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派杀兄之仇使她早熟。她9岁便参加了儿童团，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成为史诗般长征中最年轻的战士之一。
她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靠大人背着过雪山、草地，而是与千万个男子汉一样，凭着信念与毅力，迈着坚定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完这艰难的里程。
一
1932年，四川省苍溪县。
这年年初，曲飞的两个哥哥因为领头没收恶霸地主的财产，被地主还乡团抓住，砍了头。老母亲悲愤交加，几天后也与世长辞了。姐姐为了料理一家三口的丧事，忍痛将年仅8岁的曲飞，卖给东河镇刘婆家当童养媳。
旧社会女孩
在旧社会，童养媳是奴隶和使唤丫头的代名词。曲飞一踏进刘婆的家门，便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稍有疏忽，便要遭到藤条的抽打。
这样的苦日子熬了一年多。1933年3月的一天，曲飞去山上拣柴。她又饿又累，坐在悬崖边上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一位梳着短头、干部模样打扮、二十多岁的女同志走到她跟前，亲切地问：“小家伙，你哭什么？”
“我饿得不得了，我不想活了。”随后，她向这位大姐倾诉了自己苦难的身世。
大姐听后说：“你跟我到青茨芽（也在苍溪县）当儿童团员吧。”
若干年后，曲飞才知道，这个指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就是当时的乡政府妇女委员长，后来成为董必武同志夫人的何莲芝同志。
当时，苏区一个乡政府的儿童团员有三五百人。参加儿童团的，大多是9岁到14岁的穷人家子女。
曲飞虽年仅9岁，但因从小受哥哥们革命思想的熏陶，亲人的牺牲、离散，又磨练了她的坚毅性格，三四个月后，她便当了儿童团团长。
曲飞手下有三四百个“兵”。每天，她除安排全团人的学习、训练外，还照常参加站岗放哨，而且警惕性特别高，从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儿童团站岗
儿童团站岗放哨的地点大多地处与敌区毗邻的苏区边界。1933年夏季的一天清晨，曲飞和一个名叫王世忠的男孩在红茨芽的一个路口放哨。这时，走过来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声称去看女儿，女儿的婆家住在苏区与敌区之间的一个村子里。曲飞接过路条，见上面的图章模糊不清，便要带他俩去乡政府核对。
那女的一听慌了：“我女儿病得很厉害，你们不放我们走，她断了气怎么办？”
男的则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银元说：“小同志，你们要是放我们过去，我这里有红军分的现大洋给你们！”
曲飞一听，疑心更大了，坚持要去乡政府。这家伙见软的不行，便连哄带威胁地说：“你们让我们过去，将来中央军来了，我保证不让他们杀你们，而且给你们家分地分房，怎么样？”
曲飞和王世忠觉得更不对劲了。他俩不约而同地把红缨枪一横，厉声说：“不让过！”
那男的伸手就要夺枪，曲飞迅速躲过，挑枪朝他眼窝扎去，王世忠则持枪刺向他的大腿。
那女的一见丈夫要吃亏，便如母老虎一般扑将过来。曲飞和小王虽机警勇敢，但毕竟年小力薄，眼看要吃亏，这时走过来一个扛锄头的老农，老农心想与儿童团打的人一定是坏人，即夺步上前，一手将那女的手扭住，一手持锄将她的脚狠狠地砸了一下。她唉哟一声倒在了地上。老农协助曲飞和小王将这一对男女押到乡政府。
经审问，那男的原来是隐蔽在苏区，专给敌人搜集我党我军情报的奸细。那女的是他老婆，她的发髻里藏了张纸条，里面有红军指战员的数量及部队和乡政府的驻地。曲飞还从她的裤档处和腰部搜出了金戒指和金项链。
王树声
我军优秀的指挥员王树声，也曾领教过曲飞站岗放哨时的“叫真”劲。
一次，曲飞和一个叫何秀英的女孩子在清江渡放哨。骑着骡子的三十一军军长（后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在三个背着驳壳枪的警卫员护送下路过曲飞和何秀英把守的哨口。
王树声主动对她俩说：“小鬼，我们来不及到乡政府开路条，我们要赶去开紧急会，你们让我们先去开会好吗？”
“没有路条可不准过！”曲飞把脖子一扭。
王树声又和蔼地说：“你们的警惕性高，这很好，可是我们没来得及开路条呀！”
话音刚落，警卫员就要赶着骡子走。王树声摆摆手：“停下，先别走。”
警卫员噘着嘴，冲着她俩高声吼道：“他是我们军长，军长就是路条！”
“我不认识他！如果国民党也打扮成这样呢？军长更要执行政府的法令。”曲飞也不示弱。
王树声见状便与曲飞商量道：“这样吧，我留个警卫员，你们去个小姑娘跟我一同到军部，看看我是不是红军。”
曲飞勉强同意了。她被王树声抱上骡子，搂在怀里，走了大约20多里路，才来到了军部。
王树声和战士们
王树声对民运部魏部长说：“这个小鬼还没吃饭，你先给她弄点饭吃吧。”
曲飞认得魏部长。魏部长责怪道：“小鬼，你怎么这么调皮？我们军长你都不让过来。”
王树声对魏部长说：“你莫责怪她们。这两个小鬼很负责任，我决定奖给她们每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还要通报表扬她们。”
曲飞吃完饭后，魏部长派人将她送回哨位。一个警卫员朝她做了个鬼脸：“小家伙，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1933年底，曲飞作为儿童团代表，到文昌宫参加了苍溪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随着红军的胜利和苏区的不断扩大，根据地建设需要大批干部。1934年初，曲飞被选派到四川巴中苏维埃干部学校学习，她和后来成为谢觉哉夫人的王定国都在这个学校任排长。学校很简陋，但训练却十分严格，曲飞在这里学习了半年。这期间，她由连长钟亦屏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学习结束后，曲飞被分配到川陕省革命法庭任女看守队队长。
一位红军女战士曾被怀疑为富农而关押在曲飞所在的看守队里。一天，曲飞见她的裤子被经血弄得污秽不堪，便找了条被杀“犯人”穿过的裤子给她换上。没想到这一人道主义的举动却惹出麻烦。她被指责为“立场不坚定、同情富农”。
当时革命法庭主席刘福佳则说：“看你的长相也不像穷人。”于是，她也成了审查对象。
后来，领导专门派人去她家乡调查，因她家是雇农，没有问题，曲飞这才被解除怀疑和审查。
解放军战士和贫雇农们
二
1935年3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以区乡一级妇女部长为骨干，在地处川康边界的杂谷脑成立了一个妇女学校。曲飞被调到这个学校学习了半年，并在该校一连二排任排长，一排排长是何莲芝。
妇女学校地处藏胞聚居区。红军要想在这个地方立足并做好部队物资的筹集工作，除了做好穷苦农牧民的组织发动工作外，还要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将土司头人和喇嘛等上层人物争取过来，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
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了一些恶毒宣传，说共产党是汉蛮子，共产共妻。为了消除喇嘛们的疑虑，一天，曲飞奉命带领全排同志抬着一头牛、十只羊以及“红军准许你们宗教自由”的红匾去附近的一个喇嘛庙慰问。
不料，走到半山腰时，遭到了伏击。曲飞立即指挥同志们隐蔽在石头后面，随后组织人员向庙里喊话，宣传我党政策。
庙里的喇嘛们在国民党特派员的煽动下，不但没有停止射击，反而在山上排成一队，狂喊乱叫。当他们看清自己的对手是二三十名姑娘时，便恶狼似地扑下山来，妄图“抓活的”。
这时，曲飞命令全排作好射击准备，待敌人靠近时，只听她一声令下，全排一齐开火，一下子撂倒了七八个。这是曲飞运用的红四方面军打击敌人骑兵和集团冲锋最拿手的集火射击方法——“排子枪”。
敌人遭此一击，赶紧龟缩回庙里，但仍据守在高大的围墙上向她们打冷枪。曲飞率领全排同志与保卫队一起将喇嘛庙包围。刚要向庙里发起进攻，忽闻庙中人声嘈杂，霎时浓烟腾起。一部分敌人想借烟雾突围，被我全部歼灭。
在庙里，战士们抓到一个受了伤的小喇嘛，曲飞吩咐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这个小喇嘛伸出大拇指称赞说：“你们红军连女兵都是这个！军阀刘湘派兵打了我们三次都没将我们打垮，而你们一次就把我们打垮了。”
说完，他指着一具尸体愤愤地对曲飞说：“这是个国民党特派员。他先挑唆我们向你们开枪，后见庙被包围，就放火烧了殿堂，并将我们锁在一间库房里，想把我们活活烧死。我亲眼看见他点的火。”
曲飞听罢，就向这些喇嘛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
这时，一位管事的喇嘛上前问曲飞：“这庙我们可以重建吗？”
曲飞干脆地答道：“可以！共产党和红军是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和宗教自由的。”
这位喇嘛听后，很兴奋地说：“只要你们准许我们重建庙宇，你们要金要银我们都给。”
说完，他就请红军战士去废墟中掏金菩萨。这些金菩萨形态各异，大小不等，有一二两的，也有三四两的。曲飞率领全排同志奋战几天，掏出好几筐金菩萨和银元，上交到省苏维埃供给部，作为红军的资金。这对补充红军的给养起了重要作用。
不久，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从妇女学校挑警卫员。有几分机灵劲的曲飞被选中了。康克清把年幼的曲飞当成小妹妹看待。曲飞背着康大姐的驳壳枪，骑着她的骡子，而康大姐则常常大步流星地在后面跟着。晚上宿营时，为了防潮，曲飞将桐油布的四个角拴在四棵树上，然后与康大姐挤在一起。
跟康大姐十多天后，曲飞遇到一个同学，当她听说曲飞当勤务兵时，便讥笑道：“你放着排长不当，当啥子勤务兵？”
年幼的曲飞比较爱面子，同学的一席话，使她产生了“当勤务兵丢人”的思想。于是她找到康克清要求调动工作。
康大姐不解地问：“我们在一起合作得不是很好么？”
曲飞不好意思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只是一个劲地说不干了。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的张琴秋找她谈话，批评她“不识抬举”，罚她背二十多斤重的衣服箱子。曲飞有股犟劲，尽管她年纪小，但她还是咬着牙，背着箱子翻过了一座雪山。
晚上在树底下歇息，由于大雪纷飞，气候寒冷，加之曲飞又只盖了个被单，早上起来才发现腿冻僵了。张琴秋的警卫员孙桂英帮她搓腿，又燃起一堆篝火给她解冻。后经孙桂英向张琴秋求情，曲飞才被免去这一“苦役”。
三
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地方建立民众政权，是红军长征的重要任务。
长征途中，曲飞担任了某县宣传队队长。她带领14个红小鬼到区、乡工作了15天，返回时大部队因有紧急任务开拔了。有两个无冻饿之患的小鬼说不如回家，但多数人不赞成，说回家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们化了装，纷纷换上老百姓的破衣裤，披头散发，脸上涂得黑黑的，挎上个破篮子，一路佯装乞丐，边要饭边赶路，走了一两个月。
一天晚上，他们看见远处火光，听见人声嘈杂，搞不清是民团、军阀还是自己的部队。最后横下一条心，去看个究竟。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人，其中还有曲飞熟识的何莲芝。同志们纷纷向他们问长问短。何大姐将曲飞搂在怀里，激动地说：“我们真担心，生怕民团把你们抓走，正准备派人去找你们。你们十几个人都是革命的好后代！”
长征途中，三过草地，给曲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头两次过草地时，还能吃到枇粑和黑豆，偶尔还能搞到点酥油。第三次过草地就更困难了。前面的部队还能吃到青稞麦，后面的部队就没吃的了。饥饿威胁着红军战士。饿得没法了，曲飞他们就将前面战友粪便中未消化的粗糙整颗的青稞麦粒挑拣出来，就像麻雀从马粪中拣燕麦粒一样。麦粒洗净并用洗脸盆煮熟后，便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再生粮食对那些饥饿不堪的红军战士来说，吃起来却比点心还要香。
再往前走，连这种粮食也没有了。于是就吃野菜和牛皮，或喝一碗盐水充饥。
在杂谷脑，曲飞不幸患了伤寒，和几十个人躺在一间老百姓的空房里。开始是昏迷不醒，脑袋像个铅块，继而难受得满地打滚。这么一折腾，出了一身汗，浑身倒觉得轻快些了。她挣扎着向镇外爬去，恰好遇见一位老大娘。
大娘问：“你是红军吧？看你病得很重，到我家去养养吧！”
面容憔悴的曲飞被大娘背回了家。大娘给她煮碗豆面，并杀掉了家中仅有的两只老母鸡为她补养身子。在大娘的精心护理下，曲飞的体质一天天地恢复过来。
半个月后，曲飞含泪与慈详的老妈妈惜别，沿着人畜留下的痕迹往前赶。数天后，赶上一些掉队的同志。曲飞与战友们互相搀扶着，走了两天，终于在黄昏时赶上了大部队。
不久，曲飞所在的部队来到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要塞。这里驻守着军阀刘湘的一个团。我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将敌人围困在里面。几天后，敌军供给吃紧了，上司派飞机给他们空投粮食和副食品。一次，一袋大米空投到敌我之间的战壕里。
曲飞和王秀英发现后，悄悄腰过去，想把大米背回来，不料被敌人发现，把曲飞抓住了。她被押到敌团部。
敌团副亲自审问：“小家伙，要讲老实话，你是不是共青团员？”
“我是洗衣员。”曲飞镇静地回答。
“给我打！”一顿皮鞭落在了身上。
“你既然是洗衣员，为什么到火线上抢米？”敌团副又问。
“我掉了队，饿极了，所以来弄点米。”
“嘴还挺硬！”敌团副骂道。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共青团员，我只管洗衣服。”曲飞申辩着。
“你们一个连有几挺机关枪？”敌团副变换了口气。
曲飞说：“什么叫机关枪？我不懂。”
敌团副叫人拿来一挺机关枪说：“就是这个。”
“我看见一百多人中有三个人扛这样的枪。”曲飞十分认真地说。其实，红军当时一个团才有机枪。
敌团副喷喷嘴说：“火力相当强啊！”
曲飞被关在一间空房里。第四天晚上，她想跑，又担心被抓回来打死，忍不住坐在门槛上呜呜地哭起来。这时，一个到护城河偷水的敌炊事员，听见曲飞哭，便问：“小娃儿，你哭啥子？”
“我饿了，来抢米，被抓到这儿来了。”曲飞与他交谈中得知，此人叫王占华，27岁，四川仪垅县人，是被抓壮丁抓来的。
既然也是穷苦人出身，曲飞便趁机说：“我也是仪垅人，”并与他拉近乎宣传道：“你怎么不跑啊？红军优待俘虏，官兵平等。不愿当红军，想回家的，还发给三块大洋作路费呢！”
她又问：“你想回家吗？”
王占华说：“当然想。”
曲飞灵机一动说：“那好，我趴在你背上，你头上戴个大斗笠，身上穿着蓑衣，把我罩住，这样把我带出城。我引你到红军那边，我替你跟首长说让你回家。”
王占华同意按她的主意办。
过城门时，曲飞撩开蓑衣一角往外看，只见哨兵抱着枪睡着了，身边还有杆烟枪。王占华挑着水桶，背着她悄悄地溜出城外。曲飞引他到了营部。教导员亲切地对他说：“你愿意回家的话，给你三块大洋，愿意当红军也可以，我们官兵平等……”
王占华表示愿意当红军，营长立即叫人拿来一身红军服装。侦察排长穿着王占华换下来的国民党军服，问清口令，挑着他的水桶，摸到城门洞下，将哨兵掐死，随即打开城门。两个连的战士如神兵天降，将正在睡梦中的敌人活捉。那些负隅顽抗的全部被击毙，包括敌团长和团副在内。部队还缴获了一大批武器，拂晓时全部解决战斗。
长征后期，疾病又一次威胁着年幼的曲飞，她不幸又患了疟疾，时好时犯，前后达半年之久。病重时，走不得路了，领导便将她和其他患同类病的同志集中在一块疗养。当时药品奇缺，也没什么营养品，这使医护人员伤透了脑筋。
一天，一个卫生员在寻找食物时，在野外打死了两条狗。他将狗肉煮成汤，分给伤病员们喝。曲飞一连喝了三天，没想到她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曲飞说到这段经历时爽朗地一笑说：“从那以后，我一直认为狗肉汤能治疟疾。”
大病初愈，曲飞身体十分虚弱。她很想与大部队一道前进，但又担心走在半道垮下来，所以心情很烦躁。王树声得知后向医院领导打招呼说：“这个小鬼有功，你们无论如何要把她抬走！”
这样，曲飞便由四个女战士用竹竿和绳子制成的简易担架抬着往前走。曲飞是个好强的人，她不忍心让姐妹们为自己耗费体力。没几天，她便躺不住了，挣扎着从担架上下来，由两个人搀扶着行进。
四
红四方面军经过无数磨难，终于在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先期到达的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1月，曲飞随部队来到陕西省三原县石蛇镇。1937年1月领导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即“凡是长征过来的又意志坚定的共青团员，统统转党。”
于是，经过雪山草地考验的曲飞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了推动国民党向抗日方向转变，我党于1937年2月4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以及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国民党由于害怕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在编制和人数方面极力限制和压缩我军。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为实现全面抗战，于7月17日与国民党达成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
就在这次改编中，对红军女战士宣布了三条出路：一是有家的发给路费回家；二是无家的就地当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三是已成年的可以找对象结婚成家。
这三条一宣布，在女战士中炸开了锅，谁也不理解，领导只好逐个做说服工作。曲飞更是无法接受这个近乎“死刑”的判决。她与红军剧团的李健民和王桂秀两个同志悄悄商定去延安。
谁知走到半路，他们碰到从延安那边过来的一位30多岁的男同志。听说他们三人去延安，他淡淡地说：“你们去延安干什么？现在要知识分子了！你们要去的话，就得开荒，每人分一亩地，还净吃黑豆。”
剧团的两个同志一听心凉了，说咱们往回走吧。曲飞一人行动不便，只好随他俩返回三原寻找自己呆过的部队。但使他们失望的是，三十一军改编成一二九师后开赴抗日前线去了。曲飞说，不能再这样转来转去了。在她的劝导下，三人又昼夜兼程向延安进发。鞋子破了，就赤脚走；饿了，就到老乡家讨口饭吃。
正在这时，何长工遵照中央指示派人到西安一带寻找解散的长征女战士，连曲飞等三人在内，共找到300余人，大家组成一个营一起上延安。
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曲飞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五
1938年，经组织介绍，曲飞与老金寨籍红军徐其海（开国少将）结为夫妻，二人婚后生育了7个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曲飞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行政司工作，后到中南局商业部五金公司、石油煤建公司、医药公司等单位任经理职务。1960年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干事、信贷处长，后又调到湖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任主任。1985年离休。
值得一提的是，曲飞和胡耀邦还有一段友情故事。
那是在1952年的时候，31岁的曲飞在何光秀和王定国大姐的帮助下，看望了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红小鬼”胡耀邦，并由此开始了多年的友谊。
风暴十年，人心动荡。有一天，曲飞挤进了那个场所，看到了台上被人押着的故友，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但她知道自己此时不能冲动，必须想一个合适的方式。
转瞬间，曲飞计上心来。她突然高喊起来：“我知道胡耀邦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在延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因此，他是毛主席的‘红小鬼’……我建议，凡是被毛主席表扬过的，不论是‘红小鬼’还是谁，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作为战友，有错就帮他改正错误，暂时没错就进行下一个！”
胡耀邦
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曲飞经常探望慰问胡耀邦。曲飞最后一次去胡耀邦家，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那是5年间唯一的一次，别人问她为啥去的少了，曲飞说，我的性格就这样，你行的时候，我不求你；你忙的时候，我不干扰你；你遭难时，我不离开你！
1989年胡耀邦去世，因为行动不便，曲飞派二女儿和女婿前往吊唁，并挥笔写了挽词：
“川北任职主任时，群众即颂包青天。伟烈丰功，费尽移心力；公正无私，一言万民齐。其人虽已去，千载有深情，催我泪如雨，丹心痛入天，碧玉归天地，民心亦可期。”
曲飞就是这样，在战争时期，是一位英勇刚烈、忠诚坚毅的女战士；在和平年代，是一位正义凛然、兢兢业业的好党员。她是红军长征女战士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她的一生，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曲折但奋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