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这首诗是蔡锷23岁登岳麓山所写。
那时他风华正茂，豪气干云，戴着日本学成归来的“士官三杰”之一的桂冠，成为各路封疆大吏、军阀政要争相延揽的主角。但谁也没想到，十二年后，他竟以国葬之礼，埋骨于岳麓山畔。
蔡锷，字松坡，光绪八年（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一户贫农家庭。他的父亲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并兼做裁缝；母亲王氏则是个全职家庭主妇。
蔡锷幼时入私塾读书，十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十一岁开始熟读先秦诸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
这时，中国正值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沉重之时，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次年蔡锷至长沙投考，名列第三。其时他年仅十六岁。据同学唐才质（维新烈士唐才常的三弟）后来回忆，“蔡锷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
梁启超在学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权学说，蔡锷深受影响。他曾著文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梁启超对他十分赏识，师生自此结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在维新变法的背景下，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五千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梁逃亡日本，维新运动失败，留学事遂成泡影。1899年接梁启超从日本来信让蔡锷前去，于是蔡锷东渡日本，在东京和横滨两地读书。
1900年维新人物唐才常在南方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但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蔡锷重返日本。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决心改习军事，立志流血救民。1901年考进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10月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他曾入社襄理笔政，并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他认为
"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人，则中国其真亡矣！"
"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
"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
1903年蔡锷自士官学校毕业。在一百多名毕业生中，他名列第三。同时毕业者尚有蒋方震、张孝准，均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时有"士官三杰"之称。
1904年蔡锷回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发，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他在江西、湖南和广西各地，从事军事教育和训练工作。在广西六年，任讲武堂总办，并提出广西练兵主旨：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
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站在立宪党人的一边，但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派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以同情和赞助。
武昌起义之后，云南响应，组织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都督府向全省声明：起义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设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护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 同时发布讨满檄文，重申同盟会的纲领。云南独立后，四川、贵州也分别响应。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逐步窃取了国家政权。而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曲折的变化。
早在1911年南北议和时，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他在1912年一月分别致电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反对妥协与议和。但当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蔡锷却转而拥戴袁世凯。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并对袁氏怀有希望。
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企图借南京建立的共和制度来制衡袁世凯，要求他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临时约法》如具文。
在这场斗争中，蔡锷支持袁世凯。他认为如果建都南京，北边形势当为之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踞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因此应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
民国二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申办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月，江西、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把在西南地区拥有重兵的蔡锷调到北京，以唐继尧继任都督。蔡锷离滇前，对滇军军官讲话：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由于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摒弃前嫌，帮助袁世凯度过这一难关。
民国二年十月，蔡锷到达北京，受委为各种军政要职，恪尽职守，颇思有所作为，他特别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提出很多建议，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但袁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他镇压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窜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快步前进。蔡锷到京不久，即察觉袁氏的野心，便暗中与朋友、同志联系，小心翼翼地做应变准备。
因蔡锷在东南各地颇具民望，袁世凯对他倍加提防。他曾向亲信曹汝霖说：松坡这个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
民国四年8月15日，鼓吹恢复帝制、实行君主立宪的筹安会成立，第二天蔡锷到天津会见梁启超，商议讨袁计划。此后，他一方面与云贵军政人员密电往来，还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
而在公开场合，蔡锷则把自己装扮成帝制运动的拥护者和胸无大志的浪荡公子。袁世凯的亲信持赞成帝制的题名录前来试探，他即带头签名表示拥护。
与此同时，蔡锷还常涉足北京八大胡同妓院，与歌妓小凤仙结萍水姻缘，佯装寄情声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闹不休。借此机会,他将母亲、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民国四年十月下旬，蔡锷向袁世凯请病假，以后不断续假，最后说病重，非去日本就医不可。袁批示：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归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12月2日，蔡锷乘日轮东渡日本。
蔡抵达日本，在同志接应下，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速换乘另一艘日轮，经吴淞口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与此同时，他请助理带着自己的行李去日本的别府和箱根假装自己还在看病，并准备了多封亲笔信，让助理陆续寄给袁世凯的亲信，报告游历状况和养病情形，以掩饰行踪。
正因为有了提前准备，袁世凯一点也没有察觉蔡锷离开日本的迹象，当他接到蔡锷过香港到云南去了的情报时，一度还不相信，等到确定后大吃一惊，立即电令蒙自关道伺机狙击或捕杀。但蔡在友人和亲信护卫下，袁的阴谋未能得逞。
民国四年12月19日，蔡锷安抵昆明，发动反袁护国战争。
民国五年春，蔡锷率二万护国军，在四川省的泸州、纳溪一带，击败了八万北京政府军。随后广西和湖南的起义兵也纷传捷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声讨的压力下，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大总统自居。
蔡锷与唐继尧等立即发出通电，不仅不承认袁世凯仍为总统，而且要求对他进行审判。这时，全国各地反袁形势继续高涨，袁世凯内部也日益分崩离析。6月6日，袁在众叛亲离声中忧病身亡，护国战争以胜利告终。
蔡锷原有喉疾，战争期间，因军务劳顿，病情日形加剧。民国五年八月他获假两个月医病，先到上海，梁启超会见他，几乎连面目也认识不清，喉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看着这病是不能救了。尽管如此，他还为梁启超的《盾鼻集》作序。之后蔡锷东渡日本，于九月底入九州福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民国五年11月6日晚，医生为蔡锷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口授四事，发给北京政府作为遗嘱。
遗嘱中没有一句提及私事。就在这天凌晨二时，蔡锷将军溘然长逝，年仅34岁。
蔡锷逝世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悲痛。国会通过《国葬法》，决议国葬。蔡锷的灵柩在大总统特使蒋方震等人护送下，乘海轮抵达上海。14日上海各界在殡仪馆举行悼祭仪式，由梁启超宣读祭文。
由于对蔡锷的离世过于痛心，梁启超在宣读祭文时无法压制住情绪，最后只好交给他人代读。当时，在昆明、成都、重庆、长沙、邵阳等地也都举行了追悼会。
民国六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
蔡锷将军出殡的时候，各方赠致挽联致哀。其中孙中山先生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对于蔡锷将军，我是打心底里的佩服他，他是真的想要让中国走上强盛的道路。在潜行出京，准备回云南起兵讨袁护国之前，蔡锷将军曾留书给老师梁启超说：“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