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有一位八旗老兵向他的孙子讲述了一个秘密：＂打仗要跟对人，要不然连本钱都赔进去。＂老人说，当年他跟着多铎王爷南征北战时，一次就分到了百两白银的赏赐，可跟着别的将领出征，别说赏赐，连马都要搭上几匹。＂你可知道为什么我们八旗子弟宁可饿着肚子，也要把银子攒着买好马和好弓箭吗？＂老人拍着自己的后腰，那里挂着一个已经褪色的箭囊。＂为什么呢？＂孩子睁大眼睛问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竟然牵扯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八旗勇士们在选择追随的主帅时，比选择自己的婆娘还要谨慎？
一、八旗军的基本花销
世人只知八旗军骁勇善战，却不知一个八旗兵要想上战场，光是准备费用就要掏空几代人的积蓄。崇德三年，一位叫纳穆泰的八旗兵为了准备入关作战，卖掉了祖传的三块地，才凑够了四匹战马的银两。
要说这战马，可不是寻常的耕地牲口。八旗军规定，每名马甲必须自备四匹上等战马。天聪年间，一匹合格的战马要价十五两银子，四匹就是六十两。这银子够一般人家吃上三年的了。但这还不是最让人肉疼的开支。
当时有个叫阿勒图的老兵，为了给儿子准备一副像样的铠甲，整整攒了两年的军饷。铠甲打造讲究工序，先要选上等的铁料，再请东城最好的铁匠打造。光是铁匠工钱就要三两银子，再加上皮料、丝绸内衬，一副全套铠甲至少要十两银子。但这铠甲穿上战场，经常会被明军的火铳打穿，一场仗下来，能保住性命就算不错了，铠甲非修即废。
再说这弓箭，那可是八旗子弟的命根子。顺治皇帝登基前，八旗兵的弓箭全都要自备。一把上等的柳木弓要两两银子，一百支好箭要四两银子。这还不算，箭要配青鹤翎，一支箭光翎子就要三分银子。一场仗打下来，箭要是射光了，那就是几十两银子打了水漂。
天聪六年冬天，一个叫巴图鲁的前锋营小旗官，在攻打宁远时损失了两匹战马、一副铠甲，射出去两百支箭。回营清点损失时，这位小旗官抱头痛哭：＂这一仗下来，俺赔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啊！＂这笔钱，相当于他五年的军饷。
崇德年间，有个叫萨克达的八旗兵，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就跟着部队出征。结果在战场上，他的劣质铠甲被明军的火铳打穿，身受重伤。更糟的是，他的两匹战马也在混战中被明军击毙。这一战下来，不但没捞着战利品，还赔上了自己全部家当。从此以后，八旗军中就流传着一句话：＂宁可饿死，也要备齐马甲。＂
崇德八年，一位叫巴克什的八旗老兵总结说：＂打仗就像做生意，本钱不够就别想着赚钱。一个八旗兵要想不赔本，至少得准备二百两银子的家底。可要是跟着抠门的将领出征，别说赚钱，连这本钱都保不住。＂
二、入关前的生存困境
天聪年间，辽东一带的物价飙升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一位叫费扬古的八旗商人留下了一份详细的账本，记载了当时令人咋舌的市场行情：一石大米要价八十两白银，相当于关内的二十倍；一头耕牛要价百两，是关内的十五倍；一匹普通棉布要九两银子，比关内贵了整整六十倍。
这样的物价，即便是八旗贵族也吃不消。天聪六年，一位叫额尔德尼的固山额真为了给部下准备过冬的棉衣，不得不变卖了祖传的三十匹战马。当时的情况是：一个八旗兵一年需要两套衣服，每套至少要用两匹布，加上裁缝工钱，一个人光是衣服开销就要二十两银子。
崇德元年，努尔哈赤下令关闭与明朝的贸易通道后，情况更加恶化。原本靠做皮货生意发家的费英东家族，不得不改行做起了军需供应。他们在一份家族记录中写道：＂往年一张上等黑貂皮可换明朝布匹三十匹，如今连一匹布都换不到，军中将士连件像样的冬衣都没有。＂
天聪八年的一场大雪，更是将八旗军逼到了绝境。一位叫巴图鲁的牛录额真记载：＂营中存粮不够一月，马匹无草可食。将士们不得不煮皮甲充饥，有人甚至将战马杀掉充饥。＂这样的苦日子，让许多八旗将士开始怀念起关外游猎的日子。
随着局势恶化，八旗军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借贷方式：以战利品抵押借粮。崇德二年，一个叫阿敏的八旗兵向商人借了二十石粮食，承诺下次出征后用战利品偿还。这份借据上写道：＂若此战无获，愿以自家战马四匹抵债。＂这种借据在八旗军中并不罕见，甚至成了一种通行的做法。
更让人不安的是，一些八旗子弟开始变卖祖传的武器装备。天聪九年，一位叫勒克德浑的老兵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为了买米度日，不得不卖掉了祖父传下的宝弓。这弓曾经射杀过十几个明军，如今却换不来一个月的口粮。＂
在这种困境下，八旗军对战利品的渴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崇德四年，一位叫额尔赫图的前锋营小旗官在出征前对部下说：＂这一战如果打不下来，咱们连冬天的棉衣都置办不起。＂当时的情况是：一个八旗兵如果想安稳过冬，至少需要一百两银子的收入。而这笔钱，只能靠战场上获取。
这种极端的物价差异和生存压力，直接推动了八旗军向南扩张的决心。一份保存下来的八旗军账册显示：仅在天聪末年的一次战役中，一个牛录就缴获了价值三千两银子的物资，平均每个士兵分得六十两。这比他们在关外辛苦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三、将领赏赐差异巨大
顺治元年，八旗军中流传着一句俗语：＂跟对了主子，一战暴富；跟错了将领，十战白忙。＂这话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两个亲兄弟阿克达和苏克达，一个跟随多铎，一个追随豪格，结果一年后家境天差地别。
据一份康熙年间的档案记载，阿克达在跟随多铎攻打山西时，仅一战就获得赏银二百两，外加绸缎四匹。而他的兄弟苏克达跟随豪格征战一年，不但没得到赏赐，反而赔上了三匹战马。这样的事例在八旗军中并不罕见。
崇德八年，一位叫巴雅尔的八旗老兵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战利品分配记录。他在跟随济尔哈朗攻打河南时，缴获了一个商号的钱库。按照规矩，战利品要先上交给主帅，再由主帅分配。济尔哈朗拿到战利品后，当场就分给了每个参战的士兵五十两银子。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奖励了冲在最前面的勇士，给每人额外赏赐了二十两。
相比之下，同期跟随另一位将领阿巴泰的部队就没那么幸运了。顺治二年，阿巴泰率军攻打江南一带，缴获了大量财物。但据当时随军书记官的记载，阿巴泰只给每个士兵发了五两银子的赏钱，其余的都收入了自己的府库。
有个叫额尔德木图的八旗兵，曾经写信给他的弟弟说：＂要想在军中发达，首先得认准主子。像多铎王爷这样的，打了胜仗恨不得把自己的裤子都分给兄弟们。可有些将领，得了战利品就像老鼠藏粮食，连个影子都见不着。＂
顺治三年，一份名为《各营战利分配清单》的文书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是攻打一座城池，豪格部下的士兵平均每人只分到十两银子，而多铎部下的士兵却分到了八十两。这种差异导致八旗军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但凡听说多铎要出征，总有大批士兵想方设法调到他的部下。
康熙初年，一位老兵在给孙子的家书中写道：＂当年我们在军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遇到大仗，先打听清楚是哪位王爷挂帅。要是多铎、济尔哈朗这样的主子，大家抢着往前冲。要是那些抠门的将领，谁都不愿意冒险。不是我们贪财，实在是这仗打下来，光修补装备就要花掉大笔银子。＂
这种赏赐的差异甚至影响到了军队的战斗力。顺治四年，一位叫巴图鲁的牛录额真在战报中写道：＂我部跟随阿巴泰将军已三战，士兵损失战马铠甲无数，至今未见分毫赏赐。将士们士气低落，见了敌人就退缩。＂这份战报最后批复的结果是：将该部队调归多铎麾下。
正因为有这样的差异，八旗军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但凡要出征，先要打听清楚是谁挂帅。一位叫博尔济吉特的八旗武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跟着慷慨的将领打仗，就算损失了装备也不心疼，反正打完仗有赏赐补上。跟着吝啬的将领出征，那就真是赔本的买卖了。＂
四、大清朝廷的无奈之举
顺治二年，一份上达天听的奏折道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八旗军中有三成将士因为装备损耗严重，已经无力参战。这份奏折的提出者是当时的兵部侍郎图勒格，他在奏折中详细列举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数据。
据图勒格统计，仅在攻打山东一战中，就有两千多名八旗将士因为装备不全而未能出战。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将士为了筹措军费，开始变卖祖传的甲胄和战马。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军队战斗力。
顺治帝看过奏折后，立即召开廷议商讨对策。会议上，兵部尚书巴哈纳提出了一个建议：由朝廷统一发放军需物资。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满朝文武的支持。但问题随之而来：朝廷的钱从哪里来？
顺治三年春，朝廷颁布了一项新政：凡是缴获的战利品，必须先上交朝廷，由朝廷统一分配。这项政策一出，立即引发了将领们的强烈反对。当时的江南总督佟图赖甚至上书说：＂此举恐怕会打击将士们的积极性。＂
但朝廷显然已经下定决心。顺治帝派出专门的钦差大臣，到各地督查战利品上缴情况。一份保存下来的督查报告显示：仅在江南一地，就查获了价值百万两白银的未报战利品。这些财物本应该上缴朝廷，却被某些将领私自占有。
为了安抚军心，朝廷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分配制度。根据当时的规定，缴获的战利品分为三份：一份充作军饷，一份用于补充军需，剩下的才由将领分配给有功将士。这个制度看似合理，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顺治四年，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征讨南方的一支八旗军，因为军饷拖欠三个月，竟然在战场上公然哗变。这支部队的统领马福塔在平叛报告中写道：＂将士们实在是走投无路，连买草料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这件事给朝廷敲响了警钟。顺治五年，朝廷又出台了新政：设立专门的军需库，统一储存和分发军需物资。每名八旗将士每年可以从军需库领取固定数量的箭支、布匹和粮食。这项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将士的困境。
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顺治六年，一位叫额尔德木图的八旗武官在日记中写道：＂朝廷发的军需虽然按时到位，但品质实在堪忧。布匹粗糙，箭支歪斜，连马鞍都是劣质皮料制作的。＂
到了顺治七年，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随着征战区域的扩大，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一份户部的统计显示：仅军需开支一项，就占到了朝廷年度总支出的三成。为了维持这笔开支，朝廷不得不加重对江南等地的税收。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康熙初年。一位叫巴克什的八旗老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朝廷的好意我们都明白，但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光靠朝廷发放的那些东西，根本不够用。所以将士们还是更愿意跟着那些大方的将领出征，起码打了胜仗能分到像样的赏赐。＂
五、制度的最终变革
康熙二年，一场重大的制度改革在八旗军中悄然展开。这次改革的导火索是发生在江南的一起哗变事件：原本由豪格统领的一支八旗部队，因为连续三个月没有收到任何赏赐，士兵们公然哄抢了一座商铺。
这件事很快惊动了朝廷。康熙帝立即派大学士索额图赶赴江南调查此事。索额图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将士们的怨气已经积累到了极点。有的人甚至说，还不如回关外打猎。＂
康熙三年春，朝廷颁布了新的《八旗军赏功条例》。这份条例最大的特点是实行＂双轨制＂：一方面保留将领对战利品的分配权，另一方面由朝廷设立固定的赏功制度。根据条例规定，每次战役结束后，朝廷都要根据战果发放固定数额的赏银。
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立竿见影。康熙四年，一位叫巴图鲁的牛录额真在给族人的信中写道：＂如今打仗的规矩好多了。不管跟着谁出征，至少朝廷那份赏银是雷打不动的。再加上将领们的赏赐，日子总算能过下去了。＂
康熙五年，朝廷又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规定：设立＂军功簿＂制度。每名八旗将士的军功都要详细记录在案，年底统一核算赏赐。这份保存在军机处的军功簿显示：一个普通八旗兵如果表现出色，一年下来光是朝廷的赏赐就能得到百两白银。
随着制度的完善，八旗军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气。康熙六年，一位叫额尔德尼巴图的前锋官在日记中记载：＂如今将士们不再一味追逐战利品，而是更注重立功。因为大家都知道，军功簿上的记录比眼前的赏赐更重要。＂
康熙七年，朝廷又推出了一项新政：设立＂军需互助基金＂。规定每名将领必须拿出战利品的两成投入基金，用于帮助装备损耗严重的部队。这项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八旗军中贫富悬殊的现象。
一份保存下来的互助基金账册显示：仅康熙八年一年，就有超过三千名八旗将士从基金中获得了补助。其中一位叫巴雅尔的老兵在领取补助时说：＂有了这笔钱，总算不用再靠变卖祖传的甲胄度日了。＂
到了康熙十年，这套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据当时的户部统计，八旗军的收入来源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朝廷的固定赏赐、将领的临时赏赐、互助基金的补助。这三项收入的合理搭配，使得八旗将士的生活趋于稳定。
康熙十二年，一位叫觉罗博尔济吉特的八旗武官在回忆录中写道：＂记得刚入关时，大家都在打听哪位将领赏赐多。如今却很少听到这样的议论了。因为不管跟着谁打仗，都能过上体面的日子。＂
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战场上。康熙十三年，征讨台湾的一支八旗部队创下了惊人的战绩：连续作战三个月，没有一个士兵逃离或哗变。据随军书记官记载：＂将士们不再为了赏赐而争抢战利品，而是专心致志地完成任务。因为大家都明白，立了军功，朝廷的赏赐自然会跟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