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经济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2024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如同一盏明灯，吸引着全球的目光。而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市“两区”办合作举办的 2024 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更是成为了各界人士探讨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舞台。然而，此次论坛上所揭示出的中国外资流入额已低于日本这一现象，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经济领域引发了强烈的震荡。
一、外资流入下降：中国经济的严峻挑战
曾经，中国以其庞大的市场规模、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积极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那时，制造业领域的外资流入额与 GDP 比例高达 7%，这一辉煌成就仿佛还在昨日。但如今，这一比例却如自由落体般急剧下降至 1%，甚至被日本超越。这一巨大的落差，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数据上看，中国外资流入额的大幅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相关统计，过去几年间，中国的外资流入总量持续减少，而日本却在某些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吸引力。例如，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日本吸引的外资增长了 20%，而中国在同一领域的外资流入却出现了 7%的下滑。这一对比，让人不得不深刻反思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所面临的困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指出，中国正处于从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时期，而外资流入额的下降恰恰反映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他强调，政策因素在服务业领域尤为突出，可能是导致外资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则从资本流动的逻辑出发，深刻阐释了外资比例下降的原因。他认为，“钱要始终流到能挣钱的地方”，随着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一些低端产业链不可避免地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高端产业链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马晓利也提到了在中国运营的欧盟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他指出，欧盟企业在中国的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投资机会巨大，但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却因数据和技术层面的考虑而对在中国投资望而却步。例如，一些欧盟的中小企业担心在中国的数据安全问题，以及技术转让的风险，因此选择不在中国投资。
二、服务业与资本市场：新的希望还是虚幻泡影？
在论坛上，郭文杰强调了中国服务市场的发展潜力，如养老和健康市场等。他认为，通过制度开放吸引外国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活力。然而，现实真的如此乐观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在 GDP 中虽然占有一定比重，但与欧盟之间的服务贸易比重相对较低。这意味着，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竞争力不足。例如，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中国与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郭文杰还提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大潜力，主张中国应该敢于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他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经过 40 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然而，这一观点也引发了争议。
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交易额确实远超美国，中国 A 股市场的 IPO 数量和融资总额是美国的数倍。这似乎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资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也有专家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信息披露不充分、市场监管不完善、投资者保护不足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外资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
北京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刘持金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表示了认可。他建议，中国应该敢于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以吸引更多的外资。但他也同时指出，中国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不能再依赖过去的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监管政策：束缚还是助力？
在讨论监管政策时，屠新泉认为，中国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仍有调整空间。目前的监管趋势可能存在过度强化的问题，需要一轮“放松监管”或“去监管化”的导向。然而，这一观点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一方面，有人认为，过度的监管确实可能会对外资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一些领域，严格的审批程序和监管要求可能会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成本增加，投资周期延长。此外，一些监管政策的不明确性也可能会让外资企业感到困惑和不安。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放松监管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加强监管是必要的，以防止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等。而且，中国的监管政策在很多方面是合理的，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屠新泉还强调，中国需要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保护、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和金融等领域进行制度型开放。他特别提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以及政府采购或公共采购领域的问题。他建议为国有企业采购单独制定一部《国有企业采购法》，以解决中国与欧盟在政府采购理解上的差异，避免外资企业在实践中遭遇不公平待遇。
四、中国外资流入困境：何去何从？
中国外资流入额低于日本这一现象，无疑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我们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外资流入下降的问题。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吸引外资，而要以创新的思维和务实的举措，为外资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要认识到，吸引外资不仅仅是为了资金的流入，更是为了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其次，我们要在政策上加大力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业的政策环境，通过制度开放吸引外国企业进入养老、健康等服务市场。同时，要加强公共采购和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公平竞争，为外资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敢于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和吸引力。
此外，我们还要在监管政策上进行调整。既要加强监管，防止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又要避免过度监管，为外资企业创造更加宽松的投资环境。要通过国际监管协调，寻求合理的监管标准和水平，使中国的监管政策与国际规则、标准、规制、管理相通相容。
最后，我们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通过举办各类国际经贸活动，展示中国的开放形象和发展机遇，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
总之，中国外资流入额低于日本这一现象，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中国能否扭转外资流入下降的趋势，重新成为全球外资的热门目的地？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共同期待中国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