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熊颖琪
李佳健出生于1991年4月，现任陕西省延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信息大队大队长，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负责人。
2013年，李佳健进入延安市公安局成为一名刑侦民警。2014年，恰逢警队人员调整，反诈工作需要新人接手，他主动请缨。当时的李佳健，对电信网络诈骗类案件并不熟悉，“我就想尝试一下，这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时间一晃而过，电诈形势和案件侦办，都与当年大不相同。
据李佳健描述，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已经从最初的“冒充好友熟人”“重金求子”等拙劣的手段，发展到后来刷单、贷款、冒充客服；案件的受骗对象也从单个人发展成传销式的群体受害。
不仅如此，电诈团伙作案窝点的转移也给办案造成了不小的难度。“过去，诈骗团伙多在国内选择本乡本村设置窝点，找老乡熟人结伙作案，长期以来形成了明显带有地域特点的诈骗方式。后来，随着国内打击力度加大，诈骗团伙逐步向境外转移，这就给案件侦办制造了很大的难度。”李佳健说。
2019年李佳健参与侦办的“9.17”跨境打击专案，令他至今难忘。
当年，李佳健作为延安市公安局首批派出民警，带领县局民警一同赶赴菲律宾跨境办案。面对8个窝点现场，330多名诈骗分子，“环境之恶劣、人员管理之严格、诈骗环节设计之缜密，都是我始料未及的。”李佳健回忆说。
窝点现场，房屋里只有几张长条桌和几台电风扇，桌上堆满手机和电脑。李佳健特别提到，现场还找到不少心理学、管理学书籍。“他们把人性研究得非常透彻，然后总结、复盘，不断优化自己的剧本。”电诈案件受害人收到的嘘寒问暖信息、甚至所谓生活照，其实并非“临场发挥”，而是电诈犯罪嫌疑人根据特定人群画像，提前准备的套路模板。
一次性从境外带回330多名犯罪嫌疑人，李佳健却说这算不上办案彻底的胜利。“我们花费了如此大的气力跨境抓捕，又花费了高额的成本把人员带回，但抓获的大多是诈骗集团中层级较低的‘马仔’。而金主大多依然逍遥法外。过段时间、换个地方，他们还会另起炉灶。”李佳健感慨，从这方面来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反电诈，打击只是一方面工作。十年间，李佳健和他的团队在治理和防范上也做出了不少的尝试。
十年前，李佳健的搭档只有一名辅警。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将延安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整理汇总，研究诈骗手法和发案规律，指导各县区公安机关侦查打击和防范宣传。
如今，延安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已拥有6名民警、5名辅警。“我们的队伍以‘90后’为主，有8人。还有两个‘80后’，一个‘00后’，是刑侦支队里最年轻的一支队伍。”李佳健说。
之所以有这样的人员配置，与侦办电诈案件本身的要求密不可分。李佳健介绍，反诈中心的工作相比于传统刑侦有很大的区别，特别对计算机、互联网和网络通信技术的专业知识会有更高的要求。“所以需要年轻人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摸索学习，然后迅速成长起来。”
与李佳健刚开始从事反诈工作时的团队分工相比，如今反诈中心的工作也有了更细致的划分——案件打击、预警劝阻、宣传防范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尽力在发案前、成案时以及案发后，最大程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
李佳健介绍，自反电信网络诈骗预警专号96110开通以来，他的团队设置了三名专职预警劝阻员，“平均一天的人工拨打量在120通电话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170通电话，基本是满负荷运转。”
反诈民警为了获得群众信任，也花了不少功夫。李佳健说，如今老百姓的反诈意识越来越强，甚至对反诈提醒来电也抱有怀疑态度。对此，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劝阻流程：在拨打预警电话的同时，会发送工信部12381专用预警短信；对于洗脑深、难唤醒的潜在受骗对象，还会启动“市级反诈中心-区县反诈中心-派出所”三级联动响应机制，快速将预警指令流转至受骗群众所在的辖区派出所，通过基层民警对当事人采取上门预警、当面劝阻的形式，确保“真唤醒”。
他们的反诈宣传工作也有了新突破。从深入社区、校园的宣讲到组织反诈主题的城市健康跑活动，更有与外卖配送合作的“反诈餐垫”送入千家万户。
李佳健说起一次特别的活动，“在经济欠发达的老区开展反诈宣传，总是面临经费紧张的问题。反诈中心的一位民警想出了一招。为了扩大宣传面，他在网上寻找王二妮、贺国丰等从陕北走出去的知名歌手艺术家的联系方式，通过邮箱主动联系到经纪人，表示希望他们能为家乡代言，做反诈公益宣传。最终，双方愉快地完成了一场几乎是‘零成本’的宣传活动。”
李佳健说，年轻人敢尝试、敢去做，正在为反诈工作提供越来越多的新思路。
在延安市各级反诈民警们的共同努力下，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已经见到成效——延安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在2021年出现拐点，2023年案发和损失双双下降至同期的60%左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延安全市的电诈发案下降47.7%，损失下降24.1%。
与年轻的同志相伴，研究电信网络诈骗这种新的犯罪形态，让李佳健感觉“很满足，很充实！”他说，自己团队每付出一份努力，都能让群众少一份损失，“能得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认可，是赋予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与此同时，我在其中也得到了成长，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