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8日上午，彭德怀从专案组的提审人员口中得知“913”的大概情况，并被要求揭发和交代那位坠亡“副帅”的问题。写材料时，他在自我安慰，同时也是告诉专案人员：“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要慢慢地回忆回忆。”
这天彭德怀又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他对“913”前毛主席的南巡谈话内容和相关事件一概不知，所以对“913”不够了解。彭德怀在报纸上看到陈毅追悼会的有关报道时，喃喃自语道：“哎，我的老战友不见了。”
对于所谓的“揭发和交代”问题，彭德怀不知道怎么写，他说真没想到会叫自己来写这个材料。6月上旬，他被再次要求写相关材料，他说自己不清楚，没有动笔。几天后，他又要写材料了，说“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
8月23日下午，专案正式传达“913”的相关文件，彭德怀较为系统地了解到“913”的情况。这天半夜，他要求给周总理打电话。由于他对“913”的内情了解不多，所以对那位“副帅”的认知不够全面，更何况从59年开始，到当下72年，两人十多年没交流过，不知道“副帅”的思想动向。
彭德怀说要跟周总理交流，讲自己不同意他死——“913”的主角。
但很快，他的想法又变了，他说“《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这本书很好”，讲这本书很符合“913”的情况，可以讲就是针对那人写的。他还说，那人不是喊“毛主席万岁”喊得最多吗？巴枯宁跟他一样，早先喊马克思喊得很多。
“913”对彭德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变了。其实这就是周总理抓住机会做出的调整，彭德怀被转移到政法干校。在干校里，彭德怀中午吃过一个馒头、一块发糕、两勺菜和三勺汤后说：“我现在吃这个饭有点怀疑，原来吃什么，现在又吃什么，吃的这个饭大不同了。”
哨兵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用“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来回答。其实具体执行者是周总理。彭德怀有次生病发高烧，被送进301医院接受治疗。哨兵说是周总理批准他进医院治病，他顿时眼泪汪汪，自言自语道：“周总理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啊。”
对彭德怀，周总理只能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时受苦受难的不只他一位老干部，但周总理却只有一个，而且他对彭德怀能帮的不多。
1973年4月，彭德怀病倒了，并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住进301医院接受长期治疗。周总理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亲自打电话斥责监护办公室和专案组，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严重了才查出来？他还指示301医院，要尽最大努力进行治疗。
而江青听闻彭德怀的不治之症，不但不可怜，还假借起毛主席的名义冷嘲热讽，说“彭德怀多大了？75岁！他还要活85、95？叫我们喊万寿无疆？简直是白日做梦”。江青如此言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接受不了，都会觉得心寒。
得知自己重病在身、命不久矣，彭德怀更加迫切地想见毛主席了，他希望能在生前把自己的问题说清、说开。看护他的哨兵不忍心打击他，但更不愿看到他从有希望变为绝望。
哨兵说：“他们不会让你见的。”彭德怀神色立即暗淡，他明白，但还是希望有奇迹能发生，他长叹一口气说：“我失去的机会太多了，我知道，我的毛病就是性子太直，被小人利用，离间了我和毛主席的关系。历史是最无情的，我相信历史会对我作出最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