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底，中央台紧急播出了一条新闻，该新闻非常罕见且反常地达到了10分钟，内容是“四川军民齐心协力围剿持枪逃犯”。
画面中，大量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围在一处岩洞前，有人向里开枪，也有人往洞身处投掷手榴弹和燃烧瓶。而离洞口更远处则围满了围观群众，大部分是来看热闹的，一家子老老少少全都来了。
从老乡们的反应来看，现场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有人甚至现场兜售起了解闷的零食。
您可不要被这“和谐”的场面骗了，事实上，这起事件可怕得很。有参加了围剿行动的战斗人员回忆：当时有个乐山公安局的民警抽烟时没注意隐蔽，让歹徒一枪打成重伤，要知道，双方彼此间隔着近千米。
歹徒也的确不是等闲之辈，是在湖北省比武大练兵中拿到过成绩的武警战士。为此，解放军还特意支援了一个参加过对越作战的侦察连。可以说，老百姓敢围在洞口看热闹，颇有“无知者无畏”的意味。
情况为何如此糟糕，我们不妨从头讲起。
1988年11月8日零点刚过，湖北省襄樊市武警某部队战士邵江彬、耿学杰突然踹开排长房门，在对方做出反应前用匕首将其刺死。随后，两人从排长身上搜出的钥匙打开了武器库，偷走两把56-1折叠式冲锋枪和1100多颗子弹后逃离了兵营。
要说这起命案的起因，与那个年代我军的两个普遍存在的弊病脱不开干系。
其一，部队对战士的身份背景审核不够严格，甚至在许多人眼里，部队并不是担负着“保家卫国”神圣使命的单位，而是走投无路时混口饭吃的最后选择。
1995年，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有个叫徐保玉的男子，见儿子徐勇实在烂泥扶不上墙，整日在学校里为非作歹，便伙同负责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的好友郭守志、在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南丰镇工作的好友齐国成，盗取了郸城县男子仵瑞华“退伍战士”的身份，把儿子送进了郸城县白马镇政府上班。
离谱的是，徐勇去镇政府报到时年仅16岁，推算下来此人13岁就参军了——履历做得如此劣质，此人盗用他人身份在单位混了20年，竟始终无人怀疑。
其二，新兵到部队里免不了遭老兵欺负，有些行为还非常过分。
同样是在1995年，内蒙古诺门罕边防部队战士赵计科、孙万绪、王耀川在杀害3名战友后潜逃，此案真相说法不一，至今难以定论。
根据专案组调查后给出的官方结论：三人所在部队有着“干部打骂战士”的“传统”——连队42名战士中，有至少30名曾遭受过前任连长罗某的欺凌殴打。
大家都是头一回做人，凭啥我就得迁就你？尤其是对于那些血气方刚的新兵小伙而言，这种状况怕是更难忍受。可以说，上下级矛盾是激发这类事件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此案中，两种情况或多或少都存在。
从资料来看，邵江彬年少时就不学无术，顽劣成性，年纪轻轻便前科累累。他报名参军，竟然是为了“避祸”：当时邵江彬猥亵了一个姑娘，被判入狱3年，他父母有点关系，一番运作抢先一步把他塞进了部队，这样警察局就不敢抓他了。
耿学杰的情况稍好一些，却也好不到哪儿去：此人出身贫苦，不愿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别的路子又实在找不到，便带着投机心理报名入伍，希望借此“逆天改命”。
两人最大的区别在于，逃过一劫的邵江彬非但不痛改前非，反而愈发有恃无恐，在部队里拉帮结派；耿学杰则老老实实兢兢业业，领导说一他绝不说二，希望用好表现引起上级重视，怎料上级非但因此认定耿学杰是个好兵，反而觉得他平平无奇，直接打发到炊事班养猪。
一开始，邵、耿二人不在一个圈子里，彼此并不熟悉。某次意外相遇后，两人聊天中意识到对方都对自己当下的处境不满，顿觉相见恨晚。后来两人经常私下里喝酒聚餐，喝醉后就开始口无遮拦地“问候”领导。
要说千万别惹老实人，把老实人逼急了后果更可怕。邵江彬说要报复排长和指导员，恐怕有几成可能只是过把嘴瘾，耿学杰却当即表示入伙。邵见耿神情笃定不是在开玩笑，便与对方谋划了起来。
1988年11月8日零时，两人在杀死排长完成“报仇”并抢得大量武器弹药后，立马向四川方向逃窜——有说法称，此举是为了去排指导员位于四川的老家寻仇。
案发后，警方立马出动大量人员搜寻两名凶犯下落，却一时间毫无进展，原因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两人出逃时没有换便装，而是直接穿着制服，再加上他们还背着枪，百姓见状误以为他们是出来执行任务的，因此表现得非常和善，还有不少老乡给他们提供住处和食物。
他们大摇大摆地一路逃进四川境内，直到1988年11月27日才暴露踪迹。
当天上午7时许，荣县来牟乡皂角村有个农民在路过一处草垛时发现了两人。经过半个多月的风餐露宿，两人早已衣服脏乱，手上又拿着枪，这让他们看起来更加可疑。
这位老乡非常机灵，没有打草惊蛇，而是赶紧将情况报告给了相关部门。随后，当地治安办将两人带回审问。怎料两人非常默契，邵江彬趁民警一个不注意，从包里掏出冲锋枪四处扫射，耿学杰也掏出匕首意图攻击身旁的人。
好在其中有位老警察经验丰富，反应迅速，一把按住枪并将其夺下，这才没有造成更大伤亡。眼见突袭为逃跑创造了机会，两人也不恋战，用另一把枪边打边退，逃出治安办后就近拦下一辆货车，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经过调查，警方差不多确定凶犯的目标是白岩沟，也因此松了口气。
要知道，白岩沟地形崎岖复杂，意味着凶犯不得不弃车步行，一旦如此，警方便能够立马建立包围圈将二人困死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凶犯选择往山沟沟里钻，而不是混入人口密集的城镇，这无疑帮了警方大忙。
警方相信，无论歹徒多么狡猾凶悍，剿灭他们也只是时间问题。然而他们忽视了一点：邵江彬和耿学杰不是普通人，也不是普通的武警，此二人有着极为出色的“业务能力”，尤其是邵江彬，曾在湖北省比武大练兵中拿到过亚军。
如此强悍的、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战士，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必有其合理性，而接到命令被调去参与围剿行动的1516名战斗人员，恐怕想不到接下来他们将面对怎样的噩梦。
1988年11月27日，大量武警、刑警、民警、解放军等武装部队开始在白岩沟一带集结，我方共动用各种车辆120辆；参战人员包括武警、刑警、民警600余人，解放军官兵129人，其中有一个参加过对越作战的侦查连。
经过搜查，警方确认两名歹徒藏在一处岩洞内，武警部队立马展开了第一轮冲锋：他们先用82无后坐力炮朝洞内猛轰，紧接着以警犬开道，大量武警战士紧随其后。怎料武警战士刚一进入洞穴便遭受歹徒还击，损失惨重。
走到这一步，警方终于明白了歹徒的意图。
原来，邵江彬、耿学杰挑选的这处岩洞非常特殊，据老乡提供的信息，洞内空间很大，四通八达便于隐蔽，且洞内岩体非常坚硬，炮弹无法造成太大破坏。人站在洞外向里看去，里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而从洞里向外看，洞口的情况却十分清晰。
这样一来，突入其中的武警战士如同活靶子，两人的枪法又准得离谱，别说人了，就连冲进岩洞的警犬都被尽数打死。
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拉扯中，歹徒占尽了优势。
武警苦攻无果，接下来换解放军尝试。
当地驻军的师长亲临现场坐镇指挥，调来一门榴弹炮对洞内直射，炸得地动山摇；随后又让官兵向洞内投掷大量大威力手雷，本以为如此强度的轰炸足以消灭歹徒，怎料解放军官兵刚一发起进攻，洞内又射出子弹，一名班长被击中头部殉职。
见状，首长也急了，甚至一度打算调来武装直升机助战。此时天色已黑，在老乡们的帮助下，警方在洞口架设其探照灯。
指挥人员意识到强攻无法拿下，有人灵机一动，提出“火攻”的办法：把燃料灌进洞口，点燃大火，歹徒要么被迫冲出来与我军“决战”，要么就直接被烧死在里面。
考虑到洞穴很大，我方调来了一切可用资源，军警连夜架设输油管，村民更是靠人力从山下扛着油桶往山上跑。据统计，人们先后将2000公斤汽油和525公斤柴油灌入山洞。
11月29日，喷火兵在接到命令后点燃油料，等大火扑灭后，人们果然在洞内找到两具紧抱在一起的遗体。至此，这场围剿行动宣告胜利，从头到尾持续了近60小时，
援引官方刊物《人民公安》的数据：此役我军警共打出子弹1.7万余发，消耗手榴弹334枚、火箭弹20枚、催泪弹13枚，甚至还有8枚毒气弹——从中不难看出，为剿灭凶犯，警方已经是用尽手段了。
即便如此，在这场“一个团对两人”的一边倒的围剿中，我军警共有7人阵亡、9人受伤，此外还有一名看热闹的老乡中流弹身亡，可见歹徒之强悍。由此不免感叹一句：若不是走上歪路，邵江彬、耿学杰二人将会是多么出色的武警战士！
此役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它使得我方“业余”的一面得到暴露。
例如，在局面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我方没能充分利用优势，现场指挥反而下令让武警和解放军强行突入，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动权。
不过，也正是这些惨痛案例的存在，才使得我国军警有了更快速的发展。
此外，您可能会问：既然歹徒无路可逃，为什么不堵住洞口让他们活活渴死饿死？这样一来不就可以避免伤亡了吗？
事实上，就当时形势来看，这其中也有无奈的一面。
这起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相关部门需要用凌厉的手段展现出对这类犯罪行为的“零容忍”，以及对群众生命安全负责的态度；围而不攻以逸待劳或许更加合理，却容易给民众造成我军面对歹徒“束手无策”的错觉。但状况正如刚才所说：受限于那个年代我军警建设水平的不足，这场围剿行动才没能以最理想的方式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