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消费占GDP比重偏低，在以基建、房地产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但现在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困惑：我们为什么不发钱？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就曾呼吁全民发钱，但在8月份，这位经济学家又表示，“我们认为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不应该成为如今的基本选项。若要“发钱”，应该针对特定人群，主要是鼓励生育和为社会弱势人群提供基本的社保和医保，这种补贴能兼顾拉动消费，促进公平和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更早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5月份也发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耐人寻味。克鲁格曼说：“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消费需求。但似乎他们并不愿意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他们执着的仍然专注于大量生产而非消费。”
克鲁格曼进一步发出拷问：“我非常想让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的原因，是因为地缘局势？还是因为担心人们会因此变得懒惰？无论拒绝给居民发钱或者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背后的策略逻辑是什么，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来看，经济萧条的原因往往是有效需求不足，可以从投资、出口和消费者三驾马车入手，来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这是诺尔贝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灵魂拷问。
在过去，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都是投资和出口两个方面入手，而在出口陷入欧美所谓的“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贸易关税壁垒越来越高，克鲁格曼则从美国经验出发，发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刺激消费？
按照他的建议，我们可以分为两个路径来看待这一点。第一是国民财富分配中将部分属于企业的收入转移到居民，这可以解决家庭收入不足的问题。
第二，则是直接给人们发钱。
不管采用哪种办法，都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从而刺激家庭消费的快速增长，拉动我国经济走出泥潭，快速步入复苏。
作为贸易理论家，克鲁格曼早在2008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奖委员会授给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
而克鲁格曼职业生涯中最负盛名的一次预测，就是精准验证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人们还沉浸在亚洲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时，克鲁格曼就指出，亚洲奇迹不过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作为研究贸易理论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一样，都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戏剧性的是，耶伦在访华的时候，也曾建议我国应该把更多收入向家庭倾斜，从而拉动消费的增长，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然靠投资和出口去拉动经济增长。
在我看来，克鲁格曼的建议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很多人说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是按照美国的经济经验来预测给建议的，并不适用于我国。
但这样的想法其实缺乏缜密的逻辑推演。
试问，如果物理、天文都全球通用的话，那么经济学原理，又何尝不是全球通用的？
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在我看来经济学原理都是通用的；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来看，经济萧条的原因往往是有效需求不足。
而今天，我们的需求不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问题，随着房地产的不断下行，过去占大头的家庭资产中都是房子，大量的家庭财富开始缩水，叠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偏低，共同导致了今天国内的消费复苏疲软。
而这往往是经济萧条的前提条件。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当所有人开始不消费或降低消费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供给就会越来越过剩，企业的利润营收下滑，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失业潮蔓延，最终酿成更大范围内的危机。
美国工人买不起自己生产的美国汽车，这是美国大萧条的本质原因。
而这一点，事实上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
过去，我们还可以依靠出口和投资来解决增长的问题。
但眼下，民企投资增速直接来到了零，仅仅只有国企还维持在较高的投资增速，但国企的投资如果是从纯市场的经济效益来看，似乎也很难有较高的投入回报率。
反过来，由于国企投资不是以纯盈利为考量的，大规模的国企投资，可能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负债的沉余。
眼下，民营企业投资增速为零，外企投资直接变为负增长，仅凭国企投资，显然难以扛起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大旗。
至于出口，也面临着来自欧美越来越多的阻力。
眼下来看，留给我们近乎唯一的路径，就只剩下了刺激消费增长，但收入偏低、没有信心，是影响消费的两大重要因素。
克鲁格曼的疑问确实切中了要害，尤其是在经济学的框架下，他的建议是非常合理的。
但老话说的好，经济学家可能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
我国之所以长期以来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而非直接刺激消费，这背后也有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作为“世界工厂”的不可替代优势，也是希望维系下去的；因此，投资和出口可以增强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并维持庞大的就业市场，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
直接给人们发钱，虽然能够刺激消费的正增长和良性循环，但可能导致通胀压力增加，且对结构性问题没有根本的改变。
其次，我国几十年形成的经济结构下，从来都是重投资、重增长、轻消费的，因此这几十年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也非常可怕，转移企业收入直接发钱给居民，虽然能够拉动消费，但可能也会削弱企业的投资能力，进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长的动力。
除此之外，还有最后一个担忧，那就是我们可能会因为高工资而陷入欧美福利主义的陷阱，尽管这是一个伪命题，但很多人对此其实乐此不疲，就因为他们担心太高的收入可能会助长“懒汉”。
我们的选择没有错，克鲁格曼的建议也没有错，其实仅仅只是对事物的优先级看法不同罢了。
传统上，我们的优先级显然是产业在全球化中的优势、然后才是企业，最后才是家庭收入，而克鲁格曼受益于传统凯恩斯理论的熏陶，因此更强调扩大中产，也就是家庭收入去自下而上改变整体经济模式的发展。
这只能说是优先级的不同，本质上没有对错之分。
而我们的优先级，最大的麻烦或者说阻力，就是来自欧美的贸易关税壁垒，这会削弱过去我们对制造业的投资乃至对欧美的出口，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比芯片更厉害的“卡脖子”。
在欧美关税的围追堵截之下，当投资和出口的阻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最终可能也只能选择刺激消费，把更多资源转移到家庭收入上去。
答案已经跃然纸上了，因为消费还在持续性低迷，如果再不出手，届时已经固化的消费降级习惯，解决起来会更棘手。
上海，我国的金融中心，一线城市，今年6月份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滑9.4%；7月同比下滑6.1%，而7月还是传统的暑假旅游旺季。
外企过去也是拉动我国外贸出口的关键力量，今年上半年，上海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01.94美元，同比也下降了20.2%。
如果连上海这样的城市消费都开始撑不住的时候，连上海这样的对外开放中心外资都开始下跌20%的时候，那么我们增加家庭收入，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也许就是最后的手段。
眼下来看，增长放缓的阻力还在加强，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我国的资产负债表也还在进一步衰退，这也值得我们警惕。
地方债43万亿、城投债60万亿，合计就是103万亿的债务，每年仅仅是这些债务的利息就高达2.57万亿，2.57万亿的债务利息意味着什么？
这差不多是我国去年投入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一，而这还仅仅只是债务的利息，很多城市不仅本金付不起，利息也付不起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大规模的债务，未来要如何偿还呢？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加强的当下，消费不足，就意味着收入不足，收入不足就意味着税收下滑，这是一个逻辑紧密的传导链条。
错失这一波增长的周期，未来等待我们的，可能是更严峻的现实。
面对地方债务，能做的就只有三点，要么向上伸手、要么向下伸手、要么继续加杠杆借债。
如今借债这条路越来越难，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今年非税收入的增加，虽然全国来看，非税收入只有11%左右的增幅，但一些个别城市的非税收入甚至增加了30%以上，而这，就是向下伸手。
随着增长的基本盘越来越大，经济再想维持高速增长，当然很难很难，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眼下留给我们放缓、喘息的时机，并不多。
经济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前进开始变得困难，那么后退反而太容易，太容易，成本高，后果多，代价自然也大。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