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拜登任内的一位鸽派经济学家，同时又是美国经济界、政界的代表，这次耶伦访华，背后透露的信号非同寻常。
早在去年的同一时期，耶伦就曾做过一次对华演讲。
其中耶伦说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她说，1980到2010年这段中美邦交的“蜜月期”，中国经济每年增长高达10%，但现在呢？
耶伦作为一位鸽派经济学家，不同于传统美国鹰派的强势，在那段上万字的演讲中，耶伦几乎是“软硬皆施”，同时还有一些“劝说”的意味着在其中。
如今时隔一年，耶伦二度访华，站在今天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可谓是意义非凡。
这次访华，耶伦的行程大概是四天，分别是广州两天北京两天，期间耶伦计划会见美国企业代表、中国学生和教授，以及一些经济部门人士。
而促成耶伦这次访华的背景，还是拜登的一系列政策，包括限制美国技术出口、对我国数十亿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等等，这次耶伦来华，更多的洽谈寻求共识，以及避免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摩擦。
早在耶伦访华之前，就有美国官员表示，担心我国过剩的工业生产会影响太阳能技术、电动汽车和锂离子电池的全球供应链，预计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坦率的对话。
去年七月，耶伦作为美国财政部长是首次访华，如今时隔不到一年，耶伦再次访华，作为一名反对加征关税的经济学家，耶伦访华自然释放的更多还是善意，而她所代表的，大概率也是拜登内阁里一个理性的声音。
何谓理性？
如果按照特朗普前段时间的讲法，自己上任将会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70%的关税，我们先不管这话是否靠谱，单就这句话而言，就是非常不理性的。
美国的鸽派经济学家大多尊重新古典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忠实拥护者，而这一派的经济学家，强调的就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零关税是他们的理想国。
而传统经济学认为的贸易壁垒，最终其实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加征关税抬高商品成本，本国人的购买成本自然也会提高，得不偿失，这是非理性的行为。
因此，可以料想的是，耶伦这次访华，重点将会讨论贸易商品甚至是关税的问题。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通常来说美国两党的情绪也会加剧，例如特朗普扬言要进一步提高对我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共和党人则建议对投资实施更多限制。
而耶伦赶在美国大选之前访华，也就是对一些重要的经济议题提前沟通，以避免届时产生一些误判。
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担忧的是我国进口的绿色能源，以及我们在墨西哥的投资，因为这能够规避美国对我国加征的关税，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墨西哥建厂，就是为了规避美国的关税。
而去年7月耶伦访华，几乎是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突破的，但双方建立了一个持续沟通的正式框架，例如经济和金融工作组会定期举行会议，防止两国关系破裂。
这是为安全设限，但没有达到突破上限的地步。
这次耶伦访华，可能想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美国前财政官员马克·索贝尔指出，中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0%，这使得两国关系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即使双方意见不一致，但会谈将有助于减少误解，并让彼此了解更多的背景。
而中美之间的分歧，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是技术和贸易管制。
早在2022年，拜登就决定严格限制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机械的种类，这些限制客观上阻碍了我国开发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计算技术的努力，而这些技术可以很好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在过去，半导体一直都是美国对华出口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类别之一，因此2022年这一限制措施，也被国内很多人形容为卡脖子，这个词其实非常精准，在今天这个算法时代，半导体芯片几乎就是算法的大脑，它的重要性，用卡脖子来形容毫不为过。
除此之外，美国加强支持本国半导体行业的补贴计划，其中包括针对我国投资的限制，也令人不快。
另外，美财长耶伦提出的友岸外包和去风险，也几乎是贴脸开大。
何谓友岸外包？
前面提到，耶伦是美国鸽派经济学家，是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传统上的确反对贸易壁垒和技术管控，但从2020年的新冠病毒，以及俄乌冲突开始，美国国内的声音开始变得不一样，过去美国的鸽派经济主张逐渐被鹰派所取代。
过去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市场之上的，但新冠病毒和俄乌冲突让欧美看到了，再亲密的贸易关系，可能也无法阻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这是西方精英界一个很大的转变。
过去大多数人认为，全球化的贸易体系，各国之间经济往来密不可分，这会加大发动军事冲突的风险和成本，但随着俄乌冲突的出现，西方很多学者开始转变这一看法。
于是乎，美国的贸易策略就从全球化，转变为了友岸外包。
何谓友岸外包？
指的其实就是美国要跟志同道合、趣味相投价值观一致的经济体做贸易，把贸易搬过去，把供应链搬过去，以杜绝俄乌冲突类似的风险。
这是美国对华策略的根本不同，如果说2017年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摩擦，仅仅只是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满的话，那么最近几年美国的贸易变化，更多考量的就是经济、安全和风险。
这几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转变。
为了实现这一点，美国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实施，即吸引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关键产品的供应链，离开我国。
产业补贴是“胡萝卜”，关税则是美国的“大棒”。
很多人觉得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竞争，这句话我其实并不是特别赞同。
尽管中美之间的产业有所重叠，但这个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和核心，问题的根源依然在于，价值观的差异和不同。
我国的电动汽车的确是崛起了，但真正强到可以和欧美的百年汽车品牌一较高下吗？去年我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其实也就五百万辆，这个数字对比欧美并不多。
除此之外，尽管我们的汽车价格上有非常强大的优势，但这个完全可以靠贸易关税来平衡，美国早就已经这么做了，这个并非竞争的根源。
真正的根源不是我们抢了美国的优势产业，在庞大供应链端上，我们还有大多的中低端产业了，真正和美国重叠的产业其实很少很少，因此双方竞争的点不是在产业上，与其说是产业，不如说是价值观的不同。
因为价值观的不同，所以我们看到需要用产业来竞争，商业上的竞争，显然比军事上的冲突要来得更容易令人接受。
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几乎不可能停下来，哪怕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伪概念，但一旦开始，就注定不会停下，除非有一方观念发生根本改变。
双方的第二个分歧在于汇率，四年前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里，我们承诺不会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制造贸易优势，但如果人民币一直贬值，那么也可能扩大我们的贸易优势。
但贬值对我们自身也有不利因素，因为货币的贬值，越来越多的高净值家庭更愿意将资金转移出去，投资到美国，虽然我们有外汇管制，但对那些高净值家庭来说，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有钱人总想把钱朝外转，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我们只需要承认人是自私的，人是趋利的，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一点。
把钱往外转移，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值增值，如果把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的话，我们会发现，过去两年我们的GDP增长和人均增长率都没有超过3个点，这也是为什么有钱人喜欢转移财产。
在外汇限制的情况下，资金如果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那么你的财产其实是呈现一个大体不断贬值的趋势。
这也是美联储加息的其中一个原因，给人民币压力。
另外我们目前的银行利率也低于均值，而美元的利率则高达5%，在货币贬值的预期下，美元的利率还要高过我们，这也促使更多高净值家庭把资金往外转移，而不是留在国内。
汇率差异，以及外汇管制，这些在过去可能都不是问题，但随着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分歧越来越多，一切过去不那么重视的问题，都会在今天被无限放大。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聊一聊关于衰退的问题。
过去西方一直在唱衰我们，了解过那段历史的都知道，衰退对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其心可诛。
不过客观来说，国际上也流行美国衰退论，去年4月耶伦发表的对华演讲中就谈到过这个问题，耶伦说唱衰美国的论调也存在了几十年，最后没有一次不是被证伪，耶伦还例举了美国近年的经济表现，例如失业率在历史低位、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历史高位，企业新增数量为有记录以来最强劲等等。
当两个最大经济体陷入分歧，不可避免地，都需要不断应对突破，做尽可能对的事情，但我们也应该知道，有时候做对容易，但要想不做错，似乎也挺难。
竞争不仅仅意味着不断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一件事情做错了，也会给对手可乘之机。
现在，如果这场分歧真是不可避免无可调停的话，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管控分歧不断做对的同时，还要寄希望于美国做错什么，且这种错误，是能够引发美国衰退的结果。
这个时候，不仅仅要竞争应该竞争的，恐怕还需要竞争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纠错的能力。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