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字孔明,琅玡阳都人(今山东沂南),是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先后辅佐刘备、刘禅父子二十八年,创立了蜀汉政权，对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团结、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诸葛亮的军事水平师从何处难道是与生俱来？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戎马倥偬的军旅中度过的。
长期的御兵用战实践,为其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著作颇丰,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已散佚。
现代版本(诸葛亮集》是中华书局1960年以古本(诸葛忠武侯文集》为底本加以标点出版的,其内容多是后人从各种书籍中的辑佚。
但从这部辑佚文集中,亦可窥见诸葛亮军事理论之真谛,尤其是武德思想之光华。
(诸葛亮集》中收集了两部比较完整的著作,一部是(将苑》,一部是(便宜十六策》。
(将苑》一书又称〈心书》、《心素》、《新书》,一直受后人所重视,流传比较广泛。
它集中阐述了将帅修养和选拔的意义、价值目标、原则、规范及方法,指出“夫将者,人命之所悬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
(〈假权》)强调将帅要守“以身殉国,一意而已”((将志》)的忠贞节气,大力倡扬“高节”、“孝悌”、“信义”、“沉滤”、“力行”的“五强”美德。
(〈将强》),严守“虑”、“诘”、“勇”、“廉”、“平”、“忍”、“宽”、“信”、“敬”、“明”、“谨”、“仁”、“忠”、“分”、“谋”十五条武德律令(《谨候》),善养仁、义、礼、智、信、勇“六常”、“九将”之身等。
在选拔将帅方面,强调要善“知人之性”,任人唯贤,识奸逐恶,警惕贪心、妒嫉、信谗、昏愚、忧柔、荒淫、奸诈、狡黠之徒(〈将弊》),远“军国之弊”((逐恶》)等。
《便宜十六策》是诸葛亮的又一部重要兵书,该书主要论述治国治军的策略。
由于全书分十六篇,是从十六个方面来论述的,故称“十六策"。
从军事伦理思想方面来看,该书极为强调军人(军队)在治国安邦中的价值地位,认为“治军之政"是“存国家安社稷之计"((治军第九》)。
在治军用战方面,强调将帅武德修养,要“能柔能刚,能弱能强”、“不怒”、“不惧”,善为“孙武之谋”,“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崇尚“五帝三王至圣”之“德化”等。
同时,在《阴察第十六》篇中还提出,为军政者“有五德”,要以“五德”为标准内省自查。
所谓“阴察"即是自我反省、自我考査的意思。
(诸葛亮集》中还辑录了诸葛亮的一些“诏表”、“书议”、“教令”、“答对"等,这些都是研究诸葛亮军事伦理思想的重要文献。
“鞠躬尽瘁”“以身殉国”的忠贞气节
“鞠躬尽瘁”、“以身殉国”,是诸葛亮军事伦理思想的核心,亦是其忠贞献身的高尚武德人格的集中体现。
诸葛亮生于东汉末年,时值天下大乱。他幼年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17岁又丧叔父,遂自“躬耕陇亩”于襄阳隆中,隐居十年。
于27岁时(即公元207年)经好友徐庶推荐,蒙刘备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之情,遂以“隆中对策"酬报,提出占荆州、取益州,安抚西部诸戎、南部夷越,内饬政务,外结孙权,协力抗曹,而后逐步实现统一全国、光复汉室大业的定国方略。
“隆中对"使刘备敬佩不已,坚请出山。
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刘备“以驱驰"效忠。
正如他在(前出师表》中所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不负刘备所望,受任以来,置个人名利安危于度外。
出使东吴,智结孙刘联盟,赢得“赤壁大战"的胜利;后又跃马挥鞭,连拔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守荆州、取益州,以成鼎足三分之势。
章武三年春,刘备于永安病笃,召诸葛亮嘱托后事,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既是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又是诏示诸葛亮,若刘禅不才,可度之自立为君。
诸葛亮闻之,涕泣而奏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同上)在辅佐刘禅的岁月里,诸葛亮正是以他那种一如既往的“效忠贞之节”、非死而方休的忠贞气节和牺牲精神,来完成刘备未竞之大业。
诚如他在《前出师表》中所言:“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关于诸葛亮对南方叛乱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不畏劳苦,七擒七纵孟获,后人多有褒奖。
如唐代诗人胡曾在(泸水)一诗中歌颂诸葛亮此次南征道:“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
暂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南方刚刚平定,诸葛亮又提出挥师北上,这完全是出于他兴复汉室,完成统一大业,以实现报先主刘备而忠后主刘禅之“职分"的凤愿。
为此,他请求刘禅下诏出师,“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前出师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受诏率十万大军出汉中,挥戈北上,讨伐曹魏。
在此后七年的征战岁月里,他先后五出祁山,终因积劳成疾,病死于五丈原前线军营之中,享年仅54岁。
《后出师表》中所谓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以及他在(将苑·将志》中所规范的“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一意而已”,正是他武德
人格的真实写照。
显然,“忠”的道德信念是诸葛亮“鞠躬尽瘁”、“以身殉国"的内在动力。
正如后主刘禅在其《伐魏诏》中对诸葛亮所赞美的那样:“诸葛丞相弘毅忠壮,亡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
诸葛亮不仅自身具备“效忠贞之节"的坚定信念,而且将“忠"的原则贯穿于治国治军、举贤任将的实践之中,强调对士卒必须“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将苑·习练》);对将帅,必须以忠”为“兵要”,就是说要以“忠”为军事纲领原则。
如《兵要》条所载:“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把做人与“守忠的关系喻以鱼与水的关系,人若不能守忠信之道,就象鱼失水一样,必然有凶果相报。
可见“忠"犹如人之灵魂,失忠之人,犹如渊死鱼,实为行尸走肉。
所以作为将帅,欲立身处世于军旅之中,建功扬名于朝野之上,必须善于“守忠”。
查诸葛亮一生所举荐和弹劾之人,多是以“忠”为准绳的。
何为“忠”?从诸葛亮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忠"的涵义,主要有二:其一,忠于国家。
忠于国家是“忠”的全部内涵的本质,亦是将士武德人格的集中体现。
《将苑·谨候》中说,“忠”者,“以身殉国也”。
作为军人,唯有“以身殉国”的决心和行为,才可将“忠”的价值升华到至高点。
当然,“以身殉国"并非是忠于国家的唯一形式。
如诸葛亮在(与参军掾属教》一文中评价前任参军董幼宰“每言辄尽,数有谏益”,“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即遇到诸葛亮处理公务有不周全的地方,往往反复陈说劝谏达十数次)的品德时,高度褒奖他是“未有忠于国如幼宰者”。
在(劝将士勤攻已阙教》中他又号召将士要从利国、胜敌的大局出发,多给他指出缺点、过失,即“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缺,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足而待矣。
可见,凡是为保护和发展国家利益而牺牲、奉献的行为,都是“忠于国家”的表现。
忠于职守
作为军人,忠于职守主要表现在履行军人职责,完成军人使命,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军人的价值等方面。
即如《荐吕凯表》一文中所说:“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
吕、王当时守云南边防,十余年如一日,恪尽职守,不畏劳苦,不仅御敌制叛有功,而且治永昌郡(今云南保山)有方,以致使该地区社会风俗淳厚得使诸葛亮都感到惊叹。
为此,诸葛亮赞誉为“执忠绝域”的忠臣良将而荐之重用。
当然,在君、国一体的封建社会,诸葛亮的忠贞气节及其对“忠”的阐释,多是以“忠君"为主旨的。
虽然在诸葛亮身上未发生“忠君”与“忠国"的道德冲突,但可以看出,诸葛亮的“忠国"思想牢牢禁锢在“忠君”的道德情感之中。
之所以如此,究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由于诸葛亮统一中国的凤愿与刘备兴汉室、成大业的志向暗合。志同而道合,势必产生一种亲合力。
如果说素有“退隐、躬耕、养心、乐道”之心意,长期隐居而“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诸葛亮,之所以许刘备以“驱驰"而乐出茅庐,正是由于“隆中对策”勾通了他统一中国之志与刘备复兴汉室之道的雄心。
其二是,由于刘备尚礼隆恩之德厚泽于诸葛亮及诸将士与人民。
诸葛亮“由是感激”,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也“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前出师表》)
总之,在诸葛亮看来,“忠君"与“忠国"是高度统一的,忠于兴复汉室大业之君,即是忠于国家。
诸葛亮的武德风范形象
〈诸葛亮传》中评价说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就是说诸葛亮安抚百姓,示范礼仪道德,约简官职,广开诚心,推行公道。
还称赞他赏不避仇,罚不避亲,“尽忠益时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由于赏信罚必,“用心平而劝戒明”,所以国内人民“咸畏而爱之,刑政虽而无怨者”。
《传》中高度赞誉诸葛亮是一个可与管仲、萧何相媲美的忠臣良将,诚如所言:“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唐代诗人杜甫诗赞诸葛亮的忠贞气节:“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又诗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清末四川按察使(相当于省法院院长职)赵藩题联成都“武侯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赞誉诸葛亮兴仁义之师,信守“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之道((将苑·不阵》)以攻心为上,是“知兵"而非“好战”的典范。
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就是信守“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南征教》)的最好例证。
下联是说诸葛亮善于审时度势,宽严相济，赏罚严明,很值得后人借鉴。
这正如诸葛亮在(将苑·将诚》篇中所言:“故行兵之要,务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赵藩题联正是诸葛亮这一武德风范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