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中国迈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尤其是在1965年之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面临的困境都十分严峻，当时一方面我们要面临来自国内外各种制约反华势力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已逐步迈向年龄的70岁大关。
全国局势的不稳定，尤其百姓自给自足的富强生活还未实现，下一代能力突出的中层干部又凤毛麟角，这对于当时的毛主席等人来说都是眼前十分焦急的事情。
也正是为了对全国进行一场重新洗牌的革命运动，从1966-1976年的十年间，一场群众运动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肆进行，而这其中也有许多人借着运动的机会谋求私利，走上了反党反社会的另一条路，不过人们对此大多敢怒不敢言。
一直到1974年康生病重时，曾秘密托人向主席报告了两个叛徒的姓名，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他们又接受了怎样的惩罚呢?
革命时期走来的康生
康生出生在1898年的山东，和许多那个时期投身革命报国之志的贫苦革命战士不同，康生的童年简直可以用幸福美满来形容，优渥的家境和生活条件让康生从小接触到别人接触不了的文化教育，当其他许多童年玩伴还在为上私塾的学费而苦恼时，康生的家庭早就给他聘请了书法老师教授他。
而康生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书法上他显现出巨大的天赋，建国之后他也成为首屈一指的书法家，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对郭沫若嗤之以鼻。
但同样是年少时这些成功的经历，让他的生活比之那些革命先辈还欠缺了少许生活上的磨炼，这也让他们之间产生了质的不同。
1925年，还不到30岁的康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还参加了上海武装起义。
从履历上来说，康生绝对算得上我党早期的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
1927年时，能力突出的康生就坐到了上海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的职务上，这对于仅仅入党两年的新党员来说是极其少见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康生的独特能力。
许多人见到康生的第一面都是感觉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可三言五语过后，人们对他的评价都不简单，言辞犀利、一针见血、针砭时弊、精明干练也成为他在党内的代名词。
1933年，康生任职了我党在共产主义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也正是凭借这层关系，康生去往苏联进行学习。
不得不说在国外的经历让康生变得更加头脑灵活，回国后他和博古王明等人及时划清界限，也为他后来步入中央高层埋下了伏笔。
不过从第二梯队迈入中央第一梯队的康生没能坚守住原有的初心理想，尤其是博古和王明的情况让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只有证明别人是错的，那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康生负责延安地区的情报工作，为了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康生鼓吹说延安周边已经出现大量的敌特分子，对于来延安学习的青年，康生也是步步盘问，在当时造成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为此还受到主席等人的批评。
这番政治运动不过是康生的小试牛刀，后来国共合作时期，原先我党干部胡公冕回到延安和我党对接相关工作，没想到也被安上了不怀好意的名声，差点引起不必要的摩擦，渐渐的康生在“整人”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还将矛头对准了党内同志。
1970年前后的风波
康生不但在书法和政治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当月老牵红线上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在他当上中共中央处书记后，他曾谈到自己的成功之道：“一个是要维护好自己的学生，中国的尊师重道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另一个就是要做好牵线的月老，中国的婚姻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康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毛主席和贺子珍分开后很长一段时间，康生特意找到江青谈话，希望她能肩负起主席日常生活操劳的重任，那时的江青还不过是一个革命小将，但在康生略带有刻意的引导下，这才一步步走向了毁灭的另一条道路。
而面对康生在肃反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各种“无厘头”操作，主席又将他狠狠痛批了一顿，削弱了他不少权力，但是转过头来想想，康生又确实有不少能力和才华，很多时候提出的措施又一针见血，算得上让人又爱又恨，这也是他始终没有被彻底打倒的根本原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当时我党和苏联关系恶化，加上为还债苏联我国大力推行农业合作社，康生向上级毛遂自荐请求下基层锻炼，在此后苏联在国际社会上疯狂抹黑我国政府，又是康生的一篇反击文章让舆论终止，这也成为了重新获得主席信任的前提因素。
但在回归政府一线后，康生的老毛病又犯了，借助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康生开始有策划有选择的迫害一些同志，而这些人正是和他曾经在一个战壕里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友。
刚开始康生还略微有所收敛，很多个难以入眠的夜晚他也会问自己:“这些同志真的犯了这么多错误吗?”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上别人的怂恿，康生从反映客观情况变成了有目的有顺序的整人。
在他的笔下，彭真是“二月兵变”的罪魁祸首，刘少奇、王光美等领导人是党内叛徒和特务，陈刚、赵建民等人与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勾结，甚至为了获得权力，他还将矛头定准了周恩来总理，其狼子野心可见一斑，因为他写下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直接或间接遭受着牵连的人有上千之余，康生也在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叛徒的下场
康生自然知道自己这些行为有多坏，但是为了越来越膨胀的野心，康生也没法停下他的脚步。
可坏事办多的人总是会有疑心病的，多少个夜晚康生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细数他这段时间又‘整’了哪些人，但在一阵欣喜过后换来的却全是空虚和寂寞，因为自己知道得罪的人越来越多，康生也变得极为敏感。
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身边有人想要害自己，那段时间康生连饭和水都不敢随便喝，有人为他‘先行试毒’后，他才放心。
不过虽然康生本人变得多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权力和地位越变越高，江青等人对他十分尊重，口中都是亲切的称呼为‘康老’。
康生将江青推上了政治盟友的地位，他知道自己的年纪已大，总需要一个后继者，但却没想到江青在获得权力后竟一反常态，不但企图摆脱康生的控制，就连毛主席的话江青都开始不听了。
权力的诱惑和好处迷乱了江青的双眼，康生看到江青如此丧心病狂的举动也不由得想起了多年前自己的所作所为，难道曾经的自己和现在疯狂的她是一样的吗，在康生的脑海中逐渐泛起的过往时光让他不断陷入悔恨的思绪之中。
尤其是在1974年的党内会议上，毛主席对江青等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说出:“从今天开始，你是你，我是我，你的决定代表不了我的意见。”康生犹如醍醐灌顶一般，这才决心作出改变。
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康生开始刻意和江青保持距离，甚至在病重时面对江青的探望都视而不见。
康生知道自己的日子所剩无几，为了和“他们”尽快划清界限，康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明了党内存在的两个叛徒，一个是张春桥另一个就是江青。
康生还担心这封信被有心之人扣下，他让警卫员抬着担架秘密护送自己到了周总理的住处，把江青、张春桥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全都一五一十的交代了。
周总理虽然知道江青等人在背后搞了不少小动作，但是却没想到有这么多危害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事情发生，周总理又把相关情况和毛主席做了详述，这也成为四人帮被打倒的最有力证据。
不过尽管康生以为自己临死前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就能和四人帮彻底划清界限，但在康生1975年去世4年后，康生还是受到了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公正司法也没有让他逃脱。
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康生在我党和我国发展历史上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并不能成为他迫害同志、为所欲为的挡箭牌，相反作为党内的高层领导，他没有坚守使命初心，这才让新中国酿造了一场又一场的惨剧。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没有‘功臣’可以永远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这一先例，康生的故事也成为警醒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的反面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