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二次统计报告将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幅调整为0.7%，按年率计算增幅为2.9%，与此前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相比有小幅下调。
日本经济既有亮点也有隐忧。自2023年，日本海外投资收益持续增加，入境旅游消费明显恢复，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回暖。然而，日本国内消费与投资动力不足，难以支撑经济稳定复苏，少子老龄化、需求低迷、市场缺乏活跃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还在不断加剧。
本文回顾了二战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与日本经济的互动关系，旨在揭示地缘政治周期的变化对日本经济有何影响，从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路径。
一、引言
近年来，日本经济、产业等相关议题似乎正受到国内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无论是去年引发经济界热议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抑或是当前正在国内形成更多讨论和共识的“企业出海”，几乎都会以日本作为重要的参照系，拟为我国防范经济金融风险以及构建更高质量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寻找一条可供借鉴的历史路径。
与此同时，近期亦有许多目光投向了日本当前的经济状况：一面是屡创新高的日本股市和逐渐升温的通胀，似乎指示日本经济正走出过去的“失落周期”；另一面则是日元汇率在今年多次向下冲击历史关口，以及消费内生动力不足等仍未缓解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经济现象，实际上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特殊变化：即日本经济的“地缘政治化”。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出口外向型且安保交由他国负责的经济体，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对其经济具有强大的外部影响力。由此，本文探究了二战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与日本经济的互动关系，旨在揭示地缘政治周期的变化如何造就日本经济的“起起伏伏”。
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大变化的当下，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探讨引起各界对地缘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关注与更深入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探索如何更好地将地缘政治变量纳入对宏观经济的分析中，这对于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二、美苏冷战周期中的日本经济
冷战时期，美苏鲜明的两极对峙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和塑造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在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地缘政治大周期中，日本凭借自身在地理位置、经济潜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优势，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苏联扩张的重要棋子。这一地缘政治位势不仅巩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并使其在经济上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巨大支持，而且获得了在安全领域“搭便车”的机遇，得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经济发展。
总体而言，受益于上述有利因素，日本经济在这一周期中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中仅次于美国的势力。而从更细致的视角来看，日本的经济增速、结构等特征还与更深层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保持了同步，例如1972年前后冷战缓和、中美和解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美关系的亲密度，进而导致其经济发展轨迹发生变化。由此，我们进一步将冷战周期中的日本经济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分析。
（一）冷战初期：日美蜜月期的经济奇迹（1955~1972年）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但冷战格局的形成和美国的战略需求为日本经济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通过接受美国的军事占领和“麦克阿瑟宪法”，以及在1951年签署《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等方式，日本正式被纳入美国同盟阵营，并在美国的扶持下专注发展，走上了经济复兴与崛起之路。
具体来看，这一阶段的地缘政治格局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为赢得与苏联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全方位角力，美国向盟友及占领区（包括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其中，日本从占领区政府救济拨款基金（GovernmentAidandReliefinOccupiedAreas，GARIOA）和占领区经济复兴基金（EconomicRehabilitationinOccupiedAreaFund，EROA）等项目中获得了大量外部资金（大多是赠款），仅从GARIOA项目中就获得17亿美元[1]。此外，美国还提供了开放市场、鼓励美国企业在日投资、转让先进技术等倾斜政策；
二是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等），为日本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日本于1952年8月加入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于1955年9月在14个成员国拒绝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的情况下被美国拉入关贸总协定；
三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更是直接加快了日本重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例如，日本在战争期间成为美军军需生产和维修的基地，美国政府的巨额采购大幅刺激了日本制造业和出口贸易。
从数据来看，1955年到1972年，日本GDP从254亿美元增长到31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3.4%，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如图1所示）；人均GDP也从1955年的254美元增加到1972年的2988美元，增长了近12倍。同期，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计算可得，日本出口贸易额从20.1亿美元增加到288.1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7.2%，远超美国（7.16%）和英国（5.1%）等发达国家[2]，并且于1965年首次出现贸易顺差。
在产业结构方面，日本也实现了从轻工业（如纺织业）为主向重化工业、机械制造业为主的转型升级。1955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净值的28.9%，197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6.1%[3]；而纺织品出口占比则从1955年的36.8%下降至1972年的11.9%[4]。
可以说，美国的战略倾斜和默许，以及日美同盟的强力安全保障，为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和战略机遇。经过战后重建和20多年的高速增长，日本于1968年超越西德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
图1日本与全球GDP增长率对比（1961~2023年）
（二）冷战中后期：美日贸易摩擦与经济转型（1972~1991年）
1972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美苏先后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和《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这标志着美苏冷战与对峙进入缓和期；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更是改变了东亚地区长期以来的战略高压。
从有利的一面看，相对缓和的全球与地区局势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当时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经济基础相对雄厚。同时为应对石油危机和能源约束，日本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电子、汽车、精密机械等）的升级。
从数据来看，日本GDP总量从1972年的3148亿美元增长到1991年的31380亿美元，扩大近10倍。人均GDP也从3053美元增长到25920美元，增幅达7.5倍。相比之下，同期美国GDP和人均GDP分别增长了4.7倍和3.6倍。而在外贸方面，1972年日本出口总额为289亿美元，1991年则猛增至275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2.1%。同期美欧主要国家出口年均增速仅为8%左右。凭借着机电、汽车、半导体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大量出口，日本贸易顺差额从1972年的40亿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782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从184亿美元激增至686亿美元。
但另一方面，上述地缘政治局势的新变化使得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并随着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的急剧增加而爆发了激烈的经济摩擦。1971年“尼克松冲击”和1972年日美纺织品谈判中等事件在事实上标志着“美国和日本之间特殊的依赖关系的终结”[5]，美国开始加强对日本经济崛起的制衡。
例如，在1976年至1989年间，美国政府频频利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日本产品进行20次“301调查”，其中绝大多数以日本让步自愿限制出口告终[6]。而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等多届政府全面打压日本出口，加剧贸易摩擦程度的同时，美国政府还接连推出“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措施，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以及通过《半导体协议》等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对日本本土制造业及出口造成冲击。如图2所示，为防止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下降，日本将部分国内工业生产转移到东亚，出口商品价格以及制成品在出口中的占比均在80年代达到高峰，为后续日本经济的“脱实向虚”埋下了隐患。
更为重要的是，日元升值后出口下降，导致日本被迫采取低利率政策，引起货币宽松，直接导致了经济泡沫的出现。由于日元升值，日本人均GDP迅速接近美国，并在1990年最终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7]。而1986~1991年间，日经225指数一度飙升至38957点的历史高位，反映了市场过度亢奋的投机情绪。
表2日本制造业相关指标变化（1960~2020年）
总结来看，由于这一阶段仍处于美苏冷战的大周期中（苏联加大对东亚渗透、朝鲜半岛局势仍不明朗等），美国依然需要维系美日双边同盟关系，其在保持技术转让和研发外包等支持的同时，也使日本在经贸谈判中拥有一定的筹码和回旋空间。由此，日本经济也得以在这一地缘周期保持了较强的增长韧性和国际竞争力。但也要看到，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从来都不会因共同的敌人——苏联而选择毫无保留，而是会灵活地根据其全球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而进行调整，甚至是“量身定做”。其一方面通过贸易摩擦使日本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日美蜜月时期，另一方面则通过加快日本金融自由化进程等举措为冷战结束后的日本经济迷失埋下巨大隐患。
三、后冷战周期中的日本经济
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受益者，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对日本的战略需要显著下降，这意味着美日同盟的性质和内涵悄然改变。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由于失去了此前地缘政治对峙期获得的外力牵引而进入“游离状态”。如图1所示，1991~2012年间，日本GDP增速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多年徘徊在0~2%之间。进一步，鉴于2012年安倍上台后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观刺激政策，使日本经济走出下行轨道，出现缓步上升的态势。因此，我们将后冷战周期中的日本经济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1991年之后长达20年的“长期低迷”以及2012年之后的温和复苏。
（一）地缘遇冷后的经济困境：日本“失去的二十年”（1991~2012年）
随着苏联于1991年解体，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出现新的考量，日本在其中的角色定位也变得相对含混。一方面，美国期望日本维护地区稳定发挥更大作用，却不愿其过度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另一方面，美国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但并不希望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美构成挑战。1996年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和1997年的新《防卫合作指针》，虽然强化了美日同盟，但也折射出美国担忧日本军事力量增强、战略自主性提高的复杂心态。
具体来看，日本经济于90年代初进入“泡沫”崩溃后的调整期。其中，土地价格于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日经平均指数于1992年3月跌破2万点，约为1989年最高点的一半。房地产和股市市场的大幅下挫导致金融体系危机，日元大幅升值也严重削弱了出口竞争力。而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摇摆，与日本自身的迷失形成了“共振”，客观上加剧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困境。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全面扶持”，美国对日本在经济领域缺乏实质性的倾斜政策，并对日本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保持警惕。
同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凭借庞大市场和低成本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对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构成全方位冲击。从二战后全球出口份额变化（图3）可以看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技术转让和产业转移等加剧了国内“去工业化”趋势，而中国、韩国等不仅逐渐挤压了日本的商品出口份额，而且还削弱了日本在半导体、电子和光伏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和东亚市场主导权。
图3亚洲主要出口型经济体的份额变化（1960~2020年）
种种内外交困，使得日本经济在后冷战时期丧失了方向感和增长动力，陷入长达二十年的低迷期。上述态势在经济数据中得以集中体现。1991~2012年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此前二十年3.8%的水平，也远不及中国的10.1%和美国的2.5%。“泡沫”破裂后，日经225指数从1991年的22983点跌至2012年的8000点以下，二十年间蒸发近80%。美国经济虽也经历互联网泡沫和次贷危机，但在其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下（量化宽松、加强与中国合作等）迅速恢复，GDP仍实现了2.2倍增长，出口增速也达6.2%。相较之下，日本在失去了地缘政治有利位势后便丧失了对国际资源的吸引力（外力牵引）。
（二）重在内部刺激的“安倍经济学”：温和但有限的复苏（2012~2017年）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重挫全球金融市场和冲击各国实体经济，而且也导致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出现由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等旨在更好协调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跨区域性治理架构陆续成立。对于日本而言，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其面对的亚太地缘政治形势也更加复杂。一边是中国、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另一边则是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开始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尽管美国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关系、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等举措，维护其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较为模糊甚至相对弱势的地缘政治地位。
2012年12月自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安倍晋三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外交和刺激举措，意图重构日本经济发展所需的内外力。对外，安倍的举措重在强化日美同盟、提升地区影响力，包括借助TPP深化与美国、东南亚等国家的经贸关系，以及拓展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基建、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等，希望以此为重振日本经济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
但意在“重返亚太”的美国由于受制于国内不同的政治声音与势力，以及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较为缓慢，并未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给予日本预期中的外部支持。后续TPP的“夭折”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和地缘位势的局限性。
从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温和复苏主要得益于对内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即“安倍经济学”。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安倍三支箭”），使日本逐步走出通缩泥淖。
2013年日本CPI同比增速出现了由负转正的变化，同比增速为0.3%，并在2014年达到2.8%，是199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在随后几年，CPI同比增速又回落至1%以下，与2%的通胀目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至2017年日本经济保持了1.3%的年均增长率[8]，虽然高于2009年至2012年的0.3%，但远不及同期中国的7.1%和美国的2.4%，也略低于欧元区1.8%的增长水平。
安倍的宽松刺激政策也导致日本汇率的快速贬值，从2012年初的1美元兑80日元左右贬至2015年的1美元兑125日元。尽管日元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出口的表现，如图5所示，日本对主要经济体的出口金额在2012至2015年期间都出现增长，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需求增长放缓、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出口的增长势头未能持续。
总体而言，由于日本的地缘政治位势并未在安倍上台后出现根本性变化，其经济有所起色更多依靠安倍对内大力度的刺激政策。
四、中美战略竞争周期中的日本经济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主要以接触策略（EngagementStrategy）为基调，其前提基础是中国处于追赶式发展阶段。经过数十年长周期的和平以及不断扩大的经贸合作，“中美关系成长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其单方面改变了对华政策基调，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显化。中美是当前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外溢影响。甚至对于许多经济体而言，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地缘政治周期开启。进一步来看，由于特朗普和拜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外交政策，因此这个地缘新周期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优先”下的日本经济（2017~2020年）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上任第一天便宣布退出日本苦心经营多年的TPP，后又陆续发起针对中国、日本和欧洲的贸易摩擦，标志着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超级全球化进程出现重大逆潮。2017年底，美国又提出印太战略，并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意图单方面构建新的区域秩序，并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对运转良好的全球经贸及科技合作秩序产生持续冲击。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美国优先”政策本质上是“无差别攻击”的单边主义，这也导致日本政府更多采取观察和接触策略，表现为日本一方面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试图说服其回归TPP以及摒弃单边主义，并配合制裁中国电信设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中国、欧洲等强化联系，包括帮助协调中美关系，参加“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与欧洲签署一系列双边经贸、科技协定等。此外，日本政府也已经明显观察到了中美间政治气候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并积极寻求自身经济战略的转型。2020年6月，自民党成立“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推进经济安保战略的构建。日本有观点认为，只要中美不发展到全面冲突，日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9]。
然而，尽管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发生较大变化，但这并未能够形成提振日本经济的外力。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仍未出现转折的情况下（包括人口、工资和消费水平等都处于下滑趋势），特朗普反而还提出了日本承担更多驻日美军维持费用、对日本出口征收新关税以及购买更多武器等一系列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经济的发展预期也造成了扰动。
从同期的经济数据来看，日本经济确实未如其预想的那样享受到地缘变局的红利，而是继续保持此前不温不火的状态。如图1所示，2017~2020年间，日本的GDP增长率不仅低于2%的目标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还呈现出不断降档的走势。与此同时，日本制造业及出口水平和结构也未出现重大变化（如图2、4所示），日本股市在这期间的涨幅不仅远不及安倍执政初期，而且出现了海外投资者连续多年净卖出的情况。
图4日本对主要经济体出口金额变化情况（2009年1月~2024年7月）
（二）拜登执政时期：加速拥抱美国阵营的日本经济（2021年至今）
与特朗普相比，作为资深外交官的拜登更加重视发展美国与盟国的双边关系。其不仅始终强调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小圈子”的重要性，而且还将印太地区作为其全球战略的核心区域而调整部署。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领导人在拜登上台后与美国的互动逐渐升温，双方的合作关系亦随之升级。
2021年4月，菅义伟作为日本首相首次访美，这也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接待外国政府首脑，自此日美开始深化经济安全合作；2022年5月，拜登选择在日本东京宣布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2023年1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同年3月和5月，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和岸田文雄在美国的施压下时隔12年重启“穿梭外交”，并于8月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谈。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日本正式成为美国新地缘政治战略尤其是印太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地缘位势显著提高。其通过积极投入美国构建的“小圈子”，意图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塑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排他性经济利益。
上述地缘政治层面的变化确实对日本经济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可以明显看到这一阶段日本经济的各项指标中出现了更多的外部因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日本股票市场时隔多年后迎来外国资金的大幅流入。2023年4月，美国股神巴菲特时隔约12年再次访问日本，公开为日本股市站台，如图5所示，海外投资者在巴菲特日本之行后疯狂涌入日本股市。据统计，2023年度海外投资者在日本股市的净买入额达到约7.7万亿日元，是2013年度以来、10年来的最高水平[10]。与此同时，日本的贸易结构也随着日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强化而变化，如图4所示，日本对美出口金额不仅在2022年底超过对华出口金额，而且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积极配合美国对华半导体制裁等，日本得到了美国与西方国家对日本半导体、军工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产业的支持。仅在2023年，日本就陆续与美国、欧盟等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推动在半导体、量子计算机等领域的共同研究，并且结束了与韩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摩擦。同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宣布与东京大学等合作开发先进的量子计算机，英国BAE系统公司和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也分别把亚洲业务中心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转移到了日本。而在美国积极重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背景下，日本半导体相关股票亦受到资金追捧，同样在巴特菲日本之行后逐渐与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拉开差距（图5右图所示）。
图5日本股市自2023年受到海外投资者追捧
然而，相较于冷战时期尤其是日美蜜月期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本轮地缘变局带来的外部牵引力，并未与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形成“共振”，表现出了外热内冷的特征。
根据刚公布的2024年7月数据，尽管日本工人实际薪资连续第二个月上升，但此前曾26个月连续下降，是1991年有可比统计以来的最长下降纪录。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KengoTanahashi甚至分析认为，2024年6月和7月的实际工资增长并非源于基本工资增长，而是由夏季奖金支撑。其还认为7~9月日本民间消费动能弱于预期的可能性在增大。此外，由于近期日本股市的波动加大，海外投资者也开始大幅抛售日股，如图6所示，2024年日本股市的海外投资者已由净买入转为净卖出。未来，随着日本央行的进一步降息以及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缩表，日本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还将面临考验。
图6海外投资者对日本股市的热情出现转折
五、结语
日本的案例说明了地缘政治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外向型经济的深刻影响。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日本的地缘政治位势与经济发展空间与美国紧密相连。美日安保关系，如同一个“鸟笼”，既为日本提供了安全便利，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经济政策的自由度。只要这一基本条件不变，日本决策者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协调，这无疑增加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
同样地，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在对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求得平衡。我们希望能够借此文开启更加深入、严谨的交叉学科研究和对话，为中国等其他国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2]由于现有文献中没有相关数据，本文基于UNCTAD公开数据，并根据CAGR年均增速公式进行了独立计算，数据
[3]滨野洁等.日本经济史：1600-2000[M].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0:203.
[4]日本经济产业省.通商白皮书:1956年版；通商白皮书:1973年版[EB/OL].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285403/www.meti.go.jp/hakusho/index.html
[9]观点摘自《归泳涛：日本与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科技战及印太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