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民
我的老家南北有两幢房子，街北的老房子腰线以上为泥砌，屋顶是山草苫的，院墙也是泥砌成的。
东西一溜有四户人家，我家在东边第二家，最东边是王大爷家，论辈分他算我的祖辈。他有一个儿子，比我大十几岁。
从我记事起，王大爷的老伴就已经去世了，爷俩过日子。他们长得高大粗壮，说话声大，粗嗓门，脾气又火暴，爷俩常因吃饭斗嘴，动不动拔高腔儿，四邻都能听见。
那个时候都是按人分口粮，他们爷俩饭量大，麦子、苞米早早吃完了，只好吃地瓜饼子、咸菜梗子。一到吃饭，王叔就嘟囔：又是地瓜瓜齑！王大爷不愿听，拔起了高腔儿：不吃拉倒，省了我吃！
王叔把筷子伸向砂大碗里的咸菜，“老爹呀，我不吃便宜了你！”“那就闭上你的嘴。”“我的嘴我说了算，你管不着……”
王大爷被逗笑了，点着自己的嘴说，我管不了你的，可能管住自己的。
王叔也笑了，低头吃饭。接着，爷俩又你一句我一句斗起了嘴，饭桌上不再沉闷寂寞。
因为爷俩都是光棍，村里闲散人习惯来他们家，下棋、聊天、讲故事。
我们家兄妹多，因为父亲是残疾军人，按政策，全家吃平均粮，粮食好歹能够接下来。父亲一年还有190元残疾补贴。母亲精打细算，买一些猪板油，做菜时多放点儿。
每次做了菜，母亲会盛出一碗，隔着墙头，喊一声：大叔，给你碗菜尝一尝。
王大爷接过碗时，总会说一声：唉，又吃你们的菜了，欠情了。
母亲说：就一碗菜，不值当的。
吃了饭，王大爷把碗刷得干干净净，递过来。
我记得每逢赶集，父亲会买一些小黄花鱼，回来洗洗，在锅里油炸。母亲也会送一碗给王大爷。
队里分东西了，因父亲任村支书，忙于村里的事，分的地瓜苞米，王叔便帮着给推回来。
那年秋季，母亲的胆囊炎又犯了，父亲推着她去看病，住了院。母亲留下的饭菜，三天后吃完了，哥哥便煮了一锅地瓜干，从咸菜缸里捞几块瓜齑，洗洗，切成碎块，我们天天就着瓜齑吃地瓜干。
一天晚上，王大爷站在院墙那边，喊我的名字。我过去，见王大爷拿着一篮子冒热气的饼子，搁在墙头上，说：快拿去，你们只管吃，我烀的大饼子挺暄透。
我个子矮，搬过凳子，把手伸上墙头，拿过沉沉的篮子。我忽然看见墙头上被磨出了一条沟，泥土光滑，没有一点儿草，其他地方都长着毛茸茸的狗尾巴草，随风摆动。这磨出的沟，仿佛透着一丝温暖，传递到我身上。篮子里正冒着热气，一股饼子的甜香味儿钻进了鼻孔。
王大爷叮嘱我：小心点儿，慢慢下，别磕着，孩子！明天我到山里捉蚂蚱，油炸给你们吃。
王大爷的饼子里掺了豆面，软和，又香又甜，确实好吃。后来听邻居说，王大爷满街借苞米面、豆面，为的是给我们烀好吃的饼子。
第二天晚上，王大爷隔着院墙又喊我。我跑过去，踩着凳子扒着墙头，瞬间就闻到了油炸蚂蚱的香味。
王大爷说：今天我发财了，捉了四五百个蚂蚱，管你们够。
他把一盆炸蚂蚱递给我，摸摸我的头顶，说：使劲吃饭，好好念书！
那双大手抽回去时，带起了一阵泥尘。院墙顶上的那道沟，掉落了一层泥，沟平平的，仿佛写了一个“口”字。
母亲住院回来，听说王大爷是借苞米面给我们烀了饼子，立刻挖了一盆苞米面、一瓢豆面给王大爷。他高低不要，又隔着院墙送给了母亲。
不知是哪一年，雨季里逢连续暴雨，院墙中间的那个“口”字，竟成了个上宽下窄的门，我们兄妹便从门里往大爷家跑，去听大人讲故事。时间长了，那里成了两家来回串门的路，一直到我们搬到新房子里，那门还在，没有垒上。
如今，两家中间的院墙全倒了，墙泥里长满了毛毛草。王大爷和儿子早去了东北，没了音信。
看到快要倒了的房子和一堆泥的院墙，恍惚间，我看见王大爷正高擎着一盆油炸蚂蚱，招呼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