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的钟声即将敲响。在这座繁华都市的一个严密戒备的建筑内，几位看似普通的女性正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工作。她们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打字员，每天处理着大量机密文件。在外人看来，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只是一群平凡的文职人员，但谁能想到，她们的背后竟然隐藏着惊天的秘密？从1946年初到1949年5月，这座建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看似柔弱的女性又是如何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直到上海解放的最后一刻，她们才离开自己的岗位？
一、潜伏者的诞生
1946年初的上海，正值寒冬。位于虹口北四川路的一栋灰色建筑，原本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旧址，此时已成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栋建筑四周布满了岗哨，进出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盘查。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周明踏着积雪来到这里应聘打字员。她此前在上海中西药房工作，通过在福州路＂四如春＂点心店结识的董小姐得知稽查处有职位空缺。董小姐因不满特务机关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准备转投一家洋行工作。
稽查处情报上校课长萧振华亲自主持了面试。考核内容包括打字速度、文字校对能力，以及详细的履历调查。周明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和精心准备的背景资料，顺利通过了为期一个月的试用期。
在随后的工作中，周明发现同处还有三名女性打字员，都对现状颇有怨言。她们抱怨工资低、工作压力大，且因在特务机关工作而饱受非议。这个发现让周明看到了机会。经过细致观察和谨慎接触，她确认这些同事并无特殊背景。
1946年3月，赵幼芷以优异的打字成绩进入稽查处，接替了一位因家庭原因辞职的打字员。两个月后，傅亚娟通过组织安排，以李慧珍的化名成功应聘。到1946年年中，柳茂才也以柳静芳的身份加入了这个团队。
这四位女性打字员的办公桌被安排在稽查处的核心位置，每天要处理大量机密文件。她们谨慎地建立起互相联系的渠道，往往利用午休时间在天台晾衣服时短暂交谈，或是借着整理文件的机会传递纸条。
为了掩护身份，她们刻意保持距离，从不一起出入办公室，也不在外部场合过多接触。在工作中，她们表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很快就在各自的岗位上站稳了脚跟。萧振华对这批新招的打字员非常满意，在一次处务会议上还特别表扬了她们的工作效率。
此时的稽查处，作为国民党在上海的重要特务机构，每天都在处理大量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情报。四位女打字员看似普通的工作岗位，实际上是一个获取重要情报的绝佳位置。她们通过这个平台，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
二、险象环生的日常
稽查处的＂保密防奸条例＂堪称苛刻。每位工作人员都必须有两名以上的保证人担保，实行连坐制度。四位女打字员的办公桌被安排在一个大厅内，周围坐满了各级特务人员。每张办公桌都配有专门的抽屉锁，钥匙由稽查处统一管理，任何私人物品都必须登记备案。
肃奸组的人员不定期进行突击检查，往往是在深夜或凌晨时分。他们会突然闯入宿舍，翻箱倒柜，检查每一个可能藏匿文件的角落。1947年春天的一个凌晨，肃奸组突然搜查了赵幼芷的宿舍，甚至连床垫都被掀开检查。所幸赵幼芷早有准备，将重要文件藏在了一个特制的铅笔盒夹层中。
为了应对频繁的突击检查，四人采取了严格的分工制度。傅亚娟负责处理最机密的文件，她的打字速度最快，记忆力极强，看过的文件内容能迅速记住。柳茂才则负责整理一般性文件，她的办公桌位置正对着大门，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情况。
在日常工作中，她们必须应对各种刁难和试探。稽查处的特务经常故意将机密文件散乱地摆放在打字台上，观察她们是否会偷看其他文件。有时还会在文件中故意夹带一些诱饵性的信息，测试是否会有泄密情况。
1947年夏天，一位姓张的特务专门设下圈套，在周明的打字稿中故意夹杂了一份关于地下党的情报。周明按照正常工作流程，将所有文件如实上交，分毫未动。这一做法不仅消除了对方的疑虑，反而赢得了信任。
她们在与特务周旋时，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稽查处的特务们经常邀请她们参加聚会，借机打探情况。四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周明总是以要照顾生病的母亲为由婉拒；赵幼芷则偶尔参加，但始终保持着得体的距离；傅亚娟借口信教，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柳茂才则以未婚女性身份为由，谢绝单独约会。
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她们在业务上更是精益求精。每天早到晚退，主动承担加班任务。遇到急件时，更是不惜熬夜完成。这种态度让她们在稽查处渐渐站稳了脚跟，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
然而，稽查处的日常工作中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危险。有时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就可能暴露身份。1948年初，一次例行的文件整理中，柳茂才发现自己经手的一份文件上沾了一滴墨水，这个小小的污点引起了档案室主任的注意，所幸她临机应变，以打字机色带漏墨为由解释过关。
三、隐秘战线上的较量
作为稽查处的打字员，四人的特殊身份为情报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得的优势。每天经手的文件都是国民党在上海地区的重要情报，从反共行动计划到地下党追捕名单，再到特务部门人事调动，无一不在她们的掌握之中。
1947年夏季，一份标注＂绝密＂的文件出现在周明的打字台上。这是一份详细记录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布置情报网的名单。为了将这份情报安全传递出去，周明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她在打字时故意在某些关键字上打错字，要求重新打印。这样，原件就可以被悄悄带出办公室，而不会引起怀疑。
情报传递的方式必须不断创新。赵幼芷发明了利用打字纸复写的方法，在打印文件时，她会在正式文件下面多垫一张复写纸，这样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多复制一份。这些复写的文件会被裁剪成小块，分散藏在不同地方，再通过特殊渠道传出去。
傅亚娟则开创了＂隔日记忆法＂。她会在打字时默记重要情报，第二天再用暗码记录在随身携带的账本上。这个账本表面上记录着日常开支，实际上却是用特殊密码写就的情报记录。
为了掩护身份，四人不得不与其他地下党员保持着严格的距离。即使在街上偶遇熟悉的同志，也要装作不认识。有时候，她们不得不参加稽查处组织的搜查行动，这种时刻尤其考验她们的应变能力。
1948年初，一次意外的机会让柳茂才发现了稽查处的一个秘密电台。这个电台藏在大楼顶层的杂物间内，专门用来截获地下党的无线电通讯。她通过整理文件的机会，获得了电台的工作时间表，这个情报后来帮助组织避免了多次通讯被截获的危险。
联络工作是最危险的环节。四人采用了＂流动信箱＂的方式：在福州路不同的书店里约定暗号，将情报藏在预先说好的书本里。有时候，她们也会利用送洗衣服的机会，将情报藏在衣物的夹层中传递出去。
1948年深秋，一次惊险的交接发生在外滩的一家咖啡馆。周明正要将一份重要情报交给联络员，突然发现稽查处的两名特务走进了咖啡馆。她立即装作在看报纸，等特务离开后才完成了交接。这次经历之后，四人改变了联络方式，开始使用多个备用地点轮换交接。
在上海的地下电台网络中，她们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提供稽查处的行动计划，帮助地下电台及时改变位置，躲避特务的搜捕。同时，她们还建立了一套应急联络机制：如果发现特务有大规模行动的迹象，就会通过预先设定的暗号发出警报。
1949年初，形势愈发紧张。稽查处加强了对职工的监控，但四人依然在这条隐秘的战线上坚持着斗争。她们利用打字员的身份优势，继续为组织提供着重要情报，为上海的解放做着最后的准备。
四、最后的四十八小时
1949年5月23日，上海城内的气氛异常紧张。稽查处的特务们开始焚烧文件，销毁证据。在这个关键时刻，四位女打字员却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她们比平常更加忙碌，因为这时每一份文件都可能包含着至关重要的信息。
当天上午，一份加急电报送到了傅亚娟的打字台上。这份电报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军队在上海的最后部署，包括各个据点的具体位置和兵力分布。傅亚娟一边按要求打印文件，一边将信息牢牢记在脑中。这些信息在当天下午就通过预先安排的渠道传递给了组织。
同一天，赵幼芷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了一份特殊名单。这份名单记录了稽查处准备在撤退前秘密处决的政治犯名单。她立即通过应急联络方式发出警报，帮助组织及时采取行动，营救了这些即将遇难的同志。
下午三点，萧振华召集所有工作人员开会，宣布稽查处即将转移。他要求所有人员在24小时内准备撤离，但四位打字员以各种理由推脱。周明声称需要照顾生病的母亲，柳茂才则表示要等待在外地的未婚夫来接，傅亚娟和赵幼芷则表示需要处理个人财产。
5月24日凌晨，稽查处内部一片混乱。特务们忙着销毁文件，搬运物资。在这片混乱中，四人依然在岗位上工作。她们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记录下特务机关的撤退路线和临时据点位置。这些情报通过紧急渠道传递出去，为解放军攻城提供了重要参考。
上午九点，稽查处开始分批撤离。四位打字员被安排在最后一批。她们借口要整理个人物品，在办公室里拖延时间。此时，解放军已经突破了上海外围防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中午时分，稽查处大楼内只剩下最后一批人员。萧振华再次催促她们立即撤离，但四人以各种理由继续拖延。她们看似在收拾行李，实际上在等待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刻。这时，远处已经能听到炮火的声音。
下午两点，当解放军开进上海市区的消息传来时，四位女打字员终于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她们从容地离开了这个工作了三年多的地方，融入了欢庆解放的人群中。此时的她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就在她们离开后不久，解放军进驻了这座曾经的特务机关要地。而此前的几个小时里，她们传递出的最后一批情报，为解放军顺利接管这个重要据点提供了关键帮助。至此，这场在敌人心脏地带进行的秘密战争，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五、秘密战线上的贡献
在上海解放后的档案整理中，四位女打字员的工作成果逐渐浮出水面。据统计，她们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共传递了超过300份重要情报，平均每周传递2-3份关键信息。这些情报的内容涉及军事部署、特务活动、政治迫害等多个方面。
1947年6月至1948年底的期间，她们提供的情报帮助组织成功营救了37名地下党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1947年8月的一次行动。当时，赵幼芷通过打字发现了一份特务计划，准备在一周内对15名地下党员进行大规模逮捕。她立即将消息传递出去，使这些同志得以及时转移。
在无线电通讯安全方面，她们的贡献同样显著。通过提供稽查处的截获计划和行动时间表，帮助上海地区的地下电台成功避开了23次搜查行动。特别是1948年下半年，当局加强了对无线电信号的监测，她们提供的情报使得地下电台得以调整发报时间和地点，保证了通讯线路的安全。
在情报传递方式上，她们创造了多种独特的方法。利用打字机复写纸的隐蔽传递方式，后来被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者借鉴使用。她们发明的＂流动书店信箱＂系统，在上海地区建立了12个秘密联络点，为情报传递提供了可靠保障。
四人在稽查处的工作，还为摸清特务机关的内部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整理人事档案，她们绘制了一份详细的特务系统组织图，标注了100多名重要特务的身份信息和活动特点。这份资料后来为肃清特务残余势力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上海解放前的最后阶段，她们的工作更显重要。1949年4月至5月期间，她们提供的军事情报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军队的防御部署、兵力分布和后勤补给线路。这些信息为解放军制定进攻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们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应变能力。1949年5月23日，当稽查处开始销毁文件时，她们仍然坚守岗位，及时传递出最后一批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包括了特务机关的撤退路线、秘密据点位置等重要信息，为解放军接管工作提供了便利。
在上海全面解放后，四人参与了对稽查处原有档案的整理工作。她们对特务机关的熟悉程度，使得许多零散的档案能够得到正确分类和保存。这些档案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这场在敌人心脏地带进行的秘密战争，四位女打字员用三年多的时间，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完成了不平凡的使命。她们的工作，为上海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她们的事迹成为革命史上一个特殊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