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不仅仅可以给人们物质生活上的提升，还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债务。
今年夏天，新的增税措施在非洲地区肯尼亚引发了持续数周的骚乱，这倒逼肯尼亚总统改变其策略，放弃了最初自己提出的方案，并改组内阁。
但在居高不下的债务面前，除了增税之外，并无他路。
8月中旬，肯尼亚再次改变态度，新任命的财政部长宣布，将重新推出之前放弃的增税措施。
肯尼亚如今正试图拼命增加收入，以偿还数十亿美元的公共债务，避免债务违约出现。
但这不仅仅是肯尼亚面临的困境，许多非洲国家都面临类似情况，过度举债之下，现在到了该偿还的时刻。
截止去年底，非洲大陆的外债总额已经超过1.1万亿美元。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说法，其中有20多个国家存在过度举债或面临高债务风险的情况，更有高达9亿人生活在利息支出高于医疗保健或教育支出的国家。
当一个经济体过度举债，看起来短期内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边际效益递减，过度举债带来的实际效益偏低，那么巨额债务带来的利息，可能会压垮民生。
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巨额债务一直都是普遍问题。
举债发展也被称为高杠杆，按照今天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的本质，也是靠债务增长撬动的，但当债务和经济增长无法平衡的时候，经济就会面临失调的风险。
这是非洲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债务危机，因为债务数额巨大，外国债权人数量和类型都在大幅增加。
由于债务压力庞大，非洲得天独厚的人口优势可能还无法被发挥利用。此刻国家更优先的事项是把资金用于还债，因此投资和就业机会还会减少，进一步导致非洲人吃饭、住房和受教育的补助资金也会减少。
由此形成负面循环。
在外债高达400亿美元的尼日利亚，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大范围的饥荒已经导致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发生，在该国2.2亿人口中，有40%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但由于巨额的债务压力，尼日利亚不得不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支付公共债务的利息。
是的，哪怕是尼日利亚三分之一的税收，却也仅仅只是覆盖债务的利息，至于偿还本金，更是遥遥无期。
当一个人面临巨额债务的时候，尤其是当他的收入甚至只能用于偿还利息的时候，人就会变得消极、保守，终日被债务所困扰，对一个国家而言，亦是如此。
当债务越来越高，国家把一部分收入全部用于偿还债务的利息，那么对应的，能够用于民生和创造就业岗位的资金就会相应减少，由此又会导致该国经济一蹶不振，形成恶性循环。
对个体而言，庞大的公共债务成本还会均匀地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
乌干达欠了120亿美元的外债，今年7月份，乌干达爆发针对腐败的抗议，在外债总额高达350亿美元的肯尼亚，许多人也表示，准备再次游行。
在许多非洲国家，积累的庞大公共债务，已经导致这些人过去十年的人均收入为零增长，考虑到债务危机导致的许多本国货币贬值和通胀，这些人的收入实际购买力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十年收入零增长，甚至是倒退，在非洲，这里的人不是“失去30年”而是倒退十年。
倒退是比失去更可怕的存在。
而非洲国家的欠款，有许多都是从我们这里借的。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贷款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兄弟提供了道路、港口、桥梁、机场、发电厂、电信网络和铁路融资贷款。
相比西方贷款机构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严苛贷款条件，我国的贷款更为宽松，也为非洲当地注入了经济强心针，但奈何当地独特的文化和背景，这也导致天量的贷款，却并没有为非洲带去经济，反倒成了压垮他们的沉重债务。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我国目前在肯尼亚、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双边借款中分别占到73%、83%和72%。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的报告发现，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非洲五分之一的基础设施是由我国资助的，三分之一的项目由我国公司承建。
其中一些项目，例如肯尼亚内罗毕和蒙巴萨之间的铁路，由于当地的贪污已经出现了问题，而非洲国家的独特文化和背景，也让他们借债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很难带来足够的收入，以抵消他们的债务成本。
非洲经济状况和贷款偿还前景的恶化，也让我们作为贷款发放方，面临风险。
赞比亚在2020年债务违约后，花了近四年时间才达成贷款重组协议，随着私人债券持有人和债权人数量的大幅增加，也让解决非洲债务危机的努力进一步变得复杂。
过度举债发展，不考虑市场效益，是没有未来的。
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鼓励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接受华尔街的私人贷款；当时这些贷款利率极低，投资者在寻找收益更高的项目，发展中国家则希望能够利用一个新的巨大资金来源。
双方一拍即合，但随后借贷方越借越多，而寻求巨大收益的债权人也放贷越来越多，本身互惠互利的一件事，结果变成了两边的噩梦。
当美元利率突然上升的时候，非洲各国被迫以高成本获得新的贷款，以偿还它们以前借的钱。
以贷养贷，不仅仅是个人会做的事情，对一个经济体而言，这么做也是家常便饭。
而更高的利率，也让借贷国陷入灾难。
肯尼亚为偿还今年6月到期的20亿美元国际债券，为此支付了超过10%的利息。
非洲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地区，尽管巨额债务贷款为当地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设施，但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和经济创新的配套支持，这也导致非洲国家在手握大量资金后，却没能够实现应有的经济效益。
产出崩溃、就业枯竭、通货膨胀和贫困加剧，加上更高的公共债务，这些负债已经超出承受能力的国家，最终将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痛苦。
在破产和负债边缘的不仅仅有国家，还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面临债务违约，又急需新的投资借贷以刺激经济，但在新的借贷到来后，又可能被迫用于偿还以前的债务，非洲国家陷入“债务难题”。
根据波士顿大学的独立研究，2023年我国对非洲的年度贷款金额为46.1亿美元，这是自2016年以来首度按年计算上升。
非洲在2012年至2108年间，每年都会从我国获得超过百亿美元的贷款，这样的高水平在2016年达到284亿美元的峰值后开始下降。
去年我国对非洲的46.1亿美元贷款，是2022年的三倍左右。
这些贷款的本意是帮助非洲发展，建设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增长，但由于非洲自身的问题和局限性，它们反而陷入了债务危机。
波士顿大学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23年时间里，我国一共提供了总计1822.8亿美元的贷款给非洲49个国家和七个区域机构，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向能源、交通和信息通信技术部门。
如今，非洲深陷过度举债发展的窘境之中，这几乎都是非洲自身的决策失误导致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体要想增长发展，必要的借贷当然是应该的，但借来的钱到底应该用在什么上面，这其中又该如何杜绝权利寻租现象。
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非洲地区获得再多的贷款和援助，可能都无济于事。
一个过度举债发展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end.
