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个人的认知靠说是很难的，但当自己亲身体会感受到的时候，改变往往变得很容易，而这，就是当下我们可能会面对的风险。
差不多一百年前，清华有四大导师，他们分别是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这四位导师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我们走入现代化之际回首传统文化，以埋首故纸堆的学术研究试图重建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
为什么要在那个年代重建文化基础？
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年代是近乎“全盘西化”的年代，那我们为什么要全盘西化呢？那是因为洋人的船舰大炮轰开了封闭的国门。
碰撞的不仅仅有新旧思想，还有随着新旧思想延伸出的一系列科技文化的繁荣，最终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甚至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开始向西方学习。
也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日本的黑船来港，也迫使日本打开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大门，在我们还在纠结是否应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时候，日本已经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全盘西化。
这看起来和今天的文章主题不符，但我想要阐述的一个事实是，经济基础构建了国力基础，经济繁荣构建了我们的大国心态，而一旦经济开始出现风险和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人们的心态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基础就会有发生动摇的风险。
而这，无疑是危险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样的，一百多年前如果我们不是和国际接轨了，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的，在没有对比之下，我们也不会感到被伤害。
正因为和国际化接轨，我们才会开始做出应对，不管是这种应对是如何做的，差距一定会有，而这种差距又带给了我们一定的反思。
即便是清廷，在当时也有所谓的洋务派，即渴望通过效仿日本的方式，来做到一定的变化，以跟上国际化的接轨。
时间过去了许多年，历史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和每个人没有相关性，但事实上，历史又离我们很近，爷爷辈那一代人，还面临着一个相对落后的生活，每天吃不饱饭，更别提基础的肉类摄入量，那更是严重不足。
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也饿死过不少人。
而这，其实满打满算也只过去了几十年。
再然后，就是我们的对外开放。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外开放越来越大，再到90年代的南巡，这三个时间阶段，都是不断加强对外开放的决心，也正是在当时，我们定下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警示格言。
这句话在当时的背景下，非常有力量。
尤其是在90年代初，老大哥解体之后，面对这样的惊世巨变，我们第一时间选择了韬光养晦，并在南巡的时候坚定发展市场经济，为我们今后几十年，打好了一个不错的国际基础。
到2010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以前吃不饱饭，到现在吃饱饭吃好肉，甚至开豪车住洋房，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样地，也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
以前我们看欧美，可能是仰望看，是抬头看，但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崛起，我们不仅可以平视欧美，甚至在某些领域，我们还可以反过来仰视欧美了。
这种表现和认知变化，当然是好事情，毕竟自尊心回来了，过去受到的历史屈辱，也就得以释放了。
但反过来，我们可能也会掉入自视甚高的陷阱。
对外开放的时候，我国人均GDP只有四百元，到今天我国人均GDP已经八万元，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上飞速增长，心态上也开始平视甚至仰视欧美，这当然是好的，但客观上，差距有没有呢？
人是矛盾的，心态和信心也有可能面临这种矛盾。
我们的经济基础，是这一切信心的根源，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几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才有了国际化视野下的自信心。
因此，一旦宏观经济开始面临风险的话，那么这种矛盾就可能被无限放大。
退一万步讲，即使宏观经济没有风险，哪怕仅仅只是增长放缓，习惯了过去高速增长的人们，他们的心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尤其是最近几年，互联网上的信息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网络上的戾气似乎也越来越多，对应到现实里，各种暴力事件新闻热点也层出不穷，在某种意义上，也放大了这种戾气感。
相当程度上，如今互联网和现实生活中的戾气，和经济呈强相关性。
一个人的收入面临下滑，工作面临不确定性，在已经有的房贷和养娃没有完成之前，巨大的经济压力都会压得每个人喘不过气来，过去再稀松平常的小事，都可能会演变成暴力事件。
不要忘记，过去几十年来的最大成就，一直都是经济成就，是经济奇迹，一旦这种奇迹开始放缓，各种负面效应也会接踵而至。
我们看到非常鲜明的消费降级现象，看到了非常激烈的社会内卷现象，也看到了外资不断撤走金融市场一片哀嚎。
曾经的3000点你爱搭不理，今天的3000点你高攀不起。
GDP增长的放缓，可以说是必然，但随着GDP增长放缓的，还有人们的消费信心和对未来的投资信心，信心是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东西，一旦信心开始丢失的话，那么接下来各种事件可能还会有发生的趋势。
经济增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一旦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的话，那么整个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必然也是极大的。
而经济要想维系增长，那么仅靠过去的老办法，可能不足以解决今天的新问题。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