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青岚]
2024年10月22日，中国信息产业跨过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这一天，华为全栈自研的鸿蒙NEXT（HarmonyOSNEXT）终端操作系统正式发布。
中国人的手机上，至此有了真正意义的国产系统底座。
伴随着原生鸿蒙走向商用，目前已有超过15000个应用和元服务上架，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居前的超级应用，绝大部分已同步推出适配版本。
尤其是作为目前移动互联网最重量级应用，微信鸿蒙原生版也已开始大规模公测，初始版本能够提供单聊、群聊发图片、视频，音视频通话、朋友圈，以及微信支付二维码收付款等基础功能。
如同2019年鸿蒙操作系统亮相以来的历次迭代一样，对于去掉AOSP、实现全栈自研的鸿蒙NEXT，舆论场上仍然不乏煞有介事为其系统内核“找爹”的分析。
在心智观察所看来，由此引发的技术细节争吵，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失焦。
当我们谈到鸿蒙，我们到底在谈什么？
技术也罢、体验也罢、生态也罢，纷繁细节所构成的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历经五年市场检验，作为终端操作系统的鸿蒙已经在开放竞争环境中站住了阵脚。根据余承东在活动中透露的信息，支持鸿蒙系统的设备数量目前已超过10亿，注册开发者675万，在这样的生态规模下，原生鸿蒙登上智能手机，已是关山飞渡、水到渠成。
稍具信息产业“常识”的人们，不难体会这一事实本身有多么的反“常识”。
在终端操作系统发展史上，曾试图打破在位巨头垄断的挑战者层出不穷，但能够实现今时今日鸿蒙这样成就的，可以说字面意义上的屈指可数，如果将地理范围限制在东半球，那么这样的案例甚至是绝无仅有。
从诺基亚（MeeGo）、三星（Bada）及至微软（WindowsPhone），那些躺在历史深处的失败者们，论技术、论资源、论经验、甚至论决心，很多并不逊色于华为，为什么他们的努力总以失败告终？
生态，无疑是一个当下堪称尽人皆知的“标准答案”。
布莱恩·阿瑟三十多年前提出的“技术锁定”理论已经以清晰的数学建模告诉我们，面向消费市场的竞争性技术方案，其发展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者最初的随机选择而非技术本身优劣，当初始用户行为打破均衡，通过不断自我强化的网络效应，占优选项很快就会建立起供给与需求两端难以动摇的生态优势。
正是基于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即便已通过中央软件院欧拉部乃至更早的DOPRA平台部预研多年，但华为对终端操作系统曾长期秉持着“拿来主义”的明确态度。
在2014年与消费者BG管理团队的午餐会上，任正非就谈到：“手机三大功能：通信、图像、操作系统。通信功能：华为本来就是做通信技术出身，通信平台也不涉及操作软件的问题，做不好是没有理由的。图像功能：图像是模糊数学，是目前谁都做得不太好的新事物，我们有希望突破。操作系统：我们不可能做得全球最好，因此坚决不做，就与微软、安卓……系统捆绑，他们积淀了几十年的经验。我们省些力，搭搭车，何必一定要‘自主’的光荣呢？我们集中力量在自己能突破的地方，取得机会窗的利益”。
与这一时期华为集中力量锻造长板的思路相对应，从Cosix到令人唏嘘的红旗Linux，国产终端操作系统“补短板”的努力可谓前仆后继，成效却始终不尽如人意，“缺芯少魂”的痛楚印刻在一整代中国信息产业人的灵魂深处。
李国杰院士曾忆起十多年前的一次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某位老学者声泪俱下地表示，自己在电子信息产业奋斗了60年，到现在退下来了，还没有看到中国有自主的计算机体系。
以今天的眼光看，基础软件“补短板”的意义早已被深刻的地缘逻辑所验证，“落后就要挨打”绝非杞人忧天，撕下自由贸易面纱的美国，已经展现出将操作系统、设计仿真软件、AI等先进信息技术武器化的明确态度。与此同时，发展自主操作系统的一次次悲壮试错，也深化了我们对路径、模式与产业规律的理解，核高基之后，继之而起的信创基础软件开发应用生态已初步成形，有效满足了各个关键领域自主可控需求。
不过在市场逻辑主导的终端消费领域，备受称道的中国式产业政策却俨然“失灵”。当无数专家与“砖家”侃侃而谈千禧年“18号文”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奠基性意义，却少有人提及，软件才是这份《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重中之重。
“力争到2010年使我国软件产业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经过5到10年的努力，国产软件产品能够满足国内市场大部分需求，并有大量出口...国家科技经费重点支持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重大关键共性软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主要包括操作系统”。
对照18号文所设定的战略目标，国产基础软件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恐怕难称合格，鸿蒙、欧拉“备胎转正”前的很长时间里，繁盛的国产基础软件生态依然难产。
财税金融输血、采购招标倾斜、骨干企业扶持、高校教研配套、重大专项牵引、国际合作安排.....一整套在硬件产品上堪称无往不利的产业政策“屠龙术”，在基础软件特别是通用操作系统身上，却似乎沦为了怎样把大象塞进冰箱的空谈。
如同塞不进冰箱的那头大象，锲而不舍的努力与长期积弱的现实，是否意味着我们对基础软件依然有一些重大盲点未曾注意？
盲点之一，是软件区别于硬件的特有复杂性。提到软件开发，不少国人对“难”的想象往往是代码实现上“词汇”和“语法”未臻精妙，进而以代码行数作为衡量软件复杂度的标尺，将程序员工作理解为以“码农”一词为代表的重复劳动，却忽略了程序开发中概念结构的决定性意义，而作为各类应用程序和基础软件工具的底座，操作系统更是这种复杂性的集大成者。
IBMOS/360之父弗雷德里克·布鲁克斯，就曾在《人月神话》一书中总结道：“所有软件活动包括根本任务—打造构成抽象软件实体的复杂概念结构、次要任务—使用编程语言表达这些抽象实体，在空间和时间限制内将它们映射成机器语言...这个领域可能永远不会发展成像电气工程那样的拥有精确的数学基础的工程化领域。毕竟，软件工程就像化学工程一样，与如何扩展到工业级别处理过程的非线性问题有关。而且和工业工程类似，它总是被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所困扰”。
布鲁克斯以化工领域实验室小试和工业规模生产所作的类比，在中国也有着鲜明的佐证。从孟庆余、许孔时等老一辈泰斗，到冷罡华、陈海波等新生代英杰，我们在操作系统“根技术”上从不缺少极致热爱与极致钻研的天才人物，但精妙的实验室成果和大规模商用之间，依然横亘着软件工程的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