为抗战出力，甚至连乞丐也捐出自己的讨饭钱，让人动容。
如果说南京保卫战是一场兵临城下、手足无措时的仓惶不得已，那武汉会战就是从容不迫、有秩序的成功抵抗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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