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邱仙萍
我家有两个90后，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母亲，他们两人今年都90岁了。父亲的名字里有个“根”字，母亲的名字里有个“凤”字。树有根系，水有源头，燕筑草舍，凤栖参树。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父亲母亲，那就是“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父亲头发一半还是黑的，耳朵比较聋，采取选择性听力。就是别人讲好话他听不到的，如果讲他坏话，会听得很清楚。母亲耳不聋眼不花，每次拍照，总要交待大家给她拍得美美哒。两人相亲相爱生活在老家，老家的名字叫做“百岁”。
百岁村原名桐庐分水竹塔村，清末民初属分水振武区，民国二十四年(1935)建制洪五乡。民国时期，村中有位叫冯百林的老人，不仅武功了得，而且深谙养身之道，耄耋之年，依然身板健朗，被人们称之老寿星。抗战爆发后，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冯百林老人带头支持儿孙们奔赴抗战前线为国而战。民国三十一年（1942）春，冯百林老人百岁，时任国民党抗日高级将领、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受周恩来委托前往竹塔村看望抗日家属冯百林，赐匾“庆洽期颐”，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赐匾“我怀人瑞”。并在黄绍竑的提议下，竹塔村改为百岁村，洪五乡改为百岁乡。虽然由于建制的变更，百岁乡并入了瑶琳镇，但百岁村的村名却一直沿用至今。
父母高寿，大家有福，个中原因，如弘一法师所说：“布衣桑饭，可乐终生”。两人虽然生活在农村，教育理念很是现代，对子女放心、放下、放养，让我们从小像猎狗一样，自己到山上采野果、逐兔子。
小时候我跟在父亲后面，大家都很奇怪：“老邱，你怎么还有这么小的女儿？”我悄悄告诉他们：“我是捡来的。”我家有四个孩子，哥哥、大姐、二姐彼此间相差了一岁，母亲一年一个，接连生下了三个。而我，和他们竟然相差了七、八、九岁。我的出生对很高龄的母亲来说是个意外，但肯定不是惊喜。据说是医生之前没有给母亲结扎到位，等到发现怀上后，孩子太大已经没法流产了，有点买三送一的意思。我五六岁的时候，村里来了几个耍杂技的，在村里呆了十几天。我和她们混得很熟，也会劈叉成180度，会在梯子上弯腰下来，用嘴把地上的花叼上来，会侧翻倒翻筋斗。他们觉得我资质很不错，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去耍杂技，会让我牵猴子，我兴高采烈牵着猴子就跟他们走了。一直到十几里开外，父亲他们才追上来把我截了。如果没有给我弄回去，说不定，我可能在杂技界做出点业绩了。
在我们眼里，母亲是个干大事的人，不喜欢儿女情长，类似古代的花木兰。爱猪爱狗爱猫爱鸡爱鸭，远远多于爱她的孩子，我带回去的草莓，说先给她养的狗来福吃，还说来福这狗子是天才，知道草莓哪个部位最甜。母亲喜欢上山打虎下河捉鱼，不喜欢在家绣花洗衣做淑女。从小我就习惯了半夜醒来，母亲不在身边。她是乡里的赤脚医生，夜里我家楼下经常有人来喊我妈。她一边穿衣服收拾药箱，一边让人准备好木盆和热水。方圆二三十里地，母亲接生了上百个孩子，竟然无一失手。
后来不当赤脚医生了，我家装上了村里第一个电话。我妈每天不是喊东家接电话，就是给西家带信，像是一个村的新闻中心。尤其到了冬天，事情特别多，经常四五点钟有电话打来：“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去某某家，让他们好烧水了，我一个小时后就来了。”干嘛呢，是杀猪的人打来的。我妈趿着拖鞋穿上棉袄，一溜小跑。还有妇女生孩子的，老人上医院的，学校读书的，外地做生意的，可忙活了，就差没在家里按个广播站。
父亲是个宠妻狂魔，只要母亲说的，都是对的。万一母亲说错了，错的也是对的。那年代农村土地是生产承包责任制，每到暑假，大家都要看管田里的水。有一次，我家田里的水还没有放好，隔壁号称“母老虎”的，就过来扒我家的田，要把水引到她家田里。母亲自然不肯，但是哪里打得过人家。这个女人手臂胳膊像水桶那么粗，比母亲小了十多岁，力气很大，能挑两百多斤，村里男人都没有她能干，健壮如牛。等我赶到田里的时候，母亲头发上身上衣服上都是泥浆，披头散发的，狼狈不堪坐在田沟里嚎啕大哭。
那个时候父亲在六十里外镇政府上班，分管工业，哥哥考上了乡镇文化馆馆长，两个姐姐也在厂里上班。我刚读高一，父亲突然对我说，要提前退休回家了，以后，也不给我送梅干菜焐肉了。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男人，不爱江山爱美人，在52岁就告别江湖，回归田园的。父亲退休回来的任务，就是和母亲壮大队伍，一起管水田，一起对付那些虎视眈眈的母老虎，在百岁过男耕女织，董永和仙女的幸福生活。
俩人在八十岁那年，倒干了件令人刮目的大事。把老房子拆了，用了一年时间盖了新房。父亲每天和工匠们一样在工地上忙活，挑几块砖，递个板子凿子斧头什么的，连扫个地都是乐呵的。本来是外包活，不用管饭管烟，但母亲还是按照老底子习惯，每天中午两大桌饭，都是她张罗出来的。每餐都有十几个菜，炖猪脚、烧鸡鸭，院子里新鲜采摘的蔬菜瓜果。
房子造的挺大，有三层，哥哥、二姐、我和父母，每户人家各分到两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单独卫生间，木地板、空调，开窗就是满目翠绿。我的房间比较特别，多了个宽大玻璃阳台，可以放书架、置绿，还可以煮个咖啡看门前猫狗打架。门前庭院也不小，有半个篮球场空间。院子通往外面有一条单独小路，如果在路两边种些薰衣草和向日葵，好像是乡村版的普罗旺斯。
这几年村里人越来越少，年轻人都外出了，按照哥说的就是：“说话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父亲在农村里呆了几十年，看上去就是个很正宗的农民。手脚开裂、皮肤黝黑，穿的衣服沾着泥巴。每天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田里、地里忙活着，种菜、除草、采茶、砍柴、劈柴。后面年岁高了，大家不让他干活，更不让他上山。他也会瞒着大家，避开眼线，偷偷跑到田里地里。腰上插柴刀，肩上扛锄头，左牵黄，右擎苍，雄赳赳气昂昂的，似乎是百岁最靓的仔。
又到重阳节，又是叶儿黄，岁有四季，人有春秋。我对两老说，杭州寺庙里大师给你们看过了，你们两个和村里的两株银杏一样的寿缘。父亲和母亲很高兴，那两株银杏树有150岁以上了，一株在村东，一株在村西，遥遥相望，深情守护着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在百岁啊，大家都做百岁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